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

本文选择 2001 ～2016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计算了狭义和广义的环境规制强度,并基于SYS－GMM 方法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 考察期内, 虽然狭义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但广义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显著; 整体而言, 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关系, 现阶段的“倒逼减排” 效应更加明显, 中国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 东部和中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都呈现出显著的“ 倒逼减排” 效应,但西部地区只有狭义环境规制存在“倒逼减排” 效应, 广义环境规制并不存在。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FDI 与技术创新——基于空间计量学的经验分析

在幅员辽阔、省域差异明显的中国,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省域环境规制、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本文构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面板模型,选取2006~2015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3）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作用,但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呈现正“U”型动态变化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省域间环境规制的空间联动和环境污染监督,提高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在环境资源约束下， 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现有的研究忽略了环境规制的不同类型以及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 因此无法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环境政策， 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本文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 选取动态面板模型检验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东部地区志愿型环境规制并未对产业升级形成有效激励， 命令型、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分别呈“倒N型”、“N 型” 趋势变化。中西部地区激励型、志愿型环境规制作用不显著， 且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激励效应较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设定科学的环境规制强度和选择合理环境规制类型以激励产业升级。     

环境规制对中国地区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地区工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计算得到 2002～2018 年工业绿色生产率 GML 指数。通过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费用型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但东部地区却呈现正向促进作用；投资型规制在中、西部与绿色生产率之间具有负向线性关系，东部呈现正向促进作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各个地区均会起到促进绿色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在未来环境规制策略上，应该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类型，采取不同的规制措施，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对制造业“清洁化”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的验证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在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为了应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各国普遍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实施了环境规制。那么,严格的环境规制真的能促进制造业的“清洁化”吗？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9～2013年的制造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清洁化”高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并通过构建GM（1,1）模型进行预测,并得到结论：环境规制是影响制造业“清洁化”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但是,环境规制强度与制造业“清洁化”高度呈“剪刀差”现象。     

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 2000～201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固定效应和系统GMM 方法, 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 同时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政府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影响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其中动态模型较静态模型“U” 型下降趋势更快而上升趋势较缓; （2） 政府补助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为负, 起到了抑制作用; （3） 政府补助与环境规制共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效应。     

环境规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波特效应再检验

“既要青山绿水， 也要金山银山”， 要求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做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在环境规制日渐严格的压力下， 对资源严重依赖型的东北老工业基地， “波特假说” 还能否成立？ 本文运用 DEA－SBM－Malmquist 模型评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分析环境规制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效率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推动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效率的提高， 对经济发展具有助推的潜力， 环境规制通过直接作用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效率， 进而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 “波特假说”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可以成立。     

基于劳动生产率视角的制造业技术创新与就业关系研究

技术创新与就业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衍生出两组假说：“技术创新破坏就业假说”与“技术创新创造就业假说”。本文立足于制造业,从“劳动生产率”视角,建立了技术创新、就业与制造业企业发展的回归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创新与就业在制造业企业发展中是一对共生体,支持“技术创新创造就业假说”。具体表现为：技术创新水平与就业质量始终与制造业企业发展显著相关;劳动生产率越高,制造业就业结构越倾向于高级化;技术创新与就业的交互作用在选择走高质量发展路径且劳动生产率高的制造业企业中最显著。     

京津冀装备制造业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产业集聚的调节作用

京津冀产业政策对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 产业集聚作为产业结构特征, 会对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绩效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本文选取了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对产业政策、产业集聚、技术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研究发现, 税收优惠、创新补贴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 专业化集聚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倒U型” 关系, 多样化集聚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正U型” 关系; 专业化集聚对税收优惠、创新补贴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多样化集聚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     

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 环境规制与工业增长规模间存在 “U” 型的非线性关系, 与综合效率、 盈利效率和劳动效率间存在横向的 “S” 型关系, 与经营效率间存在镜像的 “S” 型关系; 环境规制政策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 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既有利于环境保护, 又不会对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产生负面作用; 环境规制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 通过权衡三大分解效率可在短期内确定区域最优的环境规制政策。 最后, 根据实证分析提出应突破 “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思路, 推进差异化的环境管制政策,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实际汇率、 技术创新与对外贸易升级

汇率是国际贸易中现金流量的重要稳定器, 也是影响企业自主研发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以2005年7月～2018年11月的数据为样本, 构建VAR模型, 通过协整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对人民币实际汇率、 技术创新和对外贸易升级三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人民币实际汇率、 技术创新和对外贸易升级三者之间存在动态的长期均衡关系; 技术创新与对外贸易升级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人民币汇率是技术创新、 对外贸易产业升级的格兰杰原因, 汇率对技术创新的正向效应具有滞后性, 从长期来看, 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通过 “市场竞争效应” 和 “中间品技术溢出效应” 对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升值也会给对外贸易结构优化产生正向冲击。     

职场抱怨源对知识型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知识型员工的创新绩效是移动互联时代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本研究探讨了组织环境中的职场抱怨源对知识型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职场抱怨源的“与同事关系”、“管理规范化因素”和“物理环境”维度通过负向影响员工建言,而抑制创新绩效;另外,“工作负荷”维度正向影响创新绩效。研究还揭示,相比自我隐藏倾向低的员工,与同事关系不和谐对高自我隐藏倾向知识型员工的建言和创新绩效有更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讨论了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启示。     

环境规制对碳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

环境规制解决“温室效应”的关键在于其能否实现经济增长和碳减排之间的共赢。因此,寻求一条提升碳绩效的持续发展道路是当前政府环境规制之要务。本文从竞争均衡模型的构建深入探讨环境规制对碳绩效的作用效应,证实了环境规制与碳绩效之间呈现广义上的U型曲线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2000～2014年30个省市的环境规制对碳绩效的门槛效应,基于区域异质性假定证实了环境规制与碳绩效的双门槛效应及最优规制水平的存在,以期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正确执行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开放经济视角下国家创新效率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创新效率研究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大主题, 本文从 “瑞典悖论” 出发, 探究 “金砖国家” 是否存在 “瑞典悖论” 现象, 并试图从开放经济视角对部分国家存在的产出与投入不相匹配的现象进行解答。 本文根据 36 个国家 2013～2017 年的数据, 构造了创新效率评价的投入产出体系, 用超效率 DEA 方法, 分别计算出这些国家5 年内的技术创新效率、 经济创新效率和综合创新效率, 并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其它 “金砖国家” 的差异。 将计算出来的效率值与相关影响因素进行 Tobit 回归分析, 找出了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 并通过构建交叉项的方法, 区分了发达大国、 发达小国和 “金砖国家” 的不同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的经济创新效率连续几年表现良好, 在2017 年居于首位, 而技术创新效率稍有不足, 原因在于科技论文产出成果还不能与快速发展的GDP 水平相匹配。 研究通过创新效率计算和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发现部分国家存在着高投入和相对低产出的问题, 印证了 “瑞典悖论”的存在, 并根据研究经济开放性与创新活动的相关性, 对创新效率测量及创新模式进行反思。     

基于Heckman选择模型的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以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我国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避免样本选择偏差，同时将线性关系与非线性关系相结合，考察“十二五”期间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高管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短期薪酬激励与技术创新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两者之间呈明显的倒U型关系；长期股权激励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找到薪酬激励的极大值，提出避免过度薪酬激励、适当提高股权激励水平、建立合理的高管激励体系等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提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空间视角, 选取 2003～2017年中国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 通过设置3 种空间计量模型, 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 且在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2）东部样本、 西部样本与中部样本空间溢出效应的强度依次递减, 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3） 金融信贷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的实证研究——基于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分析

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双重困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协整模型检验了1994~2009年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Granger因果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能力与碳排放量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联关系。环境规制强度是技术创新的Granger原因,环境规制强度是碳排放量的Granger原因,技术创新是碳排放量的Granger原因。环境规制的合理安排和有效执行能够充分实现资源效率和环境质量的双赢,技术创新是节能减排的技术基础。     

老龄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基于独立作用与联动作用的双重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2005～2016年面板数据, 分别采用静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 对老龄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静态面板模型结果表明, 东部地区老龄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曲线关系均呈“N 型”, 西部区老龄化与碳排放之间呈现“N型” 曲线关系。门槛模型结果表明, 各地区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增加不利于降低碳排放, 但在不同的老龄化程度下, 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贸易便利化对我国汽车行业出口的影响及贸易潜力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国际贸易繁荣的景象下时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推动贸易便利化成为大势所趋。本文利用与我国汽车行业贸易最密切的47个国家为样本实证研究得出,贸易便利化4个一级指标对我国汽车行业出口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电子商务、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然后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贸易便利化对我国汽车行业出口贸易有显著影响,并且通过提高贸易便利化来推动贸易只在“出口不足”的国家有效。     

环境规制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环境污染问题早已成为影响中国居民生命健康和阻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政府日渐扩大环境规制范围和加大环境规制力度。然而，越发严格的环境规制势必进一步侵占社会生产资源，这可能直接导致社会产出缩减，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可能倒逼社会创新，造成技术改进和人员就业结构再调整，影响到劳动力单位有效产出，即社会劳动生产率。为探索环境规制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及其作用效果，本文使用2001～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探讨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经济变量的情况下，环境规制与社会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的趋紧，社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在控制内生性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并且，环境规制通过影响技术创新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本文结论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环境规制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不相容的悖论，认为应当继续积极深入推进环境污染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