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监督力与控制权收益：限薪的后果

笔者通过数学模型推演,从理论上分析不同监督力情况下高管减薪的后果,研究发现:在企业持续经营过程中,高管减薪能够导致高管控制权收益对薪酬的替代,替代作用产生了负的激励效果,并且替代程度越大,负向激励效果越明显;监督力的强弱是决定替代程度大小的关键因素,不变或弱化的监督力能够强化高管控制权收益对薪酬的替代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监督力在减薪前后如何变化,限薪令都可能是一项失败的政策,类似于中国这样已经颁布限薪令的国家,在限薪的同时应该大力加强对高管的监督力度.     

我国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报酬:控制权激励观

本文在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是自别的（seif—interested）假设前提下。从理论上分析了其为什么乐意接受明显偏低的显性报酬（包括年薪、股权收入等）而不选择“另谋高就”的经济原因。研究表明,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高管人员可以通过控制权收益来获得其人力资本的价值,同时．国有企业这种控制权收益激励模式不仅不能达到有效激励高管人员的目的,而且会导致高管人员利用其实际控制权损害股东利益、增加企业的交易费用、阻碍经理人市场的建立。     

控制权收益作为国有控股公司高管激励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将控制权收益分解为隐性收益和显性收益。结果表明,显性收益占控制权收益的9％左右,隐性收益仍是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首要激励因素。研究还显示,隐性收益和控制权收益与企业规模和经营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与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呈显著的正相关。而显性收益与企业规模和经营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与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呈显著的负相关;隐性收益还与公司资产负债率呈显著的负相关。最后,提出将自我隐形激励转变成市场显性激励的政策建议。     

控制权机制与报酬机制的替代关系研究

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部分高管人员的报酬十分低，但是他们依然保持着努力工作的状态。其原因是高管人员利用控制权为自己增加控制权收益以弥补货币报酬偏低的不利境况。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高管人员的货币报酬与控制权收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上市公司高管的低报酬激励现象。     

国企高管控制权、审计监督与会计信息透明度

内部权力配置和独立审计作为重要的内、外部公司治理安排都将对企业的会计系统产生影响。文章以2004-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高管控制权的增强会降低公司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表明国企高管的控制权在信息披露决策中发挥了显著的负面效应;(2)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够提高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揭示了独立审计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了应有的监督作用;(3)高管控制权的增强会弱化外部审计对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正面影响,表明独立审计的治理功效容易受到企业内部权力配置等情境因素的牵掣。     

控制权私人收益:监督成本补偿与利益侵害

从辩证的视角,文章认为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本质属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可以是其补偿监督成本的途径之一,也是激励大股东监督经理层的重要因素;第二,大股东过度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行为则会蜕变成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行为。因此,控制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建立大股东监督的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二是要建立大股东利益侵害行为的约束机制。     

社会资本规制与产权安排的替代效用和替代规则

按照科斯定理的逻辑,可以证明社会资本规制与产权安排具有相互替代的效用;而两者之间的替代规则,可以在交易成本理论的平台上,从交易的频率、专用性、异质性三个维度进行刻画;对于现实中的社会资本规制和产权安排的互补现象,也可以通过交易成本递增和外部性分析,在满足两者效用替代的基础上得到解释。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有效性:一个理论分析

薪酬管制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国企改革的一个特殊的制度背景,薪酬管制的有效性需要一个规范研究的理论解释。通过推演企业高管效用与企业支付之间的均衡模型,研究高管薪酬管制与外生监督力变化强度共同作用下的有效性,结果发现:薪酬管制的效果表现为高管控制权收益对薪酬的替代以及基于替代的企业业绩变化,而且薪酬管制的综合效果因监督力变化方向和强度的差异而不同;如果实施薪酬管制并忽视或减弱了监督力,那么高管控制权收益的增长和企业业绩的下降幅度都是最大的,从而解释了薪酬管制如何通过替代性传导机制导致高管腐败频发的现象。研究结果表明,薪酬管制与高管腐败和企业业绩下降是否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取决于监督力的变化方向和强度。     

我国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所有者预算观

文章在分析国有企业激励现状以及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式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所有者预算观。所有者预算是通过预算的形式将经理人收益与企业的实际产出相联系,使得代理人与委托人的效用函数保持一致,实现最优的激励效果。同时文章认为建立所有者预算激励方式的关键在于业绩评价指标的选择和预算目标的确定,并将控制权收益纳入到所有者预算的范畴内,保证货币性报酬与控制权收益之间的合理比例,完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薪酬结构,实现我国激励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发展。     

资本替代劳动与产业特征的关联机理及测度分析

由于生产技术及产业间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不同产业存在不同的资本替代劳动的可能程度,这种程度可以用替代弹性衡量,各产业替代弹性的大小分布即为资本替代劳动的产业特征。在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人均资本增加,替代弹性大于1时,将导致劳动的总收入减少,进而就业减少,替代弹性小于1时,则就业增加。利用CES生产函数对我国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初步测算表明,我国整体资本替代劳动的可能程度处于中性,但第二产业则存在严重程度的资本替代劳动趋势。     

高职顶岗实习生法律身份定位与权益保护研究

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内在辩证关系催生了高职院校这一群体的产生,＂工学结合＂已成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切入点,高职学生顶岗实习引发了学校、企业、学生三者的责、权、利的分割与承担,其中顶岗实习生的身份定位已成为厘清问题的基石与焦点。在探讨了高职顶岗实习生的源起与分类、身份界定与法律定位、风险防范与权益保护后,明确了三方的权利与义务,以保护高职顶岗实习生的合法权益。     

土地用益物权流转的动力机制分析

土地用益物权的流转是土地权利变动的内在要求,是土地资源合理配置要求权利作相应变动的客观规律,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土地规模经营、土地市场机制规律和人地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构成土地用益物权合理流转的3大动力机制,正是这3种力量的作用,弥补了土地用益物权初始配置之不足,从而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目标。     

基于经理人过度投资行为的控制权配置机制设计

通过建立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研究了经理人过度投资行为与控制权配置机制设计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设计适当的控制权配置机制能够有效缓解经理人的过度投资行为,且控制权的配置存在着某些规律性,并由此得到了一些重要结论:当市场机制较为完善或股东的监督效力比较强时,或当投资项目的风险较大而使监督经营行为的成本很大时,经理人应配置更大的控制权;当经理人获取隐性收益的能力和可能性较大时,经理人应配置较小的控制权;配置给经理人的最优控制权及其最优分成比例在激励功能上是互补的,为降低经理人的过度投资而设计的激励机制就是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文章最后还对缓解我国公司经理人的过度投资行为提出了建议。     

市场与政府相互替代的不同模式及其特点的比较分析

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市场和政府都具有不完善性,即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与政府相互补充和相互替代按其不同的时间顺序可分为顺向替代和逆向替代两种模式.对这两种模式及其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具有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意义.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5年前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实证方法研究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虽然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平均持股水平很低,但对高管人员的行为仍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当总经理独立于董事会时,股权激励的效果更为明显。此外,公司的规模和控股股东性质等因素也会起到调节高管持股的激励作用。     

林业企业实施森林认证的内在动力机制及其模型

实施森林认证行为是林业企业的一种全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分析表明林业企业实施森林认证的动力在于：林业企业经营者实施森林认证的决策偏好、林业企业森林生态经济效益优化目标、森林可持续经营战略与林业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拟合度、社会周围其它林业企业实施森林认证的状况、林业企业的竞争压力、政府及林业行政管理部门对森林认证的支持力度、市场准入制度变化、林产品市场体系规范化制度化状态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社会周围其它林业企业实施森林认证的状况、政府及林业行政管理部门对森林认证的支持力度、市场准入制度变化、林产品市场体系规范化制度化状态对林业企业实施森林认证模式具有间接影响,通过影响其它诸要素改变林业企业实施森林认证的动力。     

国家科技项目监理机制运行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国家科技项目实施项目监理,是改变以往由政府机构直接管理科技项目,在投资及管理中引入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项目协调和监督的重要举措。分析目了前我国科技管理的现状与试行监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索科技项目监理模式。     

调峰权交易机制对风电并网发电的激励作用

在不考虑发电量变化和考虑发电量变化两种情形下,分别研究了调峰权交易机制对具有高调峰能力的火电机组主动完成深度调峰任务的激励作用。通过经济学理论分析及实例计算得到如下结论:设计调峰权交易机制可激励具有高调峰能力的火电机组主动完成深度调峰任务,从而有利于提高风电利用率、减少弃风。     

我国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监管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监管机制,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政策体系的制定、层级监管机制和查处程序的实施等方面。其中,经顶层权威设计的规范体系起指引导向、统筹协调作用; 层级监管机制具有预防和惩治相结合的功能; 规范化的查处程序能及时、正确、有效地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举报、质询、调查及惩处。尽管如此,依然存在不少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Testing for Utility Maximization with Error and the Loss of Power

A procedure is suggested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treat a consumer who violates the Generalized Axiom of Revealed Preference as ‘close enough’ to utility maximization. It is based on the reduction of the power the test has against random behaviour. It can also be used to compare different efficiency ind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