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我国国有银行的经营行为服从于整体经济改革的目标,承担着对渐进改革提供金融支持的特殊职责。既得利益集团对制度变迁需求的不足,以及国有银行对政府干预的路径依赖,使得其制度变迁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进程。政府在国有银行改革的问题上处于两难选择的境地。政府对所处困境的解决,依赖于包括政府自身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市场机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等内外部环境因素。     

中国电信业的制度变迁及其路径选择

本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了中国电信产业的制度变迁的必然性。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变化探讨电信制度变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技术变革、市场需求、相对价格变化以及其它制度的变化导致了制度需求的变化,而制度环境变迁、社科知识的进步以及对其它制度的吸收借鉴引起了制度供给的变化。在审视已有的制度变迁的现状的同时,本文提出营造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产权制度改革以及产业管制重建是今后中国电信业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对中国国有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路径选择的思考

由于国有银行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承担着政策性负担任务,导致其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使其不适应在中国金融逐渐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必须对其进行改革。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来参与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从外部环境、监管层、银行自身和战略投资者的优势四个方面阐述国有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原因。面对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减持风暴＂对中国国有银行的影响,提出如何慎重地引进对境外战略投资者、如何对引入机制进行改革以及境外战略投资者如何退出等对策。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比较制度分析

中国国有银行经历了多次改革而未能实现预期的商业化改革目标,甚至在其股份制改革后也很难说建立了现代银行制度。本文利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从制度互补视角对此原因进行分析,本文的结论是,中国的金融改革只是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国有银行改革是在与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中实现的。     

转型期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路径选择——一个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

本文先简要介绍了城商行在我国银行体系中的地位；接着简单阐述了金融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对城商行发展的影响。文章还从我国加入WTO的角度，分析了城商行生存环境的变化，及其带来的众多挑战与影响。之后深入分析了“徽商模式”的内涵与其适用性，力图说明并非所有的城商行都应该走这样的道路，而是应该立足自身特点和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企业内部会计制度——会计制度变迁的一种路径选择

在国家统一会计法规制度日益完善的情况下,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建设越来越成为现实之必须,企业内部会计制度是我国会计规范中最基层的制度规范,是具有“垄断性”的技术规范。     

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

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经历了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诺思逐渐认识到他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差别及路径依赖现象的认知-制度-经济层面的传递机制,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该理论强调了政治过程影响制度选择,制度变迁是一个适应性学习的过程,制度的非效率是历史的常态。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的路径分析——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它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变迁具有强制性和渐进性的特征,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是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利益各方博弈的结果。国企高管薪酬制度仍需改革,其改革的路径选择是:要坚持走以国家为主导的渐进性道路;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建设,注意路径依赖的问题;效率与公平要相互协调。     

我国信用机制建设的路径选择--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本文以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在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剖析了信用的制度内涵,分析了信用制度的基本功能以及信用制度的演进和变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信用机制建设的路径选择在于推进以政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正式规则变迁、加快以社会道德提升和重塑为核心的非正式规则演进以及强化制度实施机制建设。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选择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方案的设计以及不同改革方案实施次序的选择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绩效有显著的影响。在一个企业顺序进行研发竞争与产量竞争的框架下,本文对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化以及市场化等改革方案的绩效以及可能的改革路径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以社会总福利为标准,国有企业改革应首先推动以提高行业集中度为特征的结构化改革;进而在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国有资本以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不同所有制资本共同持有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础上,适时启动市场化改革,以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效率扩张路径。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改革路径的推进,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及所在行业的市场结构均需做出相应改变,这意味着要同时实施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结构的双结构调整。     

国有银行改革路径选择的哲学思考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已三转路径,却未得其果,其原因是在国有银行工具性质的笼罩下,无论是外部竞争引进还是产权制度变迁,不是此路不通,就是改革被引到岔道上去了,最终不能标本兼治,商业化改革至今由于多种阻挠而不能彻底。因此,以微观效率改善为目标的国有银行改革,应该从改变国有银行性质切入,真正把国有银行从公共地悲剧中解救出来,成为商业性盈利实体。这有赖于政府淡出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责任,进而有赖于政府政绩评价体系的彻底变革。     

建立良好公司治理机制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

当前,国有银行的实质性改革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形成多元化的产权制度,二是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关于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人民银行已经明确,将分三步,即公司化改造一股份制改造—上市,来达到这一目标。目前,最大的难题是不良资产比率不符合上市要求。本文着重谈谈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问题。 一、公司治理在国内外普遍受到重视 公司治理根源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是为了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合约不完全问题。然而直到最近10多年方受到普遍的重视,其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公司内     

中国渐进改革成本与国有银行财务重组

中国渐进改革的平稳推进得益于新增改革成本能很快地被财政支付或通过国有银行转移,对渐进改革走势影响更大的是被转移至银行的存量成本。实证数据显示,国有银行财务重组中的不良资产处置过程客观上形成了对这一成本的发现机制,但现行的财务重组方案并没有对所有成本进行最终支付,而大量采取了“后摊”与“隐性负债”的处置方式,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体现,其结果是改革成本向国家财政与中央银行的再次转移。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承担改革成本有其现实的必要性和理论的可行性,但由此造成的估值损失应该及时进行确认和记录的会计操作,中央财政预算要反映央行因参与财务重组而导致的实际资本下降。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之路初探

在全面开放的环境中,我国金融业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为保证我国“十五”计划的顺利实施,金融体制改革需进一步深化：首先,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然后,分拆择优上市,反向收购,最终实现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上市。     

国有商业银行机制变革中的非显性问题

就我国银行业发展来说,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上市改革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它表明国有商业银行机制变革时代的真正到来.但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毕竟是在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的,股份制上市改造可能会使机制变革中的一些显性问题得到解决,但对于由历史惯性所决定的一些非显性问题能否在改革过程中真正得到解决,这显然是值得改革者们认真思考的.     

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与组织绩效改善

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凸现了微观组织绩效的增进效应,这一点可从国有银行效率指标1994～1998年期间和1999～2002年期间的差异分析中得以求证.该效果表明,国有银行效率增进与竞争力提升目标,至少可以部分地通过硬化预算约束和利润约束来解决.商业化改革实质性推进的绩效改善效果,在政府主导的中国国有金融制度中依然具有较大操作空间,且具有可重复性.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制度思考

为了避免国有独资银行股份制改造失效，必须深入分析部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失效的原因。其制度方面的原因是忽略了改制的三个条件：（1）代理人的“非政府化”；（2）股权同质化，减少“搭便车”行为；（3）有效控制代理人的“寻租”行为。其操作方面的原因是：改革的指导思想，股市定位出现偏差和对股东“应急出口”建设的忽视。国有独资银行的改制应克服这些缺陷，并考虑稳定国有独资银行，发展其他商业银行，实行“两条腿走路”的策略。     

我国商业银行实施赤道原则的路径选择

赤道原则作为由世界主要金融机构制订的,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社会与环境风险的自愿性原则,已经成为国际金融机构落实社会责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行业准则。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商业银行实施赤道原则将面临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多种难点问题。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实施赤道原则需要采取如下策略:一是营造适宜的金融生态环境;二是遵循循序渐进的实施原则;三是根据我国国情进行适当调整;四是建立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机制;五是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储备。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路径选择

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精神,中国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从数量和质量方面大幅度提高了银行资本监管要求,使我国银行业在中长期面临持续的资本补充压力。近年来,国际银行业尝试发行了一些新型资本工具,为银行增加资本金探索了新的渠道,其发行经验可供借鉴。我国银行业应依据银监会确定的新型资本工具合格标准,以发行"减记型"资本工具和"转股型"资本工具为主,探索新型资本工具多渠道发行方式,逐步建立新型资本工具发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