江苏沿海开发的产业发展策略探讨

江苏沿海开发要依赖于沿海地区的产业发展。文章根据江苏沿海地区的具体情况,详细研究了三大产业各自己的发展策略,使之早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江苏沿海地区服务业发展的战略思考

世界产业已经呈现服务化的趋势,高起点发展服务型经济是江苏沿海地区发展的关键,必须坚持新型工业化为第一方略。坚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并举,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互动并进,打破江苏沿海地区的行政壁垒,整合区域资源优势,抢占服务业发展的制高点,使其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引擎。     

江苏核电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

核电产业从设计、材料、设备加工到安装、调试、运营管理,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涉及到很多高新技术企业。2009年江苏省政府发布《江苏省新能源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抓住国家大力发展核电的机遇,积极开展有关装备技术攻关,形成产业体系和制造能力。之后,国务院正式批准和通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地区将以核电产业促建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基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江苏沿海开发研究

江苏沿海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区域,其发展水平关系着整个江苏省、东部沿海乃至东北亚的经济发展水平.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该地区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关键时期,区位优势开始显现,产业基础明显改善,产业结构高度化趋势明显;产业规模扩张迅速,经济实力逐步提高;产业布局"双转移",资源优势日益显现;产业政策开始向沿海地区倾斜,"多管齐下"推动江苏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当然,江苏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资本、技术、产业集聚能力等方面的现实困难,必须高起点规划,创新开发模式;以先进制造业为重点,形成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新能源和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突破沿海开发的投融资瓶颈,创新投融资模式与机制;加强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有机配合,不断提高江苏沿海地区开发开放的水平和层次,实现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上海经济振兴对江苏产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分析

为了振兴上海经济,提升上海作为新兴国际都市圈的功能与带动作用,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三项战略性政策举措。上海的区域经济振兴政策,不仅完善了长三角地区的产业投资环境,也为长三角城市群之间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江苏产业发展应当以沿海地区新兴产业的振兴为切入点,突破传统的产业合作与经济增长模式,与上海产业发展形成良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在江苏与上海产业整合过程中实现"政策普惠",在寻求江苏经济振兴的同时实现长三角经济合作的共赢。     

国际、国内产业转移与江苏沿海经济发展

本文指出产业转移的两种类型及概念,回顾了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状况,具体分析江苏沿海地区在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承接产业转移所具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最后提出该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方面的策略建议。     

全球竞争背景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布局的战略思路——基于浙粤苏鲁四省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沿海地区作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同样背景下,一些以外源性资本为主导的地区如广东、江苏和一些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地区如山东,却表现出比内源性资本为主导的地区如浙江更好的发展态势。本文从浙江与广东、江苏、山东等省份发展差距比较入手,分析内源性资本主导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并结合该类型区域特点,研究提出在全球竞争背景下,如何有效整合资源,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合理区域产业布局的思路建议,以期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布局提供借鉴。     

抓住韩国产业转移机遇加快江苏沿海开发

“十一五”期间,江苏将加快沿海产业带建设。近年来,韩国资本和产业正在向中国加速转移,成为江苏沿海开发的重要机遇。江苏沿海地区应充分发挥与韩国隔海相望的区位优势,把对韩开放作为重要方略,积极构建对韩开放前沿和引进韩资高地,在扩大开放中加快沿海开发。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江苏沿海开发战略相关问题的研究

随着江苏沿海开发国家战略的逐步实施,沿海各地都在抢抓机遇,竞相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然而,当前的沿海地区开发也面临着宏观政策难以落实、区域协作不到位、产业层次不高、城市配套功能建设滞后,缺乏资金、人才等问题。本文通过对江苏沿海开发战略实施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讨破解这些难题,进一步加快推动江苏沿海地区快速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我国区域间产业关联与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基本数据首先测算了我国8大区域之间的产业关联效应。然后,采用MillerRound模型测算了我国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溢出效应总体上比较弱;沿海内部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程度相对较高;中部区域与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都较紧密,获得的溢出效应最大;西部地区内部区域间经济联系弱,对沿海地区产品依赖大;东北区域则相对封闭,外溢和受益效应都很小。     

辽宁沿海产业带锦州湾临港产业集群构建研究

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锦州湾发展临港产业具备良好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锦州湾临港产业集群包括以锦州港、葫芦岛港为中心的港口群及周边物流业、工业园区和为港口经济服务的现代服务业体系,锦州湾的临港产业集群得到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政策支持并已粗具规模,但仍存在着发展不完善的地方。通过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为锦州湾临港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型工业体系,发展循环经济,规划产业布局,拓展产业链条,加大招商引资,发展锦州湾临港产业集群,提升辽宁沿海产业带竞争力。     

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中郴州物流发展战略选择

郴州市作为湘、粤、赣省际中心城市,政策、区域、交通、资源优势为其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产业转移与物流业的发展关联度非常大,物流作为制造业产业链中关键的一环,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郴州是否能成功承接沿海制造业的转移。但目前郴州承接沿海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着物流服务能力不强、运作成本较高等问题,因此郴州应通过完善物流发展规划、推动物流业优化升级、加大第三方物流企业发展力度等手段着力发展物流产业,更好地承接沿海产业转移。     

我国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从近几年中国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看,服务业发展缓慢是造成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工业发展中表现出明显的重工业化特征并向高加工度方向发展,服务业和工业内部结构也不合理,技术创新能力薄弱严重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当前应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发挥市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基础作用,通过自主创新解决产业发展和升级中的技术供给,促进我国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专业化产业区区域产业品牌发展研究

区域产业品牌是专业化产业区专业化产业发展的结果,是由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形成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专业化产业区域品牌具有资源整合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品牌搭载效应、关联产业带动效应、价值信息传递效应。     

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机制与模式研究

本文以产业集聚理论为指导,结合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特性,通过对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的概念、内涵的探讨,分析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的原因、形成机制和模式,提出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应以大遗址为依托和吸引,跳出遗址保护遗址,通过大遗址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其他关联产业的发展和反馈,实现对大遗址的保护传承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产业集群的创新、合作竞争和区域品牌效应分析

产业集群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其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能够产生创新效应;有利于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加强集群内企业间的有效合作;有利于形成“区域品牌”,保持产业集群区位的持续发展。     

动态外部性、外国直接投资与地区产业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29个省25个产业面板数据研究了动态外部性、外国直接投资与地区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全国样本内,专业化水平与地区产业增长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竞争程度与地区产业增长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多样化水平与地区产业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非线性关系,当多样化程度较低时,多样化不利于产业增长,而当多样化水平较高时,多样化则会促进产业增长、外国直接投资对地区产业增长存在着显著促进作用;在分地区分产业分析中,外国直接投资对地区产业增长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的相对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的地理区位。     

FDI对江苏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

FDI对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期。通过对江苏省FDI分布滞后模型分析得知,FDI对第一产业的影响有很小的负效应;对第二产业的影响存在着负效应;对第三产业GDP占比存在正相关,且存在较长的滞后期。为更好地利用外资促进江苏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应积极引导FDI流向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尤其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要鼓励外商增加对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发展研究

近年来,合作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领域。数字经济产业聚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正在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根据数字经济产业范围的界定,运用空间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围绕“一带一路”沿线67个主要国家和地区所构成的8个区域,以各区域的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出口额和高科技出口额作为数字经济产业观测变量,从区域不平衡状况、区域空间相关性和局部分布特征三个维度,应用泰尔指数法和空间相关性检验分析沿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程度以及总体和局部区域的聚集特征。结果显示,沿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长期极不平衡,且总体处于低聚集状态,而局部不同区域间的聚集程度差异较大。通过格兰杰检验和相关性分析进一步发现,沿线数字经济产业聚集程度的变化与沿线区域经济密度、区域人均GDP的增长之间存在“引致变化”关系,虽然这种变化关系总体呈正相关,但局部不同区域的相关性差异较大,表明“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目前已呈现出聚集发展趋势,但由于总体聚集程度较低,对沿线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不足。运用经典的OLS模型和空间SAR、SEM模型,对沿线各区域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计量分析发现,网络外部性对沿线数字经济产业聚集的影响并不显著,“本地市场效应”外部性仅对沿线信息通信产业聚集影响显著,而制约“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呈显著负效应的马歇尔外部性、雅各布斯外部性和自然禀赋外部性。“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国家应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建设跨区域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区,构建高科技产业生态圈,提升国民“数字素养”。我国在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势下,应重视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对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国际大循环带来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发挥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对沿线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把区域数字经济产业的不平衡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让“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方共同获利。     

常州市产业结构的演变路径及展望

建国后,常州市产业结构的演变路径分为三个阶段:工业体系的构建及工业基础的奠定阶段、工业化道路的积极探索阶段、产业结构的持续调整阶段。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经历了重点发展纺、轻、电和加工业及机电工业;提高轻纺、装备制造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三个阶段。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与产业政策发展趋势,常州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愿景,即重点发展新能源和环保、创意产业,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偏重培养中小企业和民营科技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加强区域品牌建设,打造"绿色产品制造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