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创新价值链的我国制造业创新效率外溢效应研究

在创新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制造业创新活动进行细分，把我国制造业创新活动分为科技产出、物化产出以及价值产出3个环节，并运用DEA模型对我国制造业3个环节的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同时构建经济基础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制造业3个环节创新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及价值链外溢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制造业无论是分行业还是分区域普遍存在科技产出环节及价值产出环节创新效率较高，而物化产出环节创新效率较低的情形；就我国制造业各环节创新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而言，我国制造业科技产出效率、物化产出效率以及价值产出效率都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我国制造业各环节创新效率的价值链外溢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科技产出效率与物化产出效率、物化产出效率与价值产出效率之间都表现出明显的价值链外溢效应，而科技产出效率与价值产出效率之间没有形成明显的价值链外溢效应。     

行业外研发创新外溢效应的实证检验

生产率的增长一方面来自于劳动和资本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来自于效率和技术进步,而后者正是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正规或非正规的研发投资以及大量的未被测量的科学和其它知识外溢的贡献。利用全部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样本,测算了创新投资的收益率水平,考察了创新投资对全部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全部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提高,接受来自产业外、公共部门等不同创新投资来源外溢影响的程度,发现行业外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

本文以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同时验证了这一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同样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存在门槛效应.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依旧具有促进作用.考虑到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的影响,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减弱.进一步将全国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和相邻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本文从产业集聚视角分析了我国城市经济效率提升的可能性,为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对外开放门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生产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对外开放程度对生产性服务业外溢效应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利用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贸易开放度与国际投资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探讨了不同开放程度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产生外溢效应的差异。     

政府补助和减税降费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制造业上市企业的门槛效应分析

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政府在支出和收入两个方面实行多种激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利用2015-2017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检验了政府补助和减税降费对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有效性.研究发现:第一,政府补助力度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呈正向激励,实际税费负担率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呈负向激励;第二,政府补助力度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实际税费负担率则仅对高端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第三,政府补助力度对高端、中端和低端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产生促进作用时的门槛值分别为5.78％、13.14％和20.35％,实际税费负担率低于1.24％的门槛值时对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会有所缓解,但对中端和低端制造业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建议总体上提高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政府补助力度,降低企业实际税费负担率;针对不同层次的制造业,应逐步减少低端制造业企业创新对政府补助的过度依赖,重点降低高端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税费负担,提升政府补助和减税降费对激励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有效性.     

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外溢效应的外部因素

从理论上探讨了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外溢效应的外部影响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构建计量模型,利用1998—2012年福建省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了政策环境、城镇化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信息化水平在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的外溢效应方面的作用。结果表明:4个外部因素均能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的外溢效应,其中政策环境和技术创新能力对金融业和科技服务业的外溢效应具有显著的增强作用,城镇化水平对物流业和金融业的外溢效应具有显著的增强作用,信息化水平对物流业外溢效应的增强作用最为显著。指出:当前应进一步改善外部环境以促进产业联动发展。     

流通创新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本文运用DEA方法计算制造业和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进行分解,使用1999-2010年我国31个省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流通创新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绩效。结果表明,流通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技术效率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不显著。运用D-M检验的结果表明,制造业效率提升对流通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存在内生性影响,而对流通业技术推广没有影响。运用2SLS处理模型的内生性,进一步支持流通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政府补贴对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利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采用2006-2013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系统讨论了政府补贴影响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机制和效应。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了政府补贴抑制企业技术效率提升的主要途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有效促进了装备制造业模仿创新下的技术进步,但显著抑制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技术效率改善;政府补贴引发的要素市场扭曲、企业寻租、市场集中和投资过度是导致创新活动技术效率损失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应通过补贴政策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保证竞争性市场中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营造良好的创新支持环境来提高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知识产权保护、创新驱动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研究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创新驱动的中介作用以及政府效率、公平程度和市场化程度分别对这一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选取1998—2020年我国制造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正向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正向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在知识产权保护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具有正向互补中介效应。较低的政府效率、公平程度和市场化程度都显著负向调节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驱动之间的关系。政府效率和市场化程度都正向调节创新驱动在知识产权保护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中介作用;公平程度负向调节创新驱动在知识产权保护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中介作用。随着政府效率、公平程度、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间接效应逐渐减弱。研究结论为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客观的经验证据,并揭示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对于相关部门制定重要政策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理论指导意义。     

竞争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规制行政垄断,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建设的重要保障。本文从限制行政垄断型的竞争政策角度出发,分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论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十分显著。机制分析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提升行业竞争水平、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业间信贷资源误配程度,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并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民营大企业和受中低补贴程度的企业有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一定程度上能够弱化行政垄断的所有制歧视和提高补贴政策的中性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创新效率增进效应显著,但创新资源配置效应整体不明显,分行业检验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产业集中度高、分工联系紧密和创新力较强行业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显著。本文对我国统筹竞争政策与创新政策、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改进企业创新激励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要素集聚、政府支持与科技创新效率——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研究了创新要素集聚、政府支持与科技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科技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创新要素集聚对于科研机构创新效率具有负影响,对于高校的影响不显著,而对于企业的影响为正。政府支持对于科研机构和高校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而对于企业具有负影响。制度因素对于科研机构和高校创新效率没有明显影响,而对于企业具有明显的正影响。人力资本对于高校和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正影响。FDI因素对于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正的外溢效应。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健康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才能实现更快的创新产出和经济增长。     

提升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效率研究

通过DEA-Tobit二阶段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研究发现：危机后我国制造业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技术进步主要得益于规模效率提升而非纯技术进步变化。另外,企业经营绩效、制度因素以及企业规模对制造业自主创新效率呈显著的正相关;政府干预和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因素对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呈正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提升我国制造业创新效率应从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完善市场制度、做大企业规模以及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方面入手。     

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

数字技术是实现中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新引擎,它的深度应用正在改变企业创新过程和产业创新生态。结合WIOTs及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系统检验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关系;目前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普遍不高,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且国内数字化投入的影响效应大于国外数字化投入的影响效应。第二,需求规模扩张对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之间的U形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且内需调节效应大于外需调节效应;市场化改革与市场竞争会弱化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之间的U形关系,缓解初期数字化投入不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三,进一步分析表明,提高创新资源使用效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是数字化投入促进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途径。上述研究结论的启示为,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发挥数字经济、扩大内需与市场化改革的乘数效应,将有助于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发展。     

基于效率的长三角区域创新网络形成机理

在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基础上,着重探索长三角区域创新网络非同质化实质和三个创新群的外溢效率内在的逻辑关系,从而构建了基于效率长三角区域创新网络形成内在机理的理论研究框架。长三角区域创新网络效率不仅限于“点”与“点”之间的外溢效应,而主要体现于更高层次“群”与“群”之间的外溢效应。     

政府补助对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产出关系的调节效应——来自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研究政府补助对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产出关系的调节效应,并深入探讨政府补助这一调节效应在不同区域环境、不同产业环境和不同内部控制环境下的差异性表现。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不仅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产出,而且有助于促进具有战略发展意义的突破式创新产出;政府补助对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产出及突破式创新产出间的关系存在显著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非先进制造业和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政府补助在中西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和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对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产出及突破式创新产出的正向调节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为进一步优化政府补助政策,提升政府补助利用效率,增加企业创新产出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规制与企业创新——基于疫苗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

政府规制能否有效促进企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值得深究。本文以2016年国务院修订发布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为案例,考察了疫苗追溯规制对疫苗上市公司的创新效应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管理条例修订后,疫苗公司的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水平都得到显著提升。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有关效应主要源自政府规制通过推动疫苗产品追溯制度的设立,倒逼企业提升产品质量。本文的研究结论扩展了政府规制有效性和企业创新的研究,对于如何完善药品监管制度也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DEA-Tobit模型

文章基于中国2009—2020年制造业行业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传统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创新效率,并基于随机效应Tobit模型检验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反映了中国传统和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均未达到DEA有效、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的问题,得出了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业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远高于其他因素的研究结论,从而提出夯实技术创新基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完善相关制度等方面的政策建议,以期实现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水平的提升。     

空间视角下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影响分析

本文运用Moran指数、Lmerr、Lmlag等检验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回归分析,对珠江三角洲九市制造业效率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珠三角九市制造业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珠三角九市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对本地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存在正向的空间外溢效应.     

同城关系、行业内外溢效应与集聚——来自制造业2000-2007年市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行业内正向和负向外溢效应影响城市工业布局ae技术扩散的有效性.目前关于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没有隔离出同时存在的正向和负向外溢效应,并且缺乏针对城市聚集的分析.鉴于此,使用中国2000-2007年制造业市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目前正向的技术扩散和负向的"挤占"效应同时存在,而城市范围内的产业聚集并没有促进正向外溢效应的发挥.为此,政府应适时结合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竞争环境等进行政策调整.     

政府创新偏好、制度环境与城市绿色创新

通过整理中国25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制度环境视角探讨政府创新偏好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基准检验显示，政府创新偏好与制度环境优化均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制度环境优化会强化政府创新偏好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门槛检验显示，政府创新偏好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存在基于制度环境的双门槛效应，随着制度环境不断优化，政府创新偏好的促进效应呈阶梯式提升态势。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欠发达城市与内陆城市，政府创新偏好对发达城市与沿海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相比于策略性绿色创新，政府创新偏好和制度环境优化更有利于促进城市实质性绿色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