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薪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提升的作用效果:基于劳动供给行为微观模拟的研究途径

本文应用行为微观模拟方法研究了工薪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提升的劳动供给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和财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非补偿性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分别约为0.4380和-0.1845,而已婚男性劳动供给缺乏弹性。伴随着工薪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的不断提升,在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呈现小幅上升态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且政府税收收入明显减少。因此,单纯的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提升无法达到有效地促进就业、调整居民收入分配、促进居民消费和稳定政府税收收入的政策目标。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女性家庭责任和收入的关系研究

本文考察了女性对家庭农业、私营活动和挣工资活动的女性参与状况。利用2001年四个国定贫困县的调查数据,旨在研究女性的家庭责任,如照顾老人和小孩子的家庭责任是否影响着女性对高收入劳动的参与。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从事着更多的农业劳动,而较少地从事收入更高的非农业生产活动和挣工资活动。照顾老人和孩子是女性参加高收入劳动的主要的不利因素。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应该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在农村地区培育家庭之外的看护机构,从而改善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状况。     

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非线性影响：部门市场化程度差异视角

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国不同部门市场化程度有所差异，劳动供给的部门异质性随之体现。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结合汉森门槛回归模型和劳动供给模型，依托部门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性，文章探讨了工资对劳动力个人供给的非线性影响及其部门异质性。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我国市场部门与公共部门劳动力的个人劳动供给有所差异。第二，工资与个人劳动供给呈现非线性关系并且存在部门异质性。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三个"突变点"，工资门槛均使得工资"激励效应"加强并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第三，劳动供给的工资门槛存在性别、城乡和行业异质性。第四，随着年龄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个人劳动时间供给趋于降低，签署书面劳工合同使得市场部门劳动力工作时间显著增加，而政治面貌显著影响公共部门劳动供给。总体来看，无论是市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我国劳动力个人供给曲线均未"向后弯曲"，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居民幸福感等议题需持续关注。     

母亲劳动供给、儿童照料与儿童健康: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

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中国农村地区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和照料儿童责任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儿童照料的替代品,包括老人、亲戚以及育儿机构等,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使用CHNS数据,针对多个反映儿童健康的指标,重点考察了儿童照料替代品对于儿童健康所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母亲劳动供给时间和收入的前提下,被他人照料时间的增加对儿童健康呈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适合儿童年龄的育儿机构的可获得性对于儿童健康状况的影响显著为正.研究结果证实了目前农村地区儿童照料服务的差强人意以及针对儿童的公共政策的重要性.     

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供给分析——兼论“民工荒”的成因及对策

双重劳动力市场是我国二元经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反应,随着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城乡人力资本差别将逐步缩小,劳动供给弹性有逐渐缩小和趋同的趋势,双重劳动力市场最终将会被劳动力一体化市场所取代,其前提条件是加强农民工文化素质培养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工资和福利水平,降低进城门槛和减少转移成本,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障。     

最低工资提升的劳动供给效应:一个基于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2005年和2006年之间中国各省市最低工资的提升作为一项自然实验,使用就业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控制个体异质性,应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提升的劳动供给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提升对女性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对男性周工作时间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随着最低工资提升幅度的逐渐增大,其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对男性工作时间的正面影响也越来越大;当最低工资提升30％以上时,其对男性就业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为了保证最低工资在提高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同时,不会对其劳动供给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最低工资提升应该是一个适度渐进的过程.     

性别工资差别与人力资本--来自大学毕业生的经验分析

在劳动力市场上 ,雇主歧视、人力资本的初始点和积累不同等原因都会导致性别工资差别。本文对上海市两所大学毕业生的能力培养和毕业后的两期收入作了实证研究。我们分析了毕业生的性别和人力资本差异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计量分析还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 ,大学里女性对自身学习能力的培养普遍高于男性 ,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女性的工资仍然要低于男性 ,这种工资差别随工作年限的增长在扩大     

家庭结构、儿童看护与女性劳动参与：来自中国非农村的证据

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儿童看护供给体制逐步由单位或者国家福利式供给转向市场提供,儿童看护方式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产生了影响。本文利用CHNS数据研究了在儿童看护提供机制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儿童看护和家庭结构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发现儿童看护和家庭结构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程度更高。文章的政策含义是降低儿童看护成本、提高儿童看护服务的可获得性可以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     

二元结构下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利用CHIP2002和CHIP2013数据,采用基于RIF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分解法,比较了不同时间维度和不同分位数水平上,我国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性别工资差距及其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差距不断扩大,其中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距全方位扩大,且低分位数上的增速最快,致使2013年其各分位数上的性别工资差距超过城镇职工。其中,低收入城镇职工与中等收入农民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及其来源具有相似特征。第二,系数效应是造成城镇职工和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的主要因素,两个群体的性别歧视均有所增强。但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群体的性别歧视较大且增速较快。由于低收入群体中性别歧视的快速增长,城镇劳动力市场中遭受性别歧视最严重的群体由2002年的高收入的城镇女性职工和高收入的女性农民工,转变为2013年中等收入的女性农民工和低收入的城镇女性职工。第三,尽管针对中高收入城镇女性职工的市场前歧视和市场歧视均有所弱化,但低收入的城镇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及其回报率仍低于同类男性,呈现与女性农民工相似的特点。上述结果意味着,城镇劳动力市场中不同户籍、不同收入水平的女性,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应针对不同群体采用差别化的性别干预政策。     

1996年我国劳动力市场展望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现状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双重推动下,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雏型已经基本形成:1.用工制度改革力度明显加大,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开始转换。经过17年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式已开始发生变化,市场机制已经在部分经济领域中发挥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调节作用,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经济中的劳动用工和工资分配基本上转向市场调节,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城镇大集体企业通过改革企业机制以及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扩大了企业劳动用工及工资分配的自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and Its Effect on Child Labor

This note demonstrates that whe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move barriers to migration and integrate their labor markets, children may be driven out of schools and into informal or paid employment in the comparatively rich countrie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he same mechanism might drive families into social security or government-subsidized jobs.     

二元劳工市场、解雇保护与劳动合同法

本文基于中国二元劳工市场,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劳动合同法>的影响,整合学界、业界和社会公众对<劳动合同法>加强解雇保护的不同意见.研究表明,相对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通过加强解雇保护,能提高知识型员工的努力程度,增加知识型员工和企业的收益;但却会降低体力型员工的努力程度,减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收益.虽然<劳动合同法>能提高在职体力型员工的收益,但却由于企业主缩减体力岗位,使得更多体力提供者丧失就业机会.简而言之,对于高端劳工市场,<劳动合同法>是促进三赢的;而对于低端劳工市场,则可能导致三输.     

边缘化的外来劳动力

外来劳动力在城市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对待，导致外来劳动力在城市陷入边缘化的境地。要改变外来劳动力的这种地住，惟一的途径是进行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使外来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后，能在就业社会保障、获得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     

劳动成本、劳动生产率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

劳动成本上升一方面弱化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影响着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我国制造业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当务之急是改革现行的工资机制,从关注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的角度转向人力资本积累,转向自主创新,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持续的竞争动力。     

新疆企业用工需求与劳动力供给问题调查研究

发展是第一要务，是解决新疆一切问题的基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19个省市的大力支持，以及中央出台的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为新疆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疆内众多企业在此大环境下抓住有利时机，增加订单，扩大产能，千方百计加快发展。此时企业用工需求量也在大幅增加，出现了“招工难”、“用工荒”的社会现象，已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发展前景。本文立足新疆实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当前企业用工和劳动力供给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深刻剖析了企业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原因和症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十个问题——广东经济学界研讨综述

根据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关于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的要求,广东经济学会、广东劳动学会、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于最近在暨南大学召开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研讨会,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省委党校、广东省劳动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和广东财贸干部管理学院等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在会上就劳动和劳动价值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收到一批专题论文。下面分十个问题对研讨中提出的有关观点加以综述。     

Trade and Labor Standards

The purpose of our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views of the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and to explore the available options for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We conclude that: (1) there is no convincing case on theoretical or empirical grounds for incorporating labor standards into the WTO and into U.S. trade agreements; (2) the surest way to improve labor standards i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o maintain open markets and to encourag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ir developing country trading partners; and (3) steps should be taken to support the activi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to provide inducements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raise their labor stand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