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周期调节视域下货币政策对市场信心的影响研究——基于TVP-VAR 模型的动态分析

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需要做好“稳预期”工作,本文对代表预期核心指标的信心展开研究。首先通过动态因子模型构建了包含各类经济主体心理预期指标的信心周期综合指数,接着在新凯恩斯模型的框架下理论分析信心在宏观经济运行以及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作用。实证部分结合信心周期综合指数,运用TVPVAR模型考察了信心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效应的时变特征以及不同货币政策调控对信心的时变影响。研究结论和启示如下：（1）信心与经济周期之间具有正向相互驱动效应,央行在政策框架的设计上需要考虑信心体系的稳定;（2）通货膨胀会对信心带来负向冲击,从而使得价格周期与信心周期背离,信心不是驱动价格周期波动的格兰杰原因;（3）在货币政策调控方面,宽松的数量型调控政策提振信心的效果更直接,价格型政策调控在“稳预期”工作上还亟待提高。     

前瞻指引、预期管理与消费平滑——基于实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

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下,如果公众预期政策退出、提前调整消费,将会降低政策效果,这一点在空间趋窄的低利率环境尤其明显,而前瞻指引则有潜力规避市场预期转弱,从而平滑消费、提高货币政策的长期有效性。但是,我国的利率环境仍相对灵活,从本质上区别于欧美的零利率约束。为此,本文选择实验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开展基于跨期消费-储蓄模型的实验室实验,创新地在灵活的利率环境中引入前瞻指引,并考察了央行承诺方式的影响。主要发现包括：(1)承诺效应,高承诺力度的前瞻指引才能引导预期和平滑消费;(2)违约效应,央行违背指引内容会使下一次前瞻指引无效;(3)顺序效应,若初期承诺力度低,即便后续有所提高,效果也会受损。根据实验结论,我国宜尝试采用“重承诺+高起点+保履行”的前瞻指引路线,并可针对各重要利率指标展开精准指引。     

二OO六年的宏观金融运行

第一,关于货币政策,2006年的趋势是中性趋暖、难以确定。从2005年的货币政策运行情况来看,截止到2005年1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8.3%,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12.7%;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2.2万亿元。除了信贷投放和年初调控目标一致以外,各口径货币供应量都快于年初预期,显示虽然2005年货币政策的预期调控较为紧缩,但实际执行却偏向温和扩张。目前货币供应的回升并没有伴随信贷投放的同步增长,出现了所谓“松货币、紧信贷”的矛盾局而,因此判断未来货币供应可能会适度收紧。2006年货币政策的预期调控目标是,广义货币供应量…     

前沿政策

2014年货币政策取向中性偏紧。从主要政策预期目标的设定来看．预计仍与2013年基本一致，以体现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2014年年中前后，货币政策可能再度微调。2014年将是中国经济继续调整的一年。货币政策总体与2013年没有差异，预计执行中仍为中性偏紧。具体来说，新增信贷10万亿元．新增社会融资总量19万亿元．M2增速为13％，年度预算赤字2．1％。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协整和误差校正模型

基于协整和误差校正模型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M1流通速度与收入、通货膨胀率和货币化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M2流通速度与收入、价格指数、货币化变量和储蓄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所有符号符合理论预期。M1流通速度的短期动态函数的稳定性比M2的要差一些。这表明目前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可行的,且应主要以M2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同时不忽视对M1的监测。     

内生经济增长与财政、货币政策——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名义GDP、财政支出、M2、CPI这样四个变量的增长率的VAR模型，对我国内生经济增长下财政与货币政策产生的动态效应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认为：在经济衰退时，如果政府采取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势鼹导致更为严重的经济衰退。但如果政府基干收入-支出模型或IS-LM模型使用财政、货币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其结果也很有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或滞胀。最后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下宏观杠杆的调控效应及其策略选择

新常态下保证宏观杠杆稳步下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以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门限变量,构建了包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杠杆在内的门限结构向量自回归(T-SVAR)模型,研究高低两种政策不确定性区制下我国需求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以及供给端金融改革政策对宏观杠杆的调控效应。结果显示,三种政策均存在明显的门限效应且在中长期内均出现逆转,区别在于,虽然货币政策对宏观杠杆的短期作用效果最为显著,但当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快速攀升时,其调控效果会略微降低,而此时财政政策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有效平抑过高的杠杆率增速,且在长期依旧保持一定的调控效果。因此,央行在对宏观杠杆进行调控时应依据各政策调控效应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搭配使用,同时通过推进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优化融资结构,为实现宏观政策调控效果的最大化奠定基础。     

解读中国金融政策与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

2004年货币政策的预期调控目标是，M1(狭义货币，现金和活期存款)和M2(广义货币，M1 定期存款)分别增长17％左右，而在过去的2003年，M1和M2的增长分别是18．67％、19．58％；全部贷款新增2．6万亿，比2003年的2．99万亿减少3000多亿。这是在连续五六年的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中央银行根据市场形势发出的一个政策变化的信号，从2003年     

我国货币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及政策涵义

本文通过构建以收入、利率、预期通货膨胀率以及股票市场市值等宏观经济指标为决定变量的货币需求计量模型,检验这些变量对我国货币需求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这些变量的共同作用决定了狭义货币M,1余额和广义货币M,2余额的长期均衡水平;M,1余额在短期存在向长期均衡水平调整的自发调节机制,但这一机制对M,2而言则不显著;各经济变量的变动对货币余额的影响遵循不同的动态过程且影响程度存在差别,其中,利率和股市变动分别对M,1和M,2具有重要影响.文章最终针对实证结果阐明了其货币政策涵义.     

二00六年的宏观金融运行

第一，关于货币政策，2006年的趋势是中性趋暖、难以确定。从2005年的货币政策运行情况来看，截止到2005年1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8．3％，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12．7％；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2．2万亿元。除了信贷投放和年初调控目标一致以外，各口径货币供应量都快于年初预期，显示虽然2005年货币政策的预期调控较为紧缩，但实际执行却偏向温和扩张。目前货币供应的回升并没有伴随信贷投放的同步增长，出现了所谓“松货币、紧信贷”的矛盾局而，因此判断未来货币供应可能会适度收紧。     

从后凯恩斯主义货币内生理论谈货币政策的出路

文章以后凯恩斯主义货币内生论为理论依据,将货币“中性”与“非中性”之争和“内生”与“外生”之争纳入到一个框架下进行研究,以探求货币政策操作的“内生”逻辑。采用我国2001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3季度的季度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运用协整检验和系统估计方法分别考察货币政策操作的短期和长期效果以及货币内生创造机制的根源。实证结果表明,M2对名义GDP增长短期和长期均呈现中性;M2短期内会加剧CPI的波动率,但长期内和CPI增长率没有共同的趋势;存款与M2有共同的长期趋势,短期内二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而且显著性不会随着结构变化、滞后项和控制变量的加入而减弱;贷款与存款之间也存在长期的共同趋势,短期内贷款对存款的解释力度是高度显著且稳定的。以上四点主要结论对我国货币当局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防风险、稳增长背景下的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研究——基于消息冲击的DSGE模型分析

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对于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稳定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作用.通过构建含有托宾Q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在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引入预期冲击,运用贝叶斯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并分析货币政策未预期冲击和预期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政策实验分析发现,经济系统受到货币政策预期冲击之后,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了消息冲击驱动的经济周期波动,表明货币政策预期管理能够影响到宏观经济运行,经济主体预期在经济系统中能够起到一定传导作用.此外,相对于未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更为平缓,更能起到抵御资产价格巨幅震荡、平滑经济稳定运行的作用.因此,我国央行有必要加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预期管理机制.     

提信心 补短板 促升级 着力恢复和扩大消费

<正>长期看，浙江消费稳步向好的基本面不变，增量空间依然较大；短期看，疫情“疤痕效应”、信心预期偏弱等影响消费复苏从“三驾马车”看，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尽管受新冠疫情较大干扰，“十四五”以来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值仍接近60%，浙江消费增长贡献、最终消费支出占GDP均超过50%。长期看，     

2005“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解读

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我国2005年将实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双稳健”组合．会议明确提出：“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必须合理确定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这标志着．1998年以来“稳中求进”的宏观调控目标及与之相对应的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组合已结束使命．“进中求稳”成为新的调控目标．     

广义货币供应量M_2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产出的效应分析——基于1992～2005年季度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GDP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ADF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然后建立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IRF),分析以M2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对产出GDP的效应,最后对以M2作为中介目标的合理性进行评价和分析,并提出加强M2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产出更为有效的相关建议。     

房产税、信贷政策与房价波动

本文将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三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定量分析了房产税、抵押贷款利率与限贷政策的调控力度及其异同和形成机理，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简洁研究范式。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模型分析都表明：第一，价格型调控政策，即房产税和抵押贷款利率政策，不论从调控力度还是从长短期调控效果来看都非常类似，均能有效抑制房价非理性上涨；房产税调控效果最强，贷款利率政策次之；第二，数量型政策，即抵押贷款政策的调控力度最弱，且其在短期和长期内的调控效果完全相反。“限贷”在短期能抑制房价上涨，但长期反而助推房价上涨，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会发生“越调越涨”的窘境。因此在构建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时，要兼顾政策工具的调控力度、短期和长期调控效果，灵活采取不同的或组合政策工具，才能有效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实现“房住不炒”的双重目标。     

货币政策公布效应、投资者情绪与市场状态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证券市场属于新兴资本市场。所以从实践来看,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会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其传递路径主要通过对投资者心理产生作用,进而会影响到投资者价值与价格的比较判断,最终导致证券市场的非正常波动。本文在结合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基于最小二乘的多元回归模型研究货币政策公布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投资者心理指标的变动与证券指数有显著的相关性,而货币政策的调整幅度、虚变量市场状态对应的P值大于对应的显著性水平α,显示货币政策信息公布时点及调整幅度在市场处于牛市或熊市下不能一致性地产生溢价收益。     

货币政策结构化研究——基于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和财政政策传导效果的视角

本文基于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和财政政策传导效果的视角,对货币政策结构化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通过文献梳理提出假设,基于传统IS-LM模型和SV-TVP-VAR模型分别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了货币政策结构化产生的影响：一是优化了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强化了产出层面调控的逆周期性和稳健性,弱化了通胀层面的调控但提升了调控的稳健性;二是对产出层面逆周期调控的强化,同时体现在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上,对价格型工具的强化效果更好,对产出层面稳健性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价格型工具上,对通胀层面调控效果的弱化主要体现在数量型工具上;三是优化了财政政策的传导效果,提升了财政政策的产出拉动效应,降低了财政政策对通胀的拉动作用。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持续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创新,重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数量属性和价格属性,持续完善货币政策结构框架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我国CPI重回2时代背景下的货币政策调整

2012年我国再度迎来CPI的2时代,证明在2012年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开始回落。然而由于短期的季节性原因和长期国际国内环境的制约,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存在着高通货膨胀预期。我国应该抓住此次通货膨胀走低的机会,同时也要审慎考虑高通货膨胀率的预期,与时俱进,根据上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审时度势,调整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重点。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配合适度的通货膨胀容忍度,采取调控存款准备金率、改革利率制度、优化信贷支持结构等措施,促进宏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通胀预期管理下中央银行沟通的有效性研究——基于中国2003～201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有效管理通货膨胀预期已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任务之一。近几年,世界上很多国家通过实施中央银行沟通引导市场预期,实现有效的货币政策调控。本文通过考察通货膨胀预期和中央银行沟通及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中央银行沟通能否有效引导市场通胀预期。结果显示,由于缺乏系统性,中央银行沟通对市场预期的引导作用仍不如其他经济变量,但国内中央银行沟通对市场通胀预期的影响是显著的。其中,相对书面沟通,口头沟通对通胀预期的影响更为显著。在目前较强的通胀预期背景下,系统实施中央银行沟通将对未来通胀预期的管理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