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

美国继２００１年３月单方面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后，为平息欧盟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抗议，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１日布什总统出访欧洲前夕，发表了气候变化政策的中期研究报告。并于２００１年８月正式推出其取代《京都议定书》的气候变化政策。但由于９·１１恐怖事件的影响和事件后美国将主要精力投入国内安全和国际反恐战中去，直至今年２月１４日美国才发布了其最终的气候变化政策方案。政策确立的目标１．温室气体强度和美国确定的目标作为美国衡量尺码的温室气体强度，指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产出的比率，是一种更好地衡量减排取得的进展而…     

《京都议定书》前景堪忧

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倡议、得到联合国支持的世界气候变化大会3日在莫斯科闭幕.     

布什为何放弃实施《京都议定书》

今年３月１３日,美国总统布什致函参议员Ｈａｇｅｌ、Ｈｅｌｍｓ、Ｃｒａｉｇ和Ｒｏｂｅｒｔｓ,阐述了布什政府对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京都议定书》的观点。布什在信中说,“我反对《京都议定书》,因为它把世界上８０％的人口,包括人口大户,如中国和印度,排除在减排义务之外,这将给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危害。参院９５∶０的投票结果表明大家一致认为《京都议定书》是不公正的,也不是一个能有效地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手段。”３月２８日,布什进一步通过白宫发言人弗莱舍表示,美政府已决定放弃实施《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义务,…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新动向及其影响

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以来,美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一系列新动向,包括发布美国国家气候评估报告(草案)、力促相关行政措施出台、推动中美签署《中美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针对德班平台谈判提出“轴辐式协议”全球气候治理框架等。一方面,由于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和外交中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这些最新动向仍将对国际气候制度走向和全球低碳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我国在推动建立公平合理有效的国际气候制度和新型中美大国关系过程中,需谨慎权衡利弊,同时,从立法、财税、金融、标准、低碳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方面切实推进我国低碳发展。     

气候变化背景下美国温室气体排放许可立法的最新实施规则论析

气候变化及其引起的全球变暖是当前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采取经济、技术与法律等手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减缓、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在国际法层面提供了气候变化的法律框架并规定温室气体减排任务,需要各国建立自己的气候应对法律制度以落实公约的执行.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美国虽然游离在《京都议定书》减排机制以外,但为发展低碳经济,确保在未来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应对国际国内减排压力,美国国内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发展更新.本文介绍了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国内法重要内容的美国温室气体排放许可适用法规的最新进展,分析其温室气体排放许可适用新规的特征、发展动因和由此产生的国际国内影响,以期为我国温室气体减排法律规制提供借鉴.     

京都协定框架下清洁发展机制及案例研究

气候变暖是备受各国关注的政治议题,在1997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大会上,呼吁发达国家以经济和技术的方式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出积极贡献,《京都协定书》和CDM机制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2005年协议生效至今,在实践上已取得可喜进展,但对基本原理和操作流程等方面的研究显得薄弱。与市场潜力比较而言,国内CDM项目建设能力明显滞后。针对这一现状,本文首先从意义、程序和计算方法学着手阐述CDM机制,并以水电项目为例,探讨减排量核算及碳融资额外性等问题。实践表明,通过核证减排量和交易价格去履行社会环境职责,CDM双效机制作用显著。     

京都协定框架下清洁发展机制及案例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气候变暖是备受各国关注的政治议题,在1997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大会上,呼吁发达国家以经济和技术的方式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出积极贡献,《京都协定书》和CDM机制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2005年协议生效至今,在实践上已取得可喜进展,但对基本原理和操作流程等方面的研究显得薄弱。与市场潜力比较而言,国内CDM项目建设能力明显滞后。针对这一现状,本文首先从意义、程序和计算方法学着手阐述CDM机制,并以水电项目为例,探讨减排量核算及碳融资额外性等问题。实践表明,通过核证减排量和交易价格去履行社会环境职责,CDM双效机制作用显著。     

全球气候谈判的影响因素及实施情况分析

全球气候逐步变暖督促着气候谈判的进程,而各个国家在气候谈判中又都维护着各自的利益,这使全球气候谈判步履维艰。文章分析了影响气候谈判的环境、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并关注了《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情况。     

中国在后京都时代的气候政策研究

人类高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异常，应对全球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面临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双重任务，如何通过内外政策争取更多发展空间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美国气候新政及其环保启示

《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是迄今为止美国总统发布的最为全面的气候变化应对方案,该计划不仅重申了美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协议中的减排承诺(即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减少17%),而且提出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三大支柱。     

气候变化经济学和气候政策

在气候变化经济学和气候政策的文献综述基础上,剖析了经济学原理在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中的应用。在总结西方流行的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评估、预测、分析方法和模型的前提下,回顾了不同空间和时间尺度上温室气体减排成本估算的方法和结果,特别分析和强调了气候变化不确定性的特点对经济模型和政策设计的影响,提供了有效的基于市场的政策选择。     

APEC气候变化合作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文章对APEC气候变化合作的背景、发展、意义和前景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并着重阐释了美国和日本的气候政策及其对APEC气候变化合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了中国参与APEC气候变化合作的必要性,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变化议定书

本文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教授从其新作《共同财富:一个拥挤地球的经济学》(Common Wealth:Economics for a Crowded Planet)一书中摘选的主要观点。杰弗里·萨克斯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学院主任,联合国秘书长千年发展目标特别顾问。他特别授权《国际经济合作》杂志翻译和发表本文,以此为推动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变化议定书做出贡献。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无疑是国际经济发展与合作的一个重大契机,值得各方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欧盟各国在核能前途问题上有分歧

目前，几个欧洲国家已经明确表示了要彻底放弃核能的愿望。然而，这一立场似乎与全球气候变化这一严重的问题又产生了冲突。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上所制定的《京都议定书》，已于今年2月16日开始生效。该议定书要求各签字国承担义务，在所规定的时间内将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到按其所分配的排放量以内。     

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

气候变化在经济学上提出了独一无二的挑战,这是迄今为止范围最大、规模最大的市场失灵现象。文章探讨了经济发展与气候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切入,通过阐述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政府和企业对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做出的反应,从而提出中国应对这种“市场失灵”现象应采取的措施。     

国际“减排”谈判风雨路

各国代表试图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为2013年到2020年全球各国的减排勾勒出一幅具有约束力和协同性的新框架与机制,然而,新一轮谈判显然仍难以化解不同经济体的利益纠葛。     

清洁发展机制对我国可持续能源供应的影响浅析

自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也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使全球气温日益升高。这一全球气候变化将给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为减少温室效应的影响，1992年由各国政府共同参与并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希望能通过此公约把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一个安全水平。1997年在东京会议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在UNFCCC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排义务，即38个工业化国家在2008年至2012年的承诺期内，把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排放水平平均大约降低5．2％。     

欧盟关于气候变化政策的新进展

本文分析了欧盟理事会2008年3月批准了欧盟气候与能源的一揽子行动计划的背景,提出：欧盟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除了因为气候变化已经日益影响人类的生活外,主要是基于自身能源、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考虑。分析了欧盟实现减排的方式,更新的排放交易机制将是主要手段,还有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效、利用清洁发展机制,以及应用碳捕捉与储存技术等,指出：欧盟气候变化关键目标是“两个20％”,即：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至少减少20％,能源消费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占20％。     

国际“减排”谈判风雨路

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即将到期而进入倒计时状态时,全球190多个国家的代表按时坐到了非洲德班国际会议中心的谈判桌前,以试图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为2013年到2020年全球各国的减排勾勒出一幅具有约束力和协同性的新框架与机制。然而,     

《京都议定书》及其清洁发展机制的减排效应——基于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微观项目数据的分析

面对新一届美国政府退出《巴黎协定》,中国政府要不要落实《巴黎协定》的减排承诺,继续投身国际环境合作?作为《巴黎协定》的早期探索版本,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可为相关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一个较好的"反事实框架"。为此,本文以《京都议定书》唯一的南北国环境合作项目"清洁发展机制"(CDM)为研究对象,手工搜集国内3027个工厂级CDM项目的空间地理信息,构造包含30773个观测点的2001—2012年空间面板数据,以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京都议定书》的政策效果,并量化出中国在近年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减排贡献。结果表明:《京都议定书》及其清洁发展机制的实施,对控制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产生了显著而积极的政策效果。与国内大部分环境规制文献不同,本文不局限于研究某一次宏观环境政策变动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而是使用更微观的工厂级清洁生产项目及其附近的污染物数据,进行较科学而细致的公共政策评估。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为当前我国政府应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提供部分决策依据,更回应了部分发达国家对《京都议定书》减排效果和发展中国家没有承担减排责任的政治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