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的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

自1994年中国成功的进行了税收、财政和外汇改革以来,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改革成为直到目前为止和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改革的主要议题,而公司治理的改革是这两顶改革的关键.我们注意到我国经济学者在公司治理方面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是有缺陷的.这主要表现在,已有的研究把公司治理与公司治理结构等同,用后者的内涵对前者进行了界定;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还局限于西方国家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忽视了对外部治理的研究.也就是比较多的关注股东和董事会之间的信托责任,以及董事会和执行经理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并集中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内研究控制权如何配置以最大程度的解决代理人问题,对公司的外部治理极其治理机制很少明确的提出和研究,并无意当中把内外部治理的关系割裂开来考察①.     

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尚需完善

近两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取得了不少成绩和成功经验,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难以完善,导致实践中不少企业出现权力失控,行为失范,领导人犯罪等问题。我们应结合实践,对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进行认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     

浅议构造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正>公司制企业是以资本集合为基础,产权关系十分明晰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其产权构成的多元化,决定了不能再像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那样由出资者直接进行管理,而是由一个法人治理结构来统治和管理。改革实践证明,能否选择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不仅直接影响着深圳特区国有企业未来的增长和发展,而且也决定着深圳特区国有企业改革的成与败。因此,把特区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与创新的讨论摆在重要位置上,一直是特区国有企业改革的迫切要求。     

公司型基金治理机制的理论发展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司型基金的规模在全世界得到了飞速发展。基金的巨大规模必然导致投资者高度分散化，使得基金资产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很难在投资者身上得到统一，这直接导致了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的问题。如何使基金以最小的成本来获得对应的投资收益，或者说在一定的成本下得到最高的投资回报，这就成了公司型基金的核心——治理机制（Governance Mechanism）的问题。     

论公司治理结构——以浙江巨化股份为例

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公司受股东委托由董事会代理管理,随着两权分离和法人产权的出现,典型的公司制企业中所有权、法人产权、经营权之间,就会产生权力分割与分配,形成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而公司治理结构是决定了公司的一系列财务问题.本文将以浙江巨化股份为例,具体分析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和运用.     

完善国有独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我国国有独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国有独资公司法人结构中，目前其内部机构的组成、职权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制衡关系，主要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来规范。但在实践中难以摆脱法人治理结构的传统理念的不利影响，暴露了法律适用中存在的不足。     

论国有企业治理文化及其治理结构效应

企业治理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的治理文化会对企业治理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在分析企业治理文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国有企业治理文化及其治理结构效应,说明了加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治理文化建设。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Bond Liquidity

Using a unique dataset of corporate bond trading inform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valuation scor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bond market liquidity in Korea. In particular, this study explores whether corporat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f a company influences liquidity of bonds issued by the company. The paper reports three important findings. First, the issue size and age of bond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bond liquidity. Second, liquidity of corporate bonds is influenced by changes in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Third, and most importantly, better corporate governance increases liquidity of corporate bonds. This result suggests that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bond liquidity, as it lowers transaction costs by improving transparency and reducing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by providing new evidence that corporat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liquidity in corporate bond markets.     

日本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内部控制是企业治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新的经济环境冲击下,涉及内部控制的日本企业的组织管理架构以及一些旧的公司制度和惯习已经束缚了企业的持续发展。日本在解决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上,注重从法律的建设入手,并以此为手段带动实体经济改革。从当前内部控制改革的动向看,虽然相关的一些上市企业能按法律要求去实施,但在新制度的效果上许多企业尚存在质疑。由商法的修改带动的公司内部控制问题及其改善成为日本近年企业治理的焦点问题。     

“共同治理”的公司治理模式

传统企业理论认为公司控制权属于公司的所有者,即股东所有,公司治理奉行股东至上。新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股东只是公司相关利益者中的一员,公司治理不能只考虑所有者,而应该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本文揭示了共同治理模式的重要意义,并以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为例,部分地从财务角度对此作了详细分析。     

公司治理与稳健性会计信息——一个互动框架

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首先,稳健的会计信息可以缓解契约中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降低代理成本,因此被视为一项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同时,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对会计信息稳健性也具有重要影响。     

微观治理、地区环境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

本文讨论了区域环境影响下的企业微观层面的治理对控股股东侵占行为的制约作用。研究发现：企业微观层面的治理和区域环境都能够制约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但是企业微观治理的制约效应在环境较差的地区显著变弱。本文的建议是,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中小投资者,必须首先完善上市公司面临的环境。     

日本企业伦理与治理结构的协同演进与创新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企业开始采用内部控制型治理结构。之所以形成这种治理结构的根源在于日本企业的伦理属性决定了其企业的发展模式。从董事会治理伦理、股东治理伦理以及主银行治理伦理三个角度都可以体现出日本企业独特的治理特点。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日本企业的治理结构和伦理观念在协同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两者的逻辑关系决定了日本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和发展方向。     

产品市场势力、公司治理与股票价格信息含量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方法,根据2001至2009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数据计算了产品市场势力与股票价格信息含量。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产品市场势力、公司治理与股票价格信息含量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产品市场势力与合理的公司治理安排能够提高股票价格信息含量。但是在提高股票价格信息含量方面,产品市场势力与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表现出了一定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另外,产品市场的改革应当顾及资本市场的发展。     

交叉持股的变化与日本公司治理改革

交叉持股是战后日本企业规避国内外敌对接管收购的防御性安排。作为日本公司治理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主银行融资监控主导地位、企业内部经营阶层和雇员长期雇佣体制、经营决策侧重长期目标的基础。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银行陷入坏帐危机,企业经营出现困境,这些都暴露出日式公司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拆除以银行为核心的交叉持股的关系资本结构成为日本公司治理改革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