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老年照料与农村妇女非农就业——来自中国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0～2015年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方法,定量研究农村妇女从事家庭老年照料对其非农就业的阻碍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农村养老基础设施在缓解这一阻碍作用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研究发现,从事家庭老年照料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有负向影响,这一负面作用随着妇女从事老年照料强度的增加而不断提高,对30～52岁妇女和贫困家庭妇女非农就业的阻碍作用更为明显;此外,从事家庭老年照料也会影响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结构,限制其成为自我创业者;但是,养老院等养老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可获得性有利于缓解这一阻碍作用。本文的研究意味着现阶段农村仍然存在大量女性劳动力因为照料老人而从事农业劳动,养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完善能够释放这些劳动力,支持农村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基于CHARL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市场力量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下,隔代照料和代际赡养已经成为现代家庭分工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分析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研究发现,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组结果显示,其一,隔代照料对农村户籍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略低于城市户籍祖辈;其二,隔代照料对55岁及以上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显著,随着年龄的增加,其边际效应呈阶梯型增长趋势,但对55岁以下祖辈的影响不显著;其三,隔代照料对不同居住安排的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对与子女同住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大于不与子女同住的祖辈。     

健康对我国农村家庭非农就业的影响:效率效应与配置效应——以江苏省灌南县和新沂市为例

基于家庭经济理论与健康投资理论,本文通过构建农村家庭劳动时间分配模型,系统研究健康对农村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效率效应与配置效应。基于江苏省651名农村劳动力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健康水平不仅对劳动力自身外出就业产生影响(效率效应),还会影响家庭成员劳动时间的分配,对家庭其他成员的非农就业造成显著影响(配置效应)。效率效应表明农村劳动力自身健康状况越好,其参与非农就业概率越高;配置效应则显示家庭成员不健康的比例越高,家庭其他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低。改善我国农村健康状况,不仅有利于促进家庭成员自身非农就业,还有利于增加家庭其他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     

隔代照料对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使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引入隔代照料时间变量,本文考察了隔代照料强度对我国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隔代照料强度对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呈倒“U”型趋势,且年均时间为3～6个月的隔代照料强度对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改善具有更明显效果,尤其是对女性中老年人、在婚中老年人和老年人。研究表明,隔代照料强度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呈倒“U”型趋势,主要是因为适度水平的隔代照料有利于改善农村家庭养老水平和代际关系。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性别差异分析

本文利用江苏省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供给行为及其性别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非农劳动参与率低、就业地点近、劳动强度低、非农劳动时间短、非农工资率较低;家庭和社会分工的不同使得农村男女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制约因素各异,其中婚姻、学龄前儿童数和需赡养老人数对女性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较大。     

子女非农就业改善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了么?

在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的双重推动下,空巢老人的数量逐渐增多,农村老年人成为我们不得不关注的群体。本文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调查数据,运用Logit和有序logit模型,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子女非农就业对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非农就业对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老年人客观健康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子女性别、老年人性别以及老年人年龄样本间存在差异。据此本文认为,一方面政府应该健全农村养老和照料体系,适当分担子女的养老责任;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鼓励农村青年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并在本地创造非农就业机会,从而在整体上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隔代照料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及机制分析——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考察了老年人参与隔代照料的强度对其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老年人参与隔代照料对其自评身体健康存在显著的积极作用，但对精神健康没有显著影响，两种不同的效应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处理样本选择效应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成立；第二，隔代照料的效应存在性别、年龄、两代同住、城乡居住安排的异质性，即隔代照料对女性和农村居民的自评健康有显著积极影响，对与子女不同住的老人和小于70岁的老人的精神健康有显著积极影响；第三，子女的情感支持、老年人的社区参与和人际互动是隔代照料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的作用机制，上述机制在精神健康的路径中没有得到验证。本文从照料补贴、社区建设等角度提出改善老年群体健康的政策建议。     

非农就业对家庭营林劳动力投工女性化的影响研究

根据劳动力转移新经济学理论和家庭内部劳动力分工理论,基于2018年浙江省14个县(市)681户营林调查户样本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非农就业对营林劳动力女性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对女性劳动力单位面积营林投工量和女性营林投工比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非农就业对不同林种营林投入女性化有明显差异,对经济林农户家庭营林投工女性化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用材林农户家庭营林投工女性化作用不明显。提出完善农村劳动力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农村女性劳动力营林生产技能培训;发挥女性劳动力的营林生产优势等建议。     

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基于总量与结构视角

本文从增收效应、预期效应、示范效应、挤出效应四个方面构建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虑农村居民参与非农就业的自选择特征和家庭异质性特征,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和分位数回归模型,从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两个层面检验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研究发现,非农就业通过改善家庭收入增长性、弱化收入不确定性、强化城镇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性,促进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增长,但也会增加教育和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对家庭消费造成挤出效应。上述四种效应叠加后,非农就业能促使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平均提高13.09%,但这一促进作用随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提高而逐渐减弱;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对家庭设备、居住类受流动性约束较强的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强于对食物、衣着、交通通讯消费的促进作用,对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类"软性"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农就业对家庭收入为中上水平、存在流动性约束、没有购买商业保险及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这一经验判断提供了直接证据,也为进一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农村人口老龄化、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农村人口老龄化、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实证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土地转出的正向影响和对土地转入的负向影响均显著。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人口老龄化通过抑制户主非农就业来抑制家庭转出土地,促进家庭转入土地。非农就业在人口老龄化与土地转出之间的间接作用是遮掩效应,非农就业在人口老龄化与土地转入之间的间接作用也是遮掩效应。最后基于实证结论从土地流转市场供给和需求两个视角提出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的精神健康？——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留守儿童及老人的主客观福利的影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然而,鲜有研究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自身主观福利的影响。文章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劳动力精神健康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非农就业能够显著改善农村劳动力的精神健康。探究机制发现,非农就业带来的个体收入增加效应以及社会地位感知提升效应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精神健康的改善,而非农就业造成的个体社会支持网络减弱效应与社会信任降低效应则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精神健康的改善。基于此,本文认为政府应该给予农村劳动力的精神健康更多关注。同时,要进一步多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以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健康福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中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影响

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参保群体的健康和医疗费用具有直接影响,但其是否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却较少被讨论。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新农合对农村中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影响及这种影响的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参加新农合显著提高了农村中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概率,增加了其照料孙子女的强度。进一步分析显示,新农合在促进农村中老年人照料孙子女上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新农合对农村男性、中年人照料孙子女概率和强度的影响比对女性和老年人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作用渠道的分析表明:新农合之所以能够促进农村中老年人对孙子女的隔代照料,主要是新农合的"健康效应"和"财富效应"起了决定性作用,即新农合通过改善农村中老年人健康水平和财富水平进而间接带动了照料孙子女概率和强度的增加。也就是说,新农合在对参保农村中老年人产生健康和医疗费用方面直接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存在不但减轻了农村家庭的抚育负担,更提高了农村儿童的福利水平。     

个体特征、非农就业契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湖南、广东两省534位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调查数据,对影响非农就业契约的因素实证分析后发现,性别、婚姻、家庭非农就业率对非农就业契约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工作转换次数、工资收入是否稳定、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有显著影响,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有积极正向作用;非农就业稳定性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影响均通过显著性检验,非农就业越稳定,非农就业契约形式越规范、契约期限越长。非农就业经验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都有积极效应,每年职业培训时间的长短也会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的选择。由此,应积极推进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的外部就业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加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法制宣传教育,以进一步规范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契约,维护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辽宁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2000～2004年农村固定农户连续跟踪调查数据,在采用一般统计方法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计量模型,分析了辽宁省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在不断加快,但与农村男性劳动力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影响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因素主要有: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年龄、家中是否有6岁及以下子女、家中是否有15岁以上在校学生、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等。     

非农就业充分性视角下的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演进

本文采用多期具有全国代表性农村调查数据,从劳动力非农就业充分性的视角剖析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研究发现:(1)农村劳动力非农工作的充分度在逐渐提升;男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充分度高于女性劳动力。然而,女性劳动力非农工作的时长增长速度要远快于男性。同时,年轻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充分性提升的幅度高于年长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劳动力非农就业充分度越高。(2)在2000—2015年间教育一直是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充分度的重要推手,并且教育对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充分度的提升影响更大。(3)农村劳动力市场中超时劳动与就业不足的情况并存,并且教育对农村劳动力各年份非农工作总量意义上的超时工作有促进作用。教育与农村劳动力就业时长从原来的线性关系逐渐转为倒U型关系,并且拐点在逐渐的前移。     

要素市场改革下农户非农就业的增收逻辑

非农就业能否继续促进农民增收关系到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本文从要素差异化配置的角度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家庭收入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并基于2012年、2014年和2016年CFPS数据,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农户的收入边际效应及群体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非农就业会通过改变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行为提高其家庭收入,要素市场改革促进农户增收的效果明显。参加非农就业会促使农户租出更多土地,同时在农业中以资本代替劳动,进而实现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双重增长。农户家庭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中,会经历一个从数量型转移到人力资本型转移的转换过程,这使得非农就业促进农户增收的边际效应存在“倒U型”趋势,当家庭非农化程度很低或很高时,非农就业的增收效应更加明显。具体来说,随着农户家庭非农化程度不断提高,非农就业对非农收入的提升效应先升后降,对农业收入的提升效应持续下降,对总收入的提升效应亦是先上升后下降。要通过非农就业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需要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异化支持政策,努力实现非农收入和农业收入同时增加的“双引擎、双保险”模式。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我国步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与返贫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数据,从相对贫困角度研究我国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否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问题。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村地区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程度大于城镇地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仍具有稳健性。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家庭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降低幅度显著高于东中部家庭,其中西部农村家庭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最强,各收入层级上农村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均强于城镇家庭,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大学及以上时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影响最大,同时调节效应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有“雪中送炭”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够通过提高家庭保险参与、促进家庭创业以及提升家庭储蓄率,改善家庭状况,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本文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短期和长期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冲击——基于面板双重倍差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微观农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金融危机冲击前后的面板双重倍差(panel-DID)模型,考察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对中国有涉外经济业务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造成了直接冲击,使得农村劳动力在这些行业的非农就业人数减少、劳动时间缩短;但是,研究并没有发现金融危机冲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所产生的持续性影响;在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时,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事工资性劳动、就业地点在外省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更容易遭受失业。     

农民夫妻非农就业决策的微观基础——以山东省肥城市为例

本文采用多重选择logit就业概率模型,通过山东省肥城市5个村336个农户数据研究了农民夫妻非农就业的选择模式。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的就业模式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典型传统模式,农村女性结婚后外出就业的概率很低;年纪轻、文化程度高、家庭中幼子与老人负担较轻的夫妻更倾向于从事非农活动;劳动力数量、财富、耕地以及农业投资和农业生产性资产都是影响家庭非农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     

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与缓解相对贫困

文章基于CFPS2018年微观农户数据,从相对贫困发生率、相对贫困深度和相对贫困强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利用Probit和门槛模型分析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分配中增加非农就业人数能够明显减缓相对贫困,但其减贫效果具有明显的门槛特征,当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占比较低时(14.29%~20.00%),其对这部分家庭的相对贫困减缓效应较高,超过这一占比,减贫效应有所减弱;分析影响机制发现,家庭劳动力分配中增加非农就业人数可以促进收入增加、降低收入不确定性进而减缓相对贫困。因而,应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拓宽非农就业渠道,持续做好低收入家庭的就业帮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