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食品安全卫生政府管制变迁的特征及其完善

基于食品安全卫生产权交易的负内部性和双方无合意均衡点博弈的一次性，就决定了对负内部性的规制是我国产品质量监管的重点。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先得出了我国食品安全卫生政府管制变迁的特征，在肯定这种变迁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取得了成功的同时，指出了它的局限性，最后，提出了完善下一轮管制变迁的措施。     

地摊经济相关政策中政府管制与放松管制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政策放松对地摊经济的管制后,地摊经济以点向面大范围扩散发展.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地摊经济相关政策梳理,寻找政府对地摊经济管制和放松管制的问题及原因.管制是因为地摊经济本身的缺陷、保护有证个体工商户是城市管理的需要,地方政府追求利益体现.放松管制是为了稳定就业、城市管理能力提高、激发市场活动.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定合法合理政策、政府规划引导、提高基层行政能力、加强部门合作等四项建议.     

美国电信市场：政府放松管制与企业兼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因特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电信的概念和体系,其迅猛发展的速度是人类工业化进程中前所未有的。1993年9月美国率先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从此,美国电信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尤其是1996年2月,美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放松了政府对电信部门(包括无线电广播、有线电视、电话)的控制,全面开放电信市场,允许互相进入。这就是1996年美国的“新电信法”,它成了美国全面开放电信市场的里程碑。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新的电信法案之前,美国的电信业务是被少数几家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垄断的。新的电信法…     

西方航运中心的变迁及其启示

通过对西方主要航运中心的历史变迁分析发现,航运中心的形成、发展和更替与生产专业化、贸易分工和航运业自身各个细分市场的不断出现和完善密切相关;除去战争等特殊情况外,“新兴”的航运中心都是在“新兴”贸易分工和航运“新兴”细分市场中占据优势而逐步形成的。     

试析我国民航业的管制与放松管制问题

本文作者从自然垄断的概念出发,讨论了民航业的自然垄断特征,然后对我国民航业的管制措施及其对我国民航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后提出了放松管制促进我国民航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政府管制与放松管制

我国的产业经济理论,比较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竞争性行业的改革与发展方面,而对那些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却探讨不足。实际上,由于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既涉及到全社会经济福利的提高以及政府职能的定位问题,又涉及到这些部门效率提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问题,所以其重要性日益显著。     

航空运输价格与市场管制的经济学分析

航空运输近年来最重要的放松管制的措施有价格管制和市场管制.文章以经济学研究分析为方法,从微观层面运用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理论、网络经济模型、供需关系模型、寡头垄断市场理论等分析研究两项管制对航空运输的经济影响,并评价两种放松管制的意义,最终给出政策建议.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管制体制——美国的政府管制体制对我国的启示

建立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符合管制规律的政府管制体制,对于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文章阐明了政府管制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理解政府管制要深入到该体制的法理基础上。美国政府对该国经济社会的管制普遍存在,其管制体制对我国有重要启示意义。     

食品质量安全政府管制缺陷及其完善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存在,是食品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需要政府管制.管制者也同样是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者,管制者一般是理性的、厌恶风险的,采取的策略原则必定是规避风险原则,这使得政府管制存在缺陷,完全依靠政府管制不足以抑制生产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需要引入其他管制主体,共同构筑运行顺畅、监管高效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机制.     

放松管制与我国银行业市场竞争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我国100家不同类型银行1994-2006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市场集中度HHI来度量银行业的市场竞争,考察了放松管制与我国银行业市场竞争的关系及其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为了克服银行异质性和市场竞争与银行绩效间的联立性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文章利用1994 年以来的我国外贸依存度构造银行业市场竞争的工具变量,通过引入识别银行业特征的虚拟变量和面板随机效应模型来消除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伴随放松管制,我国银行业竞争度不断提高,导致了银行利润的普遍下降,而现存银行的异质性对其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所以,当前我国不仅要注重银行业市场结构的调整,而且更应鼓励发展村镇银行、担保公司和小额信贷公司等具有不同行为的金融机构.     

行政垄断规制失灵的博弈分析

文章运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通过中央政府、行政垄断规制机构与行政垄断企业的重复博弈分析,得出了行政垄断规制失灵的基本结论。行政垄断规制失灵取决于各方博弈中利益集团所承担的成本和被查处的概率;规制目的的实现取决于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规制机构中的政府官员作为各种政策的制定者和强制执行者,决定着行政垄断行为的方向和政策的实施。这些结论是对政府规制失灵博弈的一般分析,它同样适合于对我国行政规制失灵的分析。     

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制研究

为适应依法治国的进程,其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也必须全面地推进。行政规划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活动,日益广泛地存在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因此,我们也应当将行政规划全面纳入依法行政的轨道,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在总结、分析国内外行政规划法律规制研究成果基础上,从行政规划的组织、行为、监督三大方面编织法律规制之网     

中外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与西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其目的是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市场机制；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其功能却是保持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权力。要改革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需要重塑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利益结构、缩减政府规模、建立制约政府行为的力量。     

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收入构成变化——以云南省为例

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变化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对农民收入来源构成的实证研究发现,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农民收入增加贡献最大,工资性收入的比重逐步增加.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来看,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及其对农民收入增加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增加工资性收入是增加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缩小地区差距的有效途径.     

中亚国家的微型金融组织及其法律规制

20世纪80、90年代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微型金融组织从90年代中期起也扩散到了中亚国家,除了土库曼斯坦以外的中亚国家都有了类别多样、形式各异的微小金融组织。在微小金融组织便利了更多的人享受金融服务资源的同时也为立法带来了新的课题。本文在对中亚国家微型金融组织的种类、组织形式、地位和准入门槛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对中亚国家的微小金融组织立法情况也进行了分析,认为中亚国家大致形成了以基本法为根据、以专门法为基础、有关部门规章为补充和其他法律为辅的较为完善的微小金融组织法律体系。     

OECD国家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企业年金的发展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已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总结OECD国家的监管经验,对审慎性模式和定量限制模式进行比较出发,分析我国企业年金监管的内在动因,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确定我国应当采用何种监管模式,保证企业年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     

路径依赖、效率特征与政府规制的边际改进

我国的政府规制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崛起的。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使得关于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移植论对其崛起逻辑的解释都值得商榷。事实上,我国的政府规制是中央政府考虑不同利益集团约束和外部竞争压力前提下,根据自己的信念和认知能力,对原有治理制度进行边际改进的一个供给主导型过程。该过程的路径依赖特征既是引发规制失灵的根本原因,也为提高规制效率提供了改革思路。     

英国、美国、新加坡城市公用事业监管比较研究

本文主要对英国、美国、新加坡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以及监管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指出这些国家的监管经验对于完善我国公用事业监管的启示及借鉴作用。     

市场化进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的经验研究

利用1999-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工具细化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实证分析了市场化进程、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对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显著为正,但是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此建议根据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各地区市场化进程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制定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差异性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与中国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基于异质性企业视角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分析框架,研究了环境规制如何通过要素替代、创新补偿以及资源重置3种渠道塑造中国企业和行业生产率的静态与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在企业层面上,环境规制会提升高效企业生产率,降低低效企业生产率。在行业层面上,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将不利于资源错配严重行业的加总生产率增长。我们基于1998-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和3种渠道各自的作用。因此要实现环境改善型的技术进步不仅需要各级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环境保护政策,更重要的是减少要素在行业内和行业间流动的摩擦以及各种制度性障碍,降低行业资源错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