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以社会影响力债券为例

我国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在政治维度、社会维度、经济维度上呈现碎片化状态,具体体现为行政权力划分不明晰、治理主体单一且主体间缺乏互补协同、社会资本参与不足,碎片化特征严重制约着农村公共服务的持续发展,导致其供给水平无法满足农村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面对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供需张力,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以社会影响力债券作为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基础,该机制通过协调层级政府部门间的权责配置,整合多元治理主体的资源优势,拓宽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的资金渠道,从而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碎片化问题,实现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水平的提升。     

农村公共服务平台的结构及功能:整体性治理视角——从“条块分割”到“协同耦合”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农村公共服务财权不断上收、事权持续下移。一些服务机构裂化、合同出租、外包的适用性等问题层出不穷,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碎片化和分散化。本文以整体性治理为视角,通过对双溪桥模式的深入剖析,凝练出以钱养事与无缝隙服务有机耦合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一体化平台及其组构策略。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村改居”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社区,从传统农村社区到现代城市社区,“农民上楼”带来的急剧变化和“治理下移”的宏观趋势使“村改居”社区治理面临较大挑战。整体性治理为解决新公共管理运动带来的一系列碎片化问题而生。运用整体性治理整合模型,本文发现当前“村改居”社区在治理层级、治理功能、公私部门及信息资源等方面,存在不同层级及同一层级间缺乏统筹协调、分散的职责结构割裂了社区功能的整体性、传统的行政主导方式降低了社会资源整合水平、信息技术应用不足阻碍社区治理变革等碎片化问题,最终从治理理念与目标、组织体系、治理方式、社区参与及资源保障等维度提出相应对策,试图构建“村改居”社区的整体性治理路径。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碎片化”问题与整体性治理研究

近年来,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呈现“碎片化”特征,即供给主体、供给决策及供给监督“碎片化”。基于此,应引入新公共治理理论中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充分发挥自身的整体性治理取向与无缝隙供给养老公共服务的优势,整合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建构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机制;整合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决策机制,实现供需有效对接;整合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监督机制,构建科学评估反馈体系。     

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智慧”

气候变化问题属于科学性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属于气候变化科学性支撑下的政治问题。全球气候治理难以取得成效的窘境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将政治性盖过科学性,损害发展中国家基本的安全与发展权利,使全球气候治理合作陷入无尽的猜疑链之中,进而导致国际体系难以进行协调,促使“领导力赤字”的出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大国,积极参与国际气候科学研究以维护成果的客观性,并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摒弃“零和博弈”思维,斩断气候治理合作的猜疑链,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创制应对国家间利益冲突与合作的有效协调机制,为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提供“领导力供给”,彰显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智慧”。     

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协同供给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构建取决于公共治理价值取向、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现状及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三个方面。基于公共治理价值取向转变视角下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变迁、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现状及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的分析,构建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协同供给模式有其必要性。在界定此种模式概念及探索其构建必要性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多个方面探讨了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协同供给模式构建途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心化”问题治理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推开了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之窗,但日益突出的农村“空心化”问题却严重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成为农村地区发展的一道壁垒。农村“空心化”问题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是全国各地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难题。基于此,通过文献研究法,总结出农村“空心化”问题的主要表现,分析造成“空心化”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具体的对策,以期有效治理农村“空心化”问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心化”治理与社区建设融合发展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融合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和农村社区建设难的思考摆在我们面前。经济增长缓慢、资源利用率低下、社区建设存在较多障碍以及乡土文明逐渐消失是现阶段其两者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因此,必须要立足农村现实情况,找准二者融合点,实现协同联动,在治理农村空心化过程中为社区建设指明方向,在加强社区建设时为破除农村空心化问题提供推力。     

农村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的多中心治理机制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然后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基本出发点和分析框架,着重探讨该类公共产品在浙江省的实践情况,并分析了其中值得肯定的经验,最后提出关于解决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问题的几点建议。     

农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多重困境与优化治理——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农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巴东县农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证分析,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探究农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多重困境与优化路径。实证发现,农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呈现出应急能力的薄弱性、应急处置的复杂性、公共危机的跨界性等特点,且大致可以分为初始期、发展期、调整期、成熟期四个阶段。当前农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存在应急主体单一化、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应急方式规范化法治化不足、资源保障体系薄弱、危机意识和应急意识缺位等困境。应构建多元化的危机治理格局,完善“上下联动,多向互动”的应急处置机制,推进应急方式法治化,优化资源保障体系,加强危机与应急意识教育普及,提升农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真正实现由“应急管理”到“应急治理”的转变。     

构建农村集体“三资”审计体系——以浙江省淳安县为例

本文论述了构建农村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审计体系的必要性,指出当前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需充分运用审计手段加强监管,并就构建农村集体＂三资＂审计体系作了有益的实践。     

基于“源”“汇”景观理论的山区农村居民点整治适宜性评价研究 ——以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为例

研究目的:探寻生态脆弱山区农村居民点整治适宜性评价方法,使山区农村居民点整治产生较大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更大的生态效益。研究方法:根据"源""汇"景观理论,建立针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景观空间负荷对比指数评价模型。研究结果:以十堰市房县为研究区开展适宜性评价,沙河乡、万峪河乡等7个乡镇的景观空间负荷综合对比指数为0.96、0.92等,较适宜开展农村居民点整治;土城镇和化龙堰镇不同级别的指数出现急剧增加后波动较小,也较适宜开展农村居民点整治。最后对整治适宜性进行验证,评价结果与已开展整治的情况高度吻合。研究结论:构建的农村居民点整治适宜性评价方法具有可行性,可为生态脆弱山区农村居民点整治提供决策依据。     

“三产融合”背景下农村电商运营模式创新研究——以广州市从化区为例

积极推进我国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是实现农村产业链条全面延伸、农民经济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农村电商平台的发展引领着各地乡村实现经济转型,而创新农村商业模式和丰富农村服务内容能为电商市场发掘更多增值机会。以广州市从化区为例,探讨目前当地农村电商运营模式的现状和创新困境,提出“农户+高校+新媒体”“合作社+企业+电商社群”“休闲农业+文化IP+党建研学”3种新型模式,以提升农村电商的经济效益和传统农村的社会效能。     

多元治理主体建构:安徽“美好型”乡村治理的新路径

美好型乡村治理是安徽省结合农业大省的独特情况,对新农村建设进行的有益探索。乡村建设离不开乡村治理,亦离不开乡村治理主体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更离不开在传统结构上探索科学合理的主体治理模式。本文联系当前美好型乡村治理的大背景,并对安徽乡村建设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围绕安徽乡村治理主体展开探讨,并分析其生成逻辑。最终,提出安徽美好型乡村治理主体的具体构建。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复合机制——以浙江桐乡“三治融合”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

近些年,由地方首创、经中央政府正式认证再到地方全面铺开的“三治融合”治理实践被视为是一种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基于对浙江桐乡“三治融合”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认为“三治融合”的有效性根植于其内在的复合治理机制。复合化治理主体意味着通过政治、行政助推自治,逐渐形成由党、国家、社会所共同组成的以彰显自治为本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复合化治理规则是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德治与法治的治理效力,实现彼此功能优势互补。在二者关系上,复合化治理规则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复合化治理主体。复合化治理规则实质上是一个中介机制体系,政治、行政借此助推自治,最终实现乡村善治。未来桐乡“三治融合”的发展与完善要在保持复合化治理特性基础上,坚持自治为本,多元协同,同时积极吸纳新的治理元素,尝试构建与实际情况更加契合的乡村治理模式。     

基于用户体验的农村旅游厕所管理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农村旅游厕所是我国厕所革命的短板,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等问题,下一阶段厕所工作重点在于如何"管好"、"用好"上。基于用户体验逻辑的实证研究有助于为农村旅游厕所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运营管理水平提供参考借鉴。本文运用权重综合评价方法,构建了用户体验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广东省农村旅游厕所206座进行实地评测,结合大众用户对农村旅游厕所的体验偏好调查,利用IPA方法分析农村旅游厕所用户体验评价指标的重要程度和实际表现感知,提出丰富用户体验、加强卫生保洁、创新经营模式等政策建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H镇为例

农村生活垃圾破坏生活居住环境,造成农村的水体、土壤、空气等污染,不仅危害广大农村居民的健康,还浪费了大量可循环的资源。因此,加大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力度,改善适合农村居民居住的环境,是目前重要而紧迫的基层治理问题。文章以H镇为例,对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治理现状展开调查,建立实证模型并进行变量统计与模型估计分析,结合模型数据分析农村地区生活垃圾现状及生活垃圾治理现状。从生活垃圾环保宣传、治理机制、资金投入以及生活垃圾分类等多个方面制定出对策,旨在解决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治理存在的问题,彻底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居住环境,提高农村地区环境卫生水平。     

缘人情顺人性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以云浮市自然村乡贤理事会建设为例

自然村是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有着久远而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其社会治理必将不同于城市陌生人社区的治理。文章以云浮市自然村治理的试点改革、推广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该模式能缘人情顺人性、能契合儒家传统文化理念,且能与现代农村实际工作相结合,是对古代乡绅宗族治理经验的传承、改造与创新。该模式的产生有其必要性、可行性和有效性,也有其可适用的范围。     

基于“自然法”的农业农村废弃物治理案例研究

“自然法”农业主张农业生产过程尊崇农作物的自然发生机制,实践的核心是土壤营养的“微生物富集培肥”和植保的“有害生物的生态治理”。通过对河南省的典型案例研究,发现三地农业农村废弃物治理中,农村废弃物制肥、养分回归田园土壤系统的农业自然法传统与“种—养—沼”“绿色种植养分平衡”“新型农村社区中消纳物管理”等现代生态管理的相得益彰,揭示了秸秆全量化农艺农技创新、技术性废弃物污染控制及“控源、洁流、增链”等绿色生产生活流程再造的政策意蕴。     

近年“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研究的进步与不足——第二届“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学术研讨会述评

2005年7月12-14日，第二届“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学术研讨会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来自海内外的近百名学者分别进行了7个专题的报告与讨论，另外来自海外的3位学者还在7月13日晚奉献了“民主与治理：中外比较”专场学术报告。每场讨论都依次采取主持人介绍报告人、学者报告、评论人评论、听众提问以及报告人回应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