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执行障碍性因素分析——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三权分置”是现阶段农村土地治理的重要公共政策,其顺利执行对形成高质量政策绩效至关重要。文章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以政策本身、目标群体、执行机构为主体分析 “三权分置”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障碍性因素,探讨政策实施进程存在的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矛盾、利益相关者政策认知不明确、执行机构目标偏差等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完善“三权分置”相关法律法规;(2)做好政策宣传,提高农户对政策的内容认知、权益认知、目标认知,真正做到让农户主动地、自发地接受政策;(3)明确界定层级政府间各主体利益,确保“三权分置”取得更好的执行效果。     

公共政策及其响应:基于农民信任机制的解释——以农地确权政策为例

本文基于“交易类型—公平感知—政治信任”的研究框架,分析中国农村公共政策的响应逻辑。公共政策响应依赖于政治信任,较高水平的政治信任能够降低政策实施的交易成本。其内在机制在于,各层级政府与个体在政策响应过程中构成了康芒斯式的交易类型组合,进而催生个体产生不同的公平诉求,最终影响个体对各层级政府的政治信任。本文以农地确权政策为例,将政治信任作为农户响应农业政策的代理变量并使用广东省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结果公平、程序公平、信息公平和人际公平均显著提升了农户对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人际公平显著提升了农户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整体公平感知对农户的地方政府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实证结果在控制住人际信任、家庭政治资本与社会网络、村庄禀赋与历史因素后仍然稳健。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在农村公共政策实施中,鼓励多维公平的实现,谨慎对待政策推进的效率攀比,这对提升农民的政治信任并激发社会活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政策网络与公共政策效能的实现路径

公共政策效能是政府运用公共政策对政策目标群体所产生的影响。从政策网络视角解析政府政策效能实现的路径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政策网络研究视角不仅是制度主义研究视角和行为主义研究视角之间的纽带,还超越了多元主义研究视角的局限。在政策网络视阈,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以及政策网络的集成程度是政府政策效能释放的关键因素。提高政策网络的集成程度,有效解决政策执行传导环节的“中梗阻”现象,扩大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有效解决政策执行基层落实环节的“最后一公里”现象,从而实现公共政策的整体效能。     

权宜性执行:村级组织政策执行与权力运作策略的逻辑分析——以陕南L贫困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为例

本文把某些村级组织根据不同场景定义和情境逻辑选择并采取各类具体的、短期的、人格化的策略、技术、手段和方法来执行中央政策指令和完成上级政府下达任务的行为概括为"权宜性执行"。通过构建"主体—场景(情境)—行为"分析框架,以笔者驻村扶贫的L村政策执行为个案,本文对权宜性执行行为生存和发展的逻辑机理从环境空间、社会基础及内生动力方面加以梳理和阐释:政策设计与执行分离的运行机制、组织运行资源与激励强度失衡的科层结构以及虚置的考核监督机制为"权宜性执行"生发提供了必要的环境空间;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村民淡薄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孱弱的参与能力为其生发提供了植根的社会基础;政策执行主体尴尬的角色定位和自利性的利益权衡为其生发提供了充分的内生动力。     

优化农业政策过程 实现农业政策目标

正公共政策的本质是对社会利益和公共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合法性和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逻辑起点。农业政策统属于公共政策,遵循公共政策的基本特征与基本规律。农业政策过程的基本遵循与基本逻辑。以农业生产特性为基本逻辑起点和出发点,以实现农业承载的公共目标为终极性价值诉求,遵循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规律,是农业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应遵循的基本逻辑。即要在确定某问题在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前提下,在需求调     

农户“被动信任”农资零售商的缘由:社会网络嵌入视角的案例研究

乡村社会中,农户"被动信任"农资零售商的现象广泛存在,即农户心中农资零售商的信誉度并不高,但农户仍然选择听取农资零售商的建议,购买农资零售商推荐的农资产品。由于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所以,农户与农资零售商同时嵌入的乡村社会特有的与农资购销相关的网络有可能是农户对农资零售商产生被动信任的原因。本文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江西省瑞金市武阳镇与农资购销密切相关的社会网络进行梳理和归纳,试图揭示该社会网络导致农户产生"被动信任"农资零售商这一行为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乡村农资社会网络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相关人员、村干部、农资生产商、农资代理商、农资零售商、焦点农户和其他一般农户7类成员,其中,农资零售商占据联结其他所有成员的中心位置,而一般农户与除农资零售商以外的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通常是断裂的,处于社会网络的边缘位置。这一社会网络特征使得农资零售商较一般农户而言具有掌控信息和资源的优势,而一般农户在搜寻信息与获取资源时则处于被动地位。因而,即使农户认为农资零售商的信誉度不高,仍不得不选择"被动信任"衣资零售商。     

河南省河长制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及优化建议

河南省政府积极响应十八大精神,以保护河湖生态为重点工作任务,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河长制。然而,实施河长制的政策过程中遭遇不少困难,仍有若干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河南省河长制政策为核心,分别从理想化的政策、政策执行机构、政策目标群体、政策执行环境等四个维度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     

基层政府长江流域禁捕政策执行优化分析——以四川省富顺县为例

目的 长江水域生物资源的保护需要有效政策制定和执行,在当代中国的情景下,基层政府执行对于水域生物资源保护政策有效贯彻落实具有重要的作用。方法 文章运用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方法,以四川省富顺县为例,基于史密斯的政策模型的分析视角,从政策框架、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四个方面来分析长江沿岸县级政府长江流域水生生物禁捕政策执行情况。结果 对四川省富顺县长江禁捕退捕政策执行存在的理想化政策梗阻、政策执行机构缺陷、目标群体政策认同感迷失、政策环境消极等四重困境进行了深度分析。结论 在全面实施长江禁捕政策过程中,如何破解政策执行面临的困境,需要从政策框架的改进、执行机构的执行能力提升、目标群体的认可度以及政策执行环境因素的影响等方面提升长江沿岸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以推进新时代长江大保护政策的有效执行。     

我国农村镇域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及其效果研究

扶贫工作的主要问题就是政策和执行上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政策落实不到位,无法达到理想效果。本文从农村镇域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执行主体、目标群体和执行策略三方面入手,结合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深入探究,厘清了我国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对策建议。     

中国林权改革政策分析——基于林业经济与生态二维功能的视角

在林业生态功能日益突现的语境下,中国林权改革政策蕴含着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在林业产业特殊性基础之上,林业经营者摆脱固有林业效益提升困境的基本诉求。林业生产经营基本架构的重构、经营方式和行为的变革,必然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度保障方式得以落实。对当前林权改革政策的结构体系、林业发展政策理念、执行机制与绩效的公共政策进行分析,就成为把握当前林权改革进程,调整林权改革政策的重要方式。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林权改革政策层次之间有效支持度不高、公共政策价值与市场效益诉求的内在矛盾性、林改政策执行中缺乏全局视野与掌握力,是造成林业改革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对林权改革政策体系的优化与整合是问题解决的基点。     

退耕还林政策执行差距——以县林业局角色分析为例

政策执行差距是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以退耕还林政策为例,从县林业局在执行该政策过程中所具有的动力、协调权力、问责机制和能力四个方面剖析了产生政策执行差距的诱因。在此基础上,认为建构和谐的中央和地方分权结构,鼓励社区和民众的参与是缓解政策执行差距的重要因素。     

宁夏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机制与效果

本文以宁夏为例,从政策机制的角度评价科技特派员制度(科特派)的效果。根据政策分析的微观经济原理,本文构造了一个基于政策过程及政策机制的分析框架。作为公共政策,科特派通过科技特派员作用于其目标群体——农业生产者,其目的是解决农业生产者的问题。科特派的成功之处在于为目标群体缓解了资金和技术短缺的问题,不足之处在于不能独立地解决人力资本问题和市场问题,因而需要相关部门的政策配合。     

社会信任如何影响农户土地转出行为？

研究目的：依据人际关系亲疏将社会信任分为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理论分析两类信任对农户土地转出对象选择的影响及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动态变化。研究方法：扩展回归模型（ERM）和调节效应模型。研究结果：社会信任在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特殊信任有助于土地熟人转出，促进作用随市场化水平提升而减弱；一般信任有助于土地非熟人转出，促进作用随市场化水平提升而增强。研究结论：中央持续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政策目标是实现土地资源从低效率经营主体流向高效率主体，因此，促进市场主导型的非熟人流转更加符合顶层设计的初衷；本文可以为坚持和完善我国土地流转政策提供证据支撑，市场化进程削弱了特殊信任的熟人转出优势，建设一般信任对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劳动力转移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新农合政策执行中行为主体策略分析

一、社会政策执行中行为主体的策略行为 社会政策执行中行为主体的策略行为是指社会政策行为者基于对特定情境的认知而进行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行为者行动时并不一定有明确的目标和严密的计划，而是针对情境的变化调整行为方式，以实现有利于自身的结果。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发展实践与政策变迁

研究目的:剖析中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政策的形成与演变机制。研究方法:采用公共政策的研究方法和归纳法,从纵向层级和地方多元创新、部门横向协调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社会、政治生态背景进行分析。研究结果:(1)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及其政策演变经历了6个阶段,不同时期政策驱动力和政策目标有差别。(2)经济利益和社会矛盾打破了原有封闭性政策的平衡,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义政策创新促使形成新的政策均衡,自上而下的科层治理扩大新政策的均衡效应,两条路径往复循环促进新的政策体系不断发展完善。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协调与政策执行效果也深刻影响政策进程。研究结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是趋势,该政策体系的形成理性、有序,演变路径科学,在多方主体的多重博弈下,按自身演变的内在逻辑有规律、有节奏地逐步调整,持续推进。     

公共政策执行阻力因素分析

公共政策的效果要受到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相关因素的影响。在公共政策执行中,政策主体方面的因素、政策本身的因素、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因素以及体制因素是关键的阻碍因素。应加强政治社会化功能,扩大政策宣传：有效利用政策资源,创造良好的公共政策环境;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完善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保证公共政策有效实施。     

基于政策合法性视角的公共政策有效落地分析——以设施农业政策在优成农场的落地为例

强化政策合法性是政策有效落地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学界尚未将政策合法性纳入政策执行研究范畴。基于政策范式变革,本文建构了以输入合法性—过程合法性—输出合法性为内核的分析框架,厘清了政策变革过程和政策合法性扩散过程及其交互效应,拓展了传统的政策执行和合法性建构理论。理论分析显示,在公共治理时代,公共政策有效落地的关键在于全过程合法性建构和维护。个案研究显示,在设施农业政策落地过程中,全过程合法性建构的虚化导致了政策偏差;全过程合法性建构存在输入合法性重心失衡、过程合法性消解、输出合法性利益主导等问题。基于此,要促进公共政策有效落地,需要推动公共政策思维从管理向治理转型,建构贯穿于公共政策全过程的合法性;需要推动基层政府政策角色转型,赋予利益相关者以更多合法性;需要推动基于利益基础的合法性建构方式向基于规范基础的合法性建构方式转型。     

政策执行视角下的农民工落户城镇过程中的问题分析

本文从政策执行角度分析,发现农民工落户城镇过程中存在户口迁移手续繁琐、城镇社区排斥、乡村社区农地等财产权利保全等三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农民工落户城镇的进度,还制约其质量。问题的原因,直接表现为政策执行相关主体未形成合力,间接反映出政策执行相关主体在农民工落户城镇上的利益矛盾,进一步分析则与政策执行的社会条件即城乡二元结构有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农民工落户城镇过程上形成城乡合作关系。随着农民工落户进程的加速,应重视农民工落户后与原城镇户籍社区人口的关系。     

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排斥对贫困地区乡村治理的影响研究——基于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045户农户数据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扶贫政策的不断推进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乡村治理体系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却也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1045户农户数据,采用多元处理效应模型探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及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排斥对中国贫困地区农户乡村治理体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均对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体系造成了严峻影响,且其影响程度呈现出“差序格局”。其次,相较于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地区社会信任稳态的冲击,劳动力市场排斥对农户的冲击影响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大。最后,当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对农户造成双重排斥时,农户社会信任将出现系统性失衡。因此,一方面要提高贫困人口识别精度,调整扶贫资源分配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地方性市场培育;另一方面要鼓励并保障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及充分就业,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以提高农业人口收入并扩大农业部门就业,进而缓解制度及经济双重排斥对中国贫困地区乡村治理体系的冲击。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户宅基地退出——基于江西省余江区522户农户样本

研究目的:基于江西省余江区522份农户调研数据,揭示社会资本因素在农户退出宅基地决策中的影响机理,以期为同类型地区提供合理化的政策建议。研究方法: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和Ivprobit模型。研究结果:乡村社会资本所包含的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3个维度在农户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平均边际效应分别为0.022、0.043和0.053;社会网络在社会规范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中发挥了增强性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引导农户自愿有序退出宅基地应找到符合农村社会现实的着力点,提升农户社会信任水平,扩大农户社会网络,发挥社会规范的驱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