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连片特困地区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如何精准识别连片特困地区绝对贫困农户和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状况,是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条件。本文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秦巴山区为例,基于陕西、甘肃和四川3省1316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收入贫困及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劳动力流动比例每提升1单位,农户家庭陷入收入贫困的概率显著降低23.2%,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显著增加8.4%,表明劳动力流动会显著缓解农户收入贫困,但也会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2)在控制变量中,户主年龄、人口规模和户主婚姻对农户收入贫困有显著影响;户主婚姻、人口规模、抚养负担和医疗条件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影响。建议重点改善秦巴山区农户人居生活环境,提高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减缓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     

农户多维贫困程度与特征分析——基于山西农村贫困监测数据

运用UNDP关于M P I计算方法,使用2009年山西省农村贫困监测数据,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算与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6.1%的农户处于多维贫困中,教育维度贫困率17.8%,健康维度贫困率16.2%,生活水平维度贫困主要表现在生活燃料、住房、饮用水方面;多维贫困发生率与收入贫困发生率存在相关关系;不同区域农户多维贫困存在较大维度与程度差异。     

中国农村的贫困特征与动态转换: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对比分析

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脱贫攻坚战须精准识别贫困人口。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农户数据,从收入和多维角度对比分析了我国农村2012—2016年的贫困程度和动态转换。研究发现,2014年我国农户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重合度仅为18%,收入贫困概念遗漏了76%的多维贫困户,多维贫困概念遗漏了64%的收入贫困户。相对而言,低教育程度户主家庭和中西部家庭更易同时陷入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从动态转换看,这两种贫困测量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偏差,2012—2014年收入脱贫户中仅16%的农户同时实现了多维脱贫,2014—2016年也仅为18%,但是,处于深度多维贫困状态的农户比例几乎没有下降。基于上述测算结果,本文主张结合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评价指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同时要高度关注深度贫困人群和新增贫困人群,使得这些贫困家庭在收入、教育、健康、卫生等多方面实现脱贫。     

重点国有林区多维贫困的测度

基于2013年重点国有林区民生监测项目的调研数据,运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从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共8个指标对重点国有林区的多维贫困进行测量,并对指标和地区进行分解。测量结果表明:重点国有林区有35.7%的职工住户家庭存在至少3个指标的贫困。指数分解结果表明:卫生设施、饮用水和生活燃料3个指标对重点国有林区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最大;四大国有森工林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多维贫困,其中内蒙古森工林区的多维贫困状况最为严重。研究认为,应从多个维度改善重点国有林区的贫困状况,加大对教育、健康、卫生设施、住房等多方面的扶贫力度。     

2020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国际经验与政策取向

2020年后,中国扶贫工作将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转变。本文首先回顾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标准的相关文献,基于可行能力理论从"贫"和"困"的视角构建了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概念框架,然后在对基本需要法和能力方法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典型国家的国别经验研究,提出了中国2020年后多维相对贫困标准的政策取向。本文认为,2020年后中国应采用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没有必要与OECD国家相对贫困标准接轨。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既要包括反映"贫"的经济维度,也要包括反映"困"的社会发展维度,还要包括生态环境维度:在经济维度,需要考虑收入和就业两个方面;在社会发展维度,需要考虑教育、健康、社会保障、信息获得等方面;而新发展理念以及生态补偿脱贫实践经验要求把生态环境纳入多维贫困框架中。     

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反贫困对策研究——基于湖北省恩施市的农户调研数据

本文利用恩施市农户调查数据,基于多维贫困理论,采用Alkire和Foster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分析了恩施市农户的多维贫困情况。测算发现,被调查的乡镇农户家庭虽然平均收入水平较高,但相对贫困问题较为突出;教育贫困、健康贫困对贫困指数影响最大,教育问题和健康问题最严重;其次是饮用水贫困和卫生设施贫困;最后是收入贫困。     

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分析

[目的]考察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程度和特征,为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方法]基于能力贫困理论构建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利用AF法,基于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农户生计调研数据测度汉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多维贫困的程度,利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研究各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特征,剖析其产生原因。[结果]连片特困地区各主要民族都面临着多维贫困问题,且非收入贫困比收入贫困严重;与汉族相比,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多维贫困覆盖率高,贫困程度严重;从各维度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来看,汉族的教育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收入、教育和健康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较大。[结论]收入低下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是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摆脱多维贫困的重要障碍,新时期反贫困工作应充分考虑各主要民族贫困的差异性和多维性特征,尤其要重视从人力资本方面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西部山区农户多维贫困测量——基于陕西安康市1404份问卷的调查

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想有针对性地帮助穷人、增进扶贫政策的效果,必须从多个角度对西部山区农户的贫困状况进行评估和测量。本文借鉴Alkire和Foster开发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利用西安交通大学课题组2011年安康农村入户调查数据,进行安康农户家庭的多维贫困测量。本文多维贫困指数包括教育、健康、生活质量三个方面。根据调研的相关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出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给出本文的对策建议。     

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来自陕西省延安市513个退耕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研究生态脆弱区多维贫困的产生原因及影响机理,对农村地区减贫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区为例,对农户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和识别,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和Probit、T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对贫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区农户贫困发生率较高,37. 82%的农户陷入多维贫困,25. 93%的农户收入维度贫困;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均对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识别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声望对多维贫困识别影响显著,但对多维贫困指数影响不显著;总社会资本量能显著抑制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概率和减轻贫困程度。此外,家庭成员是否居住在一起对农户多维贫困产生负向影响,相对于男性为户主的家庭,女性户主家庭更易产生贫困缺失。     

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自然保护区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目的]试图从微观层面农户参与视角分析保护区建立对多维贫困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类似地区改进扶贫政策、创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提供实证支撑。[方法]文章以云南省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为例,基于2019年收集的364份有效问卷,构建“农户参与—生计策略—家庭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二项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1）受访农户贫困发生率超过75%,非参与农户贫困发生率比参与农户高约29%。（2）收入偏低、脆弱性大,信息闭塞,难以获得金融支持是关键致贫因素。（3）农户参与湿地保护显著利于多维减贫,并对收入、生活质量、就业及发展单维度减贫具有显著影响。（4）生计策略多样化和非农化对减贫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24.48%和17.26%。[结论]建议提供多样化生计模式,对参与和非参与农户精准施策,完善保障机制,提高生计能力。     

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在农村劳动力流失与老龄化的背景下,摸清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的多维贫困状况,找到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的有效路径,为更好地开展精准扶贫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方法]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共计2086份有效样本数据,运用AF方法从健康、经济状况、生活标准和社会参与4个维度来测量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SPSS 17.0进行二元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研究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健康、生活标准、社会参与对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高,其中健康维度中的慢性病指标影响最大,而经济状况方面的剥夺程度最低。在地区差异上,中部地区在健康和生活标准方面存在较深的剥夺,西部地区则在经济状况和社会参与方面存在较深的剥夺。拥有在世子女、社会支持和村委会关心对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具有正向缓解作用,但是具有孤独感、在世子女数量越多或者对子女关系不满意的农村空巢老人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更高。[结论]为缓解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在关注其收入贫困之外,一方面要重视改善其生活保障机制和人居环境,另一方面,更要增强人文关怀和提升老人社会参与感。     

基于生活水平维度的县级贫困度量研究——以武陵片区北部为例

提高贫困人口瞄准和识别的准确度是农村扶贫开发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近年来从多个角度进行多维贫困的精准度量与分析成为国内外扶贫领域的研究热点。该研究以Sen的能力方法理论为基础,以Alkire和Foster的多维贫困指数(MPI)测算指标体系为参考,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建立了生活水平维度贫困指标体系,利用武陵片北部11个县的贫困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基于"A-F"双临界值法的县级贫困人口量算,并通过"维度加总-分解"算法进行了空间分异分析。结果显示:生活水平维度中通电与资产指标对研究区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影响最小,燃料类型指标影响最大;11个县贫困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巴东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秭归县建始县来凤县恩施市鹤峰县利川市丰都县咸丰县黔江区;依据房屋结构、燃料类型、饮水情况3个指标可将11个县分为甲乙丙3种类型,不同类型县的主要致贫因素不同,当地政府应根据各县具体情况采取差异化扶贫政策。     

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创新与策略深化

我国贫困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人力充沛,全国一半以上贫困乡村都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旅游扶贫是行之有效的科学路径。文章总结了旅游扶贫具有贫困人口参与面广、扶贫效果快、返贫率低、防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突出优势和特点,并根据党中央"三位一体"扶贫格局,在梳理各地扶贫经验和模式的基础上,阐述了旅游扶贫是贫困乡村产业化扶贫的最佳路径和中坚力量,提出了乡村旅游扶贫要强化战略引导,创新机制体制,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带动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该文还重点分析了重庆市乡村旅游扶贫的"旅游+片区开发、旅游+N(农业、文体、商贸等)"模式,认为重庆市实施政府主导、政策引领,因地制宜、多元发展,整合资源、立体扶贫,创新机制、多样带动的乡村旅游扶贫成功经验值得推广、学习和借鉴。     

精准扶贫背景下扶贫资产管理的实践与机制创新

[目的]脱贫攻坚战略实施以来,各地区形成和沉淀了大量的农业、产业扶贫项目资产,而扶贫资产管理作为持续发挥项目效益、巩固脱贫质量的重要抓手,试点地区实践情况亟待加以梳理与分析。[方法]文章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以流程化管理理论为切入点,探讨了扶贫资产内涵及部分试点地区实施现状,在解析问题的基础上构建扶贫资产"七步法"的流程化管理模式。[结果]部分试点地区积极探索扶贫资产管理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部分地区仍存在产权界定不清晰、收益分配不合理、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而完善扶贫资产管理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管什么"和"怎么管"的难题,进一步实现管理效率的提升。[结论]各地区应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原则,积极探索并实施差异化的扶贫资产管理模式,切实提升扶贫资产管理效率为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奠定基础。     

西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减贫效应模型分析

[目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发展理念下解决相对贫困和区域深度贫困问题成为扶贫工作重点。在此背景下,探讨产业结构变迁对缓解民族地区相对贫困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方法]文章以"相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作为相对贫困的表征指标,对2006—2014年西北民族地区61个国家级扶贫重点县相对贫困变动情况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变迁整体效应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并通过构建工具变量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虽然所有地区都表现出第二产业的不足或定位不高的现象,但是对于拉动整体经济和构建产业链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受传统因素的影响,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很少,大量从业人员仍然集中于第一产业。[结论]由于扶贫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贫困人口由第二产业发展的直接获益有限。贫困人口的主要获益方式仍然是政府主导的国民收入再配,所以财政支出对于贫困变动始终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做好西北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应当加大扶贫政策的倾斜力度,加强扶贫对象和措施的精准性,着重智力扶贫和技能扶贫措施。     

海南省乡村旅游扶贫绩效及实证研究

[目的]通过研究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试图找到促进海南省农民乡村旅游增收的未来发展方向。[方法]文章采用综合分析法对海南省乡村旅游扶贫概况及扶贫路径选择,对其扶贫绩效以琼中县什寒村为实证,对什寒村乡村旅游扶贫农民增收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并由此提出海南乡村旅游扶贫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创新乡村旅游扶贫开发模式;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旅游扶贫开发的能力;完善乡村旅游扶贫开发的利益分配机制;完善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宣传。[结果]什寒村旅游收入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尤其是2014年以来,增长幅度非常显著,2015年旅游收入比2014增长了6.4倍。什寒村自2012年接待游客以来,实现旅游收入从20万元增加到2015年的726.46万元,旅游收入增长了36.3倍。[结论]海南乡村旅游收入逐年增加,农民人均收入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进一步表明海南乡村旅游和农民增收之间存在显著关系。     

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减贫成就与挑战以新疆X县为例

[目的]深度贫困地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硬骨头,但是鲜有研究对该地区的精准扶贫成效及未来挑战开展定量分析。[方法]文章以新疆典型县域(X县)为例,描述分析了该县贫困发生率,贫困家庭的收入、住房和饮水情况,脱贫方式,特殊群体的贫困特征以及致贫原因随时间的变化趋势。[结果]基于2013—2018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该县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3年的37.2%下降到2018年的0.2%;贫困户人均收入从2 431元提高到11 281元;贫困农户的住房、饮水和医保等问题大多能在2年之内解决;大量青壮年和高学历人群依赖"政策脱贫";因病和因残致贫、老年贫困问题和因学致贫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结论]不返贫是可持续扶贫的最终目标。首先,逐步改善"财政兜底、一兜了之"的帮扶方式;其次,加强对特殊人群(例如,老年人口、高抚养比家庭等)的识别和帮扶力度;再次,消除因学致贫的可能性,同时为适龄劳动力提供有效的技能培训。     

渝东北贫困地区深度扶贫“四方联动”模式研究

[目的]试图构建多主体参与的联动扶贫模式,为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寻求新的思路。[方法]采用文献分析、案例分析和实地调查法,回顾构建扶贫模式的相关反贫困理论,采集渝东北地区403户贫困家庭调研数据,分析脱贫攻坚面临的现实挑战。[结果]运用扶贫模式的相关理论原理,创新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多主体参与的联动扶贫模式——"政校企村"四方主体联动扶贫模式,阐释了模式构建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原则,明确了渝东北深度贫困地区四方联动扶贫模式构建的思路和内涵。[结论]通过引入案例从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旅游扶贫4个方面分解四方联动扶贫模式的运作方式,实践表明该模式打破了以往贫困村、贫困户被动接受扶贫的格局,体现了多方主体在扶贫工作中的互动机理,实现扶贫主体与扶贫客体的精准对接,从而为渝东北深度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新的指导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