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效应的区域差异及地方政府宏观调控的异质需求

把金融效率分为资金聚集效率和资金分配效率,采用2001—2015年中国八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资金聚集效率和资金分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别验证了政府干预对上述相关性的影响。全国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显示:资金聚集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资金分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资金聚集效率和资金分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加入政府干预变量后的检验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影响了区域金融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效应的释放,且这种影响同样存在区域差距。这表明,具有不同发展初始条件的区域对金融政策的实施和调控具有异质需求,地方政府应根据区域发展的实际需求,结合经济增长转型及政府职能转变,选择合适的金融领域实施相应政策,有效提高区域金融效率,支持经济长期良性增长。     

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干预和金融加速器效应——基于中部地区1995～2008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的干预对金融加速经济发展的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经济转型期,中部地区金融业的低水平稳态发展成为阻碍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地方政府因发展经济的强烈动机,适当干预金融发展能弥补地方金融自身发展的不足,促进金融发展推动地区的经济增长。     

我国金融“脱虚向实”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动态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年—202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测算金融“脱虚向实”效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增长可以有效推动金融“脱虚向实”,社会融资规模的扩大并未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有效的拉动作用,当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率还处于较低水平,且金融资产配置失衡致使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和银行集中度的提高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今后可通过继续坚持金融创新、不断深化金融改革等措施提高我国金融“脱虚向实”效率。     

中国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关联性研究

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是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密不可分,通过检验资本是否流向边际资本产出高的区域,可以衡量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如果区域净资本流与区域边际资本产出正向相关,则可得出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的结论。中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通过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资本往往被配置到生产率较低的地方,这一现象的形成可以利用政府干预过度、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以及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盛行等因素加以解释。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干预与县域经济增长*——基于门限面板回归的实证分析#br#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县域经济体的信贷可得性,有助于县域经济增长,而其发展过程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本文运用2014-2018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研究政府干预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增长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政府干预起到调节作用。同时,子指标回归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数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对县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的作用与主回归一致。(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完善传统金融市场结构促进县域经济增长。(3)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政府的调节作用是单向的,西部地区则为倒U型,本文分析了地区差异的内在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与我国经济增长波动性实证分析

本文试图检验我国金融发展与增长波动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金融发展影响增长波动性的机制。研究表明,我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对降低增长波动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以加强自我激励约束为目标的银行业微观行为转变对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影响更为显著。而就金融结构而言．银行信贷对平滑产出波动的效果要强于股票市场。政府干预会降低经济稳定性,而对外开放则有助于提高产出稳定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和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我国国有和非国有两部门产出波动性的影响关系．     

基于金融发展质量的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

金融增长表现为金融资产规模与金融机构数量的扩张,而金融发展涉及的是金融质量的提高,因此,金融发展的质量便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已有的金融和经济增长文献研究大多集中在金融体系的规模,很少涉及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差异的金融中介质量调节。本文运用我国中部、东部、西部部分地区经济和金融中介发展的数据,分析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银行效率评价,提出了对经济增长存在巨大影响的金融中介调节质量的方法。本文的分析表明金融发展质量调节的改善促进了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金融代理的成本,增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成本的能力。     

如何有效削减政府债务：保增长、调结构与稳金融

本文基于41个国家2001-2011年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研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稳定对政府债务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均有助于政府债务削减,且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增长;与此同时,金融波动不仅对政府债务削减不利,还会通过边际效应削弱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政府债务削减中的积极作用。上述结论意味着,在实践中,为有效削减政府债务,必须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坚持“保增长”和“调结构”双措并举,特别是充分发挥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实现金融稳定和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     

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效率分析

高效率的金融制度对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可以提高经济的总体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对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效率进行调查,从资金配置效率、适应性效率和运行效率方面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正规金融制度的效率偏低,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效率偏高;两种金融制度的效率有各自的空间,在规模和范围较小时,非正规金融制度效率更高,而超出一定的发展范围和规模,正规金融制度的优越性则进一步凸显。     

中国城市群内部与外围的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DEA模型的分析

城市群是引领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城市群的投入产出效率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果,有效发挥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经济效益和资源配置作用对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基于经济增长效率视角,建立非意愿产出的DEA模型来考察城市群内部与外围的效率差异,并对城市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多数城市群平均效率要高于外围地区,主要表现在城市群的纯技术效率方面,而非规模效率方面.就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因素而言,金融环境和地方政府干预程度是限制综合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对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影响表现各有差异.     

河北省金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在VAR模型基础上,就河北省金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河北省金融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河北省金融服务业的效率比较低下,其规模和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效率的贡献率.     

金融发展中的政府干预、资本化进程与经济增长质量

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说明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良好的金融发展程度可以有效提高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然而市场并不是无摩擦的完美世界,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经历着一个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资本化过程;而财政压力下政府又有很强的干预金融的动机和行为。基于动态面板数据计量模型的结果显示:政府干预、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价格的上升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作用有一定的抑制,当前经济资本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出现偏移,引起金融资源向投机领域过快集中,而政府的干预也影响了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只有进一步明确政府边界、实行激励实体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政策,才能更好发挥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效应。     

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基于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再检测

本文利用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从银行部门和股票市场两个方面定义金融发展,运用系统GMM估计,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以及这一影响的区域差异效应.研究表明,银行发展主要通过推动资本积累来促进经济增长,而股票市场发展的作用在于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和机制与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相关.本文的贡献在于为金融与经济之间非单调的联结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这意味着金融发展是有规模限制的,超过之后反而对经济增长不利.     

正规金融体系改革、内部资金乘数效应与中国企业总资产增长——以1994—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例

本文使用1994—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中国正规金融体系改革对降低企业内部资金的乘数效应进而对企业总资产增长产生的影响。本文发现不同的改革阶段对企业增长的影响不同:在金融市场化改革初期1994—2000年,金融部门的规模、效率和相对结构变化均对企业资产增长产生正向作用;2001年之后银行的规模扩张和效率提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成长,而股市对企业资产增长的作用不明显,金融体系的结构变动对企业增长的影响不大。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直接影响着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在中国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模式中,金融体系的规模特别是银行部门的规模扩张起了主要作用;调整金融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金融体系促进企业资产增长的功能。     

河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统计研究

根据河北省1995-2010年的金融和经济发展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协整、因果检验和灰色关联度对两者的关系及协调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规模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产业结构影响金融市场发展,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同步,存在着不和谐因素;1995-2010年两者之间关系的耦合度很强,但是协调性明显地分成了三个阶段,原因是政府政策目标干预成分较强,内在动力不足。应从产业结构、布局、职能等方面加以优化,以实现区域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区域金融深化与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政府和市场是动员经济剩余投入生产再循环的两种手段,但是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和市场在配置资源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不同。该文通过对1997-2010年各省区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区域短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政府规模扩张增强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长期的经济增长则要依靠区域内金融深化程度提高。东部地区应当扩大政府规模和提升金融深化程度,中西部地区应当抑制政府规模、适度提升区域金融深化水平。地方政府依然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控制经济剩余的投向,个体人力资本的提升日渐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

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规模方面,其对经济质量的提升作用也越来越受关注。基于2005—2013年除西藏外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别建立金融产业集聚度、经济增长规模指数、经济增长质量指数,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别考察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规模、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产业集聚度、经济增长规模指数、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均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规模和经济增长质量均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经济规模的促进作用要远大于经济质量;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水平对经济规模的影响显著,而对经济质量影响不显著;技术进步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规模的影响显著,而对经济质量的作用水平较弱。     

金融漏损、效率修正与"反哺效应"——中国转轨经济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研究的新视角

在我国渐进式的转轨经济过程中,在政府强控制金融与高额储蓄条件下,体制内经济体发生金融漏损并由体制外经济顺守,修正了金融初次配置效率,形成了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并存的结果。理论与实践表明,体制内金融的外向漏损间接支持了体制外经济的成长发展,形成了"反哺效应",构成了一个非正规的经济增长良性循环模式。文章从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角度分析了我国转轨过程中的金融漏损、效率修正与经济增长,对我国转轨经济中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现象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应通过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产权改革、加快民间金融发展等措施改进与提高我国的金融效率。     

城乡金融发展差异及其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金融发展水平是区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对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09～2016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从规模、效率、结构三个维度分析金融发展对城乡协调发展即城乡公平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金融发展规模差异和城乡金融发展结构差异越大越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是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传导因素.因此,应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发展战略、优化金融体系资源配置功能,以实现城乡公平和效率协调发展.     

非正规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7—2012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小额贷款公司样本,在随机前沿模型下研究了非正规金融活跃程度对省际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实证发现:样本期内,催生于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抑制并存环境下的非正规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效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以金融中介为代表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有促进作用,但力度不大;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效率影响不显著;新型金融机构的出现有利于民间金融阳光化,并显著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研究结果支持引导民间金融以规范化形式参与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