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东道国环境问题研究的文献评述

文章从FDI与东道国环境问题的关系为切入点,对FDI与东道国环境问题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进行评述。通过相关学者对"污染避难"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FDI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主要在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其中只有规模效应会加剧东道国的环境恶化,而其他两个效应则会改善环境状况。最后,提出我国在面对环境问题是的一些相应的建议。     

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基于OECD国家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

文章基于24个OECD国家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步法系统GMM方法考察了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FDI的流入可以显著促进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细分研究发现,其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技术效率的提升上;第二,金融服务业FDI与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非金融服务业FDI对TFP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第三,东道国物质资本、研发投入、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对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多维度的FDI工业行业碳排放模型,对FDI对中国工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从FDI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管制效应四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研究表明,FDI增加了中国工业行业的碳排放,总效应是负的,但FDI的规模、结构、技术和管制效应存在差异。FDI通过推动行业规模扩张和资本劳动比的上升显著增加了各行业的CO2排放,其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为负,通过推动技术进步降低了行业碳排放,技术效应为正,但FDI的环境管制效应对各行业碳排放的约束作用不明显。     

基于提高引资质量的FDI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跟踪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作用,既是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也是对东道国利用外资实践的丰富和发展。同时,关注FDI的影响效应要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要求和利用外资的目的相适应。因此,在我国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尽快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一发展目标的大背景下,关注和研究FDI生态环境影响效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FDI生态环境影响效应进行深入、系统探讨,以更好地利用FDI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做贡献。     

FDI与中国工业生态效率——基于面板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FDI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出发,在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中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基础上,利用2001-2016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和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FDI与工业生态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样本期内,中国工业生态效率整体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且区域间差距逐渐拉大,并呈现东-中-西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从直接影响来看,FDI数量对中国工业生态效率影响不显著,而FDI质量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工业生态效率对FDI数量和质量具有正向作用。从间接影响来看,FDI数量与环境监管强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对国内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分别产生正负外部性,在正负外部性的博弈过程中,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FDI质量通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减弱环境监管的负面效应改善了工业生态效率。因此,需加强对FDI质量的甄别,吸引FDI质量型企业的进入,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形成FDI与工业生态效率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FDI与技术溢出:理论述评

通过对FDI与产业内溢出、FDI关联与产业间溢出等进行理论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FDI推进了东道国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增长,但是,东道国引进FDI重要期望是FDI产生溢出效应,给东道国带来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实际上,一些核心技术、关键仪器设备以及一些很重要的岗位仍牢牢地掌握在投资国手中,东道国亦未给予投资国相应的激励,东道国所想要得到的预期溢出效应并不乐观。FDI的溢出效应具有环境的依存性,东道国的经济环境、政策、法规、人力资源状况等都会影响FDI溢出效应,所以,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与核心,进而营造促进FDI产生溢出效应的环境,使我国达到FDI溢出效应预期结果。     

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与FDI关系的实证分析

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迅速扩张使得发展中国家逐渐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之中。FDI作为跨国公司主要的投资方式之一,其进入东道国的动机多种多样。不同类型的FDI在促进东道国融入世界分工体系的效应方面也不尽相同,就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与FDI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流入中国的FDI类型极大的提升了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     

服务业FDI、吸收能力与国际R&D溢出效应——一项跨国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运用41个国家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基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视角,测算并考察了服务业FDI的R&D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FDI的R&D溢出会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主要体现在对技术效率的改善上。国内R&D投入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第二,东道国吸收能力中,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因素能够显著促进服务业FDI的R&D溢出,但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却阻碍了东道国这一途径的技术吸收。第三,分样本研究中,OECD国家服务业FDI的R&D溢出效应显著,而非OECD国家这一效应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基于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但是对于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的研究却并不是很多见,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已有文献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对提高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性。     

FDI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负面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FDI)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对东道国产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改变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一方面有可能促进东道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但另一方面,如果利用不当,也会对东道国产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探讨FDI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结合我国FDI利用的实践,提出对安全高效利用FDI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建议。     

FDI对广州服务业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可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对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针对广州市的实证检验结论表明,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作用也截然不同。就现阶段而言,服务业FDI是影响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的原因,而服务业结构变动也会影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进一步检验发现,广州服务业FDI对流通业的影响要大于生产服务业和房地产业,而对社会服务业的影响则不显著,这与2000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服务业内部各行业间的变动轨迹是一致的。由此认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结构调整效应,并提出利用外资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政策建议。     

洗钱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2007－2012年我国外商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知识资本模型和知识资本—洗钱模型为基础,对比离岸国家（地区）与非离岸国家（地区）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研究洗钱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洗钱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绝对市场规模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制造业、房地产及整体行业有抑制作用;相对市场规模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及整体行业有促进作用;劳动力丰裕度严重抑制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及整个行业;贸易成本和距离均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量成反比。     

基于金融发展视角下的FDI与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众多的决策者与学者相信外商直接投资（FDI）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实证研究结果却表明,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并不明确,主要原因在于FDI效应受到东道国自身环境和条件（即吸收能力）的制约。东道国的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以及市场环境优化效应等机制对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生影响。金融发展已经成为东道国FDI效应有效发挥的核心要素。也是未来FDI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方向。     

我国以FDI形式承接国际服务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测度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已逐渐成为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要方式。本文在Feenstra and Hanson(1997)的外购理论基础上,借鉴R.Posner(1961)以及Fisher and Samuelson(1980)的模型框架,修正了一个服务业转移模型分析其福利效应,并基于我国1989-2005年间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测度说明:在服务业承接FDI国际转移的初期,东道国的福利效应集中体现为吸收大量非技术性劳动就业,但对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随着FDI的大量涌入,带动国内对于服务业技术性劳动需求及其工资水平增加,激励了非技术性劳动向技术性劳动转变,最终实现了服务业整体人均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由此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了一国整体的福利水平。最后,提出了为更好地实现服务产业的国际接轨,必须逐步放开资本流动管制、营造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承接软环境等政策建议。     

日本、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产业和影响的实证比较

日本、韩国作为我国的重要经济伙伴和外资主要来源国,对我国投资具有许多共同点,但是由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经济景气的差异,对我国产业转移的特点和影响也存在差异。本文在研究日韩两国对我国投资规模和产业分布状况的基础上,实证比较了其对华投资对投资国和东道国经济的关系和影响的异同点,结论表明影响均具有正向性,是双赢而不是威胁性。     

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集聚状况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一般会出现地区的集聚现象,农业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会形成集聚呢?本文对江苏省农业FDI的地区集聚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某些地区的农业FDI存在较明显的国别集聚和产业集聚。文章还对农业FDI的来源国集聚和产业集聚原因进行了分析。     

FDI的“行业集聚”与行业分布溢出——基于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对影响FDI行业分布的原因进行了研究。除了分析行业自身因素的影响之外,本文还重点研究了FDI的行业集聚产生的FDI行业分布溢出。研究结果表明,行业的产品出口比重对吸收FD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行业内的国有企业集聚对外资企业进入有显著的"壁垒"效应,而行业的工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等对外资进入没有显著影响。此外,FDI的行业集聚对吸收FDI有正向的行业内溢出,而FDI的行业集聚产生的行业间分布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后向溢出方面,但没有产生前向溢出。     

The effect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home country's export: A case study on Taiwan, 1989–2006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on home country's export in Taiwan since the late 1980s. By pooling the time series and cross-section data in a modified gravity model, the study analyzes the effect of outward FDI, both country by country and host groups as a whole, on Taiwan's exports. It is concluded that outward FDI has a complementary effect on home country's export in Taiwan, most significantly evidenced in China-bound investment, which accounted for most FDIs after the 1990s.     

产业转移、国际贸易和CO_2排放——来自我国工业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修正的净出口消费指数检验"污染天堂假说"发现,我国没有成为污染产业的"天堂";尽管我国的产业转移是双向的,但工业集聚的程度有所提高。在此基础上,构建CO2排放影响模型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贸易开放程度对CO2排放有负向影响,提高贸易开放程度有利于降低CO2排放;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和参与程度对CO2排放均有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或参与程度的提高会增加我国的CO2排放压力。最后指出限制贸易或外商直接投资不能有效降低我国工业的CO2排放,应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目的,通过提升产业技术水平,降低排放密度来控制CO2的排放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