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价格规制中的政府间博弈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以药品最高零售限价为主的药品价格规制机制失灵的根本原因应该从规制的源头即政府的作为找起。本文通过建立反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药品价格规制机制中作用的委托-代理模型对其行为进行分析,发现药品价格规制机制在当前考核体系下会对地方政府形成扭曲激励,地方政府因而会罔顾社会总福利的损失,消极应对中央政府的政令;当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力分配格局,使得激励的扭曲效应在短期内无法消除。因此,中央政府应尽快放开药品价格管制、放弃药品价格最高零售限价政策,从改革政绩考核模式入手,并通过地方政府财政给付抵消现有机制内在的激励扭曲,让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黎民百姓。     

食品企业食品安全行为决策机理研究

企业食品安全行为决策主要受到市场激励和强制性控制两大类因素的影响,在效益机制的作用下,企业就各行为方案的期望成本与期望收益进行评价和选择。当期望收益高于期望成本时,企业将采取积极的食品安全行为;当期望收益低于期望成本时,在存在强制性控制的情况下,规制部门的执行效率就有决定性影响,如果服从强制性控制的成本低于由规制部门的执行效率所决定的惩罚成本,企业将采取服从性的食品安全行为,否则不会采取食品安全行为。     

政府规制行为异化的理论分析--以中国零售业为例

在开放条件下,为提高本土零售业对外资的抗衡能力,政府本应采取一定的产业保护政策,并对外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规制;但事实上,部分地方政府却对外资进入给予“超国民待遇”。本文对地方政府规制行为异化的根源进行的理论分析认为:地方政府规制行为异化与政府规制机构的产生、人员的任命与构成、政绩的评价体系以及本土零售业的多数劣势有关。文章最后分析了WTO架构下政府对零售业的规制选择。     

政府规制的供求均衡及其有效性

文章构建了一个政府规制的供求均衡模型,其基本思想是:政府规制的规范性目标是弥补由于自然垄断等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理想的规制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点由规范性目标决定.但是政府行为、产业行为、成本约束等因素使实际的均衡点往往偏离理想的均衡点,从而造成政府规制的低效.同时,由于自然垄断性等是变化的,理想均衡点也呈现变动的趋势.即如果政府规制的供给不能随规制需求的变动而及时调整,也会降低规制的有效性.该模型使公共利益理论和部门利益理论成为本模型的特例,模型的动态化解释了加强规制和放松规制的影响因素和条件.该模型为寻求提高政府规制有效性的途经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经济增长目标、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产能利用率

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同时扮演着环境规制实际执行者以及工业产能过剩治理实际落实者的角色。在央地政府之间信息非对称且目标非一致性情形下,地方政府行为、动机与激励不但受到官员行政绩效考核制度与官员特征的影响,而且受到地方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地方财政收支的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5年全国30省数据构建静态面板模型,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方法,研究经济增长目标、环境规制及二者交互项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明显提高工业产能利用率水平;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工业产能利用率影响随规制工具类型与地区而不同;全国与东部地区费用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工业产能利用率;西部地区仅有环境处罚有助于提高工业产能利用率水平。经济增长目标与费用型环境规制交互项抑制了工业产能利用率,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处罚交互项降低了工业产能利用率,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规制相互作用不显著。     

司法审查对行政垄断的规制

行政垄断产生的经济根源——信息不对称及地方与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决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代理成本。司法审查可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问题以达到降低代理成本之目的,进而有效规制行政垄断。     

博弈视角下的房价调控分析

目前,国家正在积极对房价进行调控,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但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双方调控收益方面的差异,使得调控政策执行还未完全发挥其最大效果。通过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在不同信息条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对房价政策的博弈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规制的成本过高,是我国高房价难以制止的原因;通过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同时加强制度约束等方式可以降低规制成本;通过减少中央政府调控成本、合理建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等途径,可以改善我国现有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     

政治捐献、标准执行与中国煤矿安全规制

本文对Grossman和Helpman的利益集团游说模型进行修正,以此为基础分析中国煤矿安全规制中的标准制定与执行中的偏差现象。研究结论发现,尽管中央政府制定的安全规制标准能够最大化社会福利,但由于煤矿企业存在支付"政治捐献"的现象,地方政府会选择一个相对较低的标准进行执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如果矿工组成工会组织,通过"政治捐献"影响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政策的扭曲度会下降,工会人数越多,地方政府执行的标准越高。     

煤矿安全规制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

中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煤矿安全规制的不当密切相关,从理论层面分析,可以归结为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煤矿安全规制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在中国煤矿安全规制中,不仅存在着中央政府与煤矿企业关于安全生产的委托—代理关系,同时还存在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于安全监管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下,地方政府就可能与煤矿企业合谋,从而可能对安全规制政策的制定及规制的效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国食品安全政府规制对策研究

作为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被提升到影响国家公共安全的第一大危险因素的战略地位,是政府公共管理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政府履行其公共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和执政为民的职责所系。在分析我国食品安全政府规制现存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政府规制的实践经验,力求探索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政府规制的具体对策措施。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政策选择

本文认为,我国区域非平衡发展战略所导致的区域发展差异和不协调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政府区域政策的负面效应是区域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导致地区差距扩大的制度层面的因素主要是政府倾斜性的区域政策,90年代中期之后,市场的负面效应使之加剧。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地调整和选择政策重点,既要充分发挥中央政府职能,实现区域间体制环境的统一,提高全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又要努力实现地方政府的角色创新,推动地方政府间的区域经济合作,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利益博弈的食品安全治理困境与对策

食品安全问题是事关消费者福祉的重要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从食品供应链的纵向联系和食品生产企业的横向竞争来看,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食品产成品生产企业利益博弈的结果。在目前社会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利益具有一致性,政府对不安全食品生产者施以较轻的惩罚不足以改变食品生产企业博弈的均衡,然而较重的惩罚又具有不可信性,这使得政府治理食品安全问题存在困境。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利益的非独立性,明确食品安全治理的重点,强化食品生产企业的内外约束,才能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提升我国食品安全水平的思考和建议

食品安全是我国一直重视的问题。近年来,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时有发生,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因此,保障食品安全成为政府部门的工作重心之一,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财政分权、辖区竞争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

地方政府投资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博弈论工具分析我国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研究表明: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往往具有很强的投资冲动,地方政府决策的投资规模总量超过中央政府希望的最优投资规模。尤其是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下,这一投资冲动更加突出。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又进一步推动了地方政府投资规模的扩大,造成资源浪费,也影响了全社会的发展质量。因此,矫正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当务之急是要完善财政体制和改革以经济指标为中心的政绩考核体系。     

中美两国政府审计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我国政府审计制度创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和地方各级行政首长的领导下独立行使审计职权。美国为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国家审计长独立行使审计权。本文试就我国政府审计制度的特点、政府审计制度、政府审计规范体系、审计机关与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关系等,与美国政府审计制度进行比较,希望能对我国政府审计制度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为分析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是公共部门,发挥着利它和共利的作用。其作用的有效性与市场生产周期性密切相关,同时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它具有＂经济人＂的特征,其参与市场方式和行为必然会考虑自身利益。为了本国或本地区的利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博弈,这种政府行为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使资源配置达不到最优化,同时会形成恶性循环,而规范的政府行为则是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良好快速发展。     

中国地方政府“四位一体”食品安全管制体系的构建

在以《食品安全法》为食品安全管制基本制度的背景下,分析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管制的难点及其产生机理,从政府监管体系、法规保障体系、技术支持体系、社会参与体系4个子系统入手,构设“政府主导、法规保障、技术支持、社会参与”四位一体的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管制体系及其运行机制,提出改革与完善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消费认知、政府规制与中国食品安全--一个综述及其引申

尽管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众多,但食品安全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仍无法脱离基本的供需矛盾。本文从有效需要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认知和政府规制为两条主线对相关前沿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将其纳入到一个基本的供需分析框架中。通过文献研究发现,频发食品安全事件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产物,而消费认知的偏误以及政府规制的合理程度对食品安全市场的有效供给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政策制定与制度安排不能仅着眼于对供给的约束,如何提振有效需求则更有利于监管资源的优化和规制效果。对于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目前仍主要停留在一种概述性、工具性的研究阶段或某一领域的经验性研究,关于食品安全经济的内在价值和深度机理性研究还十分缺乏。     

重庆市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重庆市位于长江上游,是我国4个直辖市之一,众多优良港口、便利的交通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为重庆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在重庆市发展过程中,食品安全监管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针对重庆市现阶段存在的食品安全监管问题和对策进行分析研究,以促进重庆市食品监管工作的有效进行。     

新增食品厂商、监管规制与食品安全

基于不完全信息理论下责任制度分析框架,从规制者、原有食品厂商、新增食品厂商和消费者的四方博弈出发,逐步分解模型中多方博弈主体的行为、收益以及最优食品安全水平下的约束条件和均衡解。研究发现：政府在把握规制的度的情况下,食品厂商类别、规制次数对于政府客观公正的监管规制无影响。提高不同食品厂商的食品合格率是增加消费者满意度、支付意愿以及食品消费规模的关键举措。同时,保障政府监管和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是四方博弈主体收益增加的前提。原有食品厂商和新增食品厂商之间在食品价格、食品质量以及消费者期望效用方面存在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