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地外来小企业地方融入的个案研究

该研究关注外来小企业在民族旅游地的融入过程，以贵州黄岗侗寨月也堂民宿为案例，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建构了人-企业-地方多元互动的地方融入理论模型，分析外来旅游小企业成功融入民族旅游地的全过程，并解构其地方融入的多主体共谋和多维度渗透机制。研究发现，民族旅游地外来小企业的地方融入始于人地互动的动机耦合；地方融入过程经历了由外来到进入、由进入到嵌入、再由嵌入到融入的3个阶段；企业-地方的生产互动、人-企业-地方多主体共谋的社会-文化-情感互动推动了外来小企业实现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多维度融入。该研究视企业与企业主为一体，拓展了地方融入理论的解读空间，也为民族旅游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社区旅游参与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地方感生成研究

居民地方感领域的研究在深化“人-地”关系认识、旅游目的地地方性塑造、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以及旅游规划等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人口统计学特征、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影响因素,缺乏对旅游世界中人与场的积极互动而产生的地方感等问题的讨论。本研究从社区旅游参与视角,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收集郎德上寨村民主诉的旅游参与实践,对民族旅游村寨居民地方感的生成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郎德上寨村民的社区旅游参与主要表现为“合作激励型”“自我激励型”“机械被动型”和“利益激励型”4种类型;在社区旅游参与过程中,村民获得了强烈的地方感,并由自然地理和人文物理环境、社会文化特性、经济制度、乡土认同、血缘认同、文化认同、房屋归属感和生活便利性等内容体现。本研究还发现,居民地方感在不同的社区旅游参与形态中表现出差异性;社区旅游参与和地方感之间是双向、交互式的影响关系,其中,旅游效益感知因素在二者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遗产旅游地平遥古城本土小企业的空间聚集

历来经济地理学者更多关注的是生产制造型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往往将旅游目的地小企业的空间集聚视为一种自然常态,认为理应如此.而关于旅游目的地小企业的相关研究更多集中在对其实体自身属性的梳理与探究,如小企业的规模特征、性质、经营特征及从业人员特征等方面,对小企业尤其是根植性很强的本土小企业的空间集聚现象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空间效应未做过多涉及.文章选择遗产旅游地平遥古城作为案例地,以特有的本土小企业即推光漆器小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及深入访谈等方法对其特征、形成机制及社会空间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本土小企业在遗产旅游地平遥古城表现出高度的地理空间集中性、社会网络化、地方根植性、环境共享性、高度的社区参与性、垄断性及专业化分工的特征.     

旅游"十二五"规划应突破产业规划模式

一、我国旅游规划的产业情结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自起步始就是在自上而下的制度框架中寻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及地方旅游的"五年计划(规划)"基本就是旅游产业发展规划,表现出强烈的产业规划情结.     

旅游地特色街区的"非地方化":制度脱嵌视角的解释

旅游发展与地方性之间存在既融合又冲突的矛盾关系,旅游一方面依赖于独特的地方性而产生,同时又推动地方快速卷入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而逐渐消弭地方性,使得旅游地日趋表现出"无地方性".文章针对阳朔西街典型案例,采用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基于对地方性和无地方性相关理论的分析,探讨了旅游地特色街区的"非地方"过程与趋势,并从制度嵌入性的视角分析了旅游地特色街区出现"非地方化"的动因.结果表明:随着旅游发展条件的改变,西街的原有地方景观形态和空间功能发生嬗变,同质化的空间实践使得地方脱离了与本地历史和社会传统的联结,地方文化意义也发生流变,地方因此呈现"非地方"趋势;制度脱嵌可作为地方走向非地方的理论解释,正式制度脱嵌表征为政府管制缺位,非正式制度脱嵌表征为地方文化缺失,两者共同加速了西街的"非地方化".文章关注现代性和流动性背景下旅游特色街区所面临的"非地方"趋势,是对地方与非地方理论的实证补充,有助于加深对旅游与地方性之间关系的再认识,从而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家文化视角下本土旅游小企业的代际传承

文章基于桂林龙脊梯田景区平安寨家庭旅馆的访谈数据,揭示了中国传统家文化对本土旅游小企业代际传承的影响,其中,家庭利益至上的家本位内涵确定了企业传承目标为"家业永续",使家庭成员以企业传承发展为载体通过集体主义利他思想实现了家庭与企业内在利益的一致;家庭伦理所规范的家庭和谐框架中"父慈"与"子孝"的双重互动产生了代际间的信任,借助家庭内部长久稳定的情感财富保障了代际传承过程的顺利与流畅;而家庭扩大化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不仅是家庭成员情感和物质上相互依存的基础,更成为家庭企业联合经营并不断壮大家族共有财产的重要动因与保障力量.文章由此认为,通过家庭内的代际传承来应对外来竞争压力是本土旅游小企业现实而可行的选择,强调旅游发展过程中家庭文化、社区文化建设和保护的重要性.     

旅游开发中旅游吸引物权的制度化路径与实践效应--以“阿者科计划”减贫试验为例

国内有关"旅游吸引物权"的研究大多止步于理论探讨,而旅游地却存在大量旅游吸引物权益缺失的发展困境。文章尝试将"旅游吸引物权"学术概念进行落地运用,通过一场持续3年的旅游减贫试验,探索出旅游吸引物权在中国制度情境下的制度化路径,解析其实践效应。研究发现:(1)旅游吸引物权的产权建构需要首先从结构层面建立兼顾分配和资源保护意义的制度规则体系,制度规则背后的核心运行逻辑是经济利益调节。(2)制度结构建立后,再从能力与文化层面建构多方主体对旅游吸引物权表达与实践的理解和认知,重点是在认知范畴上建立产权共识。(3)旅游吸引物权建构所需的制度、能力与文化培育可由多方外部主体援助完成,但援助的目的是催发原住民的主体性。发展乡村旅游不一定需要大资本进驻,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适量的资金投入、产权建构的技术援助,足以带动原住民参与旅游发展。其中,地方政府作为土地产权的决定性主体,对旅游吸引物权的理解、授权与支持是开展产权建构的根基性条件。需要指出的是,文章的旅游吸引物权建构是对各个构成物要素凝结的共有性、整体性旅游吸引价值的产权关系进行系统表达,本质上是不改变现有构成物的"名义产权"制度,利用制度多元逻辑引导多方主体改变产权认知观念与结构,在认知范畴上建立关于新增的旅游吸引价值的"事实产权"。     

陆巷古村缘何留不下洞庭红橘?--乡村旅游地经济作物的传承机制初探

作为陆巷古村的传统经济作物,洞庭红橘有可能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但近年来却大多被枇杷树替代,这会引发对旅游开发与地方文化传承之间互促关系的质疑。文章主要借鉴Polanyi的嵌入-脱嵌理论,结合实地调研,初步探究了陆巷古村洞庭红橘的生产转型过程及其发生机理。研究表明,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促使洞庭红橘成为陆巷古村地方特色文化与村民情感的重要载体,这是历史时期经济行为嵌入地方社会系统的具体表现;但改革开放后,农业经济活动逐渐脱离了社会文化系统与主体情感的约束,村民的作物选择行为完全遵循市场逻辑,而洞庭红橘作为旅游吸引物的潜在价值未被激活,因而难以依托传统经济作物的独特优势逃脱被经济效益更高的枇杷树替代的窘境。这也表明,要实现旅游开发与地方文化传承的互促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地方文化及其载体的旅游价值变现。由此,陆巷古村洞庭红橘的复兴,重在激活红橘特色文化在提升古村旅游开发质量中的潜在价值,这也是促使农业经济活动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嵌入地方社会系统的有效路径。研究不仅体现了嵌入-脱嵌理论在传统村落尺度的应用价值,也能为优化乡村旅游地特色资源的传承与保护提供有益的借鉴。     

社区居民对九寨沟民族歌舞表演的真实性认知

旅游真实性的研究一直是文化旅游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但旅游地居民本身对文化旅游项目真实性认知的研究却基本上是空白.本文以九寨沟为例,探讨了社区居民对民族歌舞表演的真实性认知.研究认为,社区居民对文化旅游项目真实性的认知反映了旅游对地方传统变迁的影响.在九寨沟,经济因素和文化认同是影响居民对歌舞表演真实性认知的关键因素,而他们表现出显著的年龄差异.中青年居民受旅游经济的影响,将经济因素作为真实性评判的首要依据,而文化认同居于次要地位;而老年居民则超越了利益关系,将他们对九寨沟传统文化的认同作为了判定表演真实性的标准.     

空间的生产与分析:旅游空间实践和研究的新视角

“空间的生产”是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空间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进展,该理论的主要主张是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翻转为历史辩证法的“空间化”,因其在认识和分析问题时表现出的整体性、彻底性和说服力成为人们重新认识空间本体的重要转折点.通过对“空间的生产”及延伸理论内涵的挖掘和解析,认为资本、权力和阶层是主要影响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要素,该理论立足于人本主义哲学立场和人道主义价值观,基于空间社会统一体的认识,形成了系统性剖析社会空间问题的空间认识论、生产论、批判论和权利论基本框架,是对资本主义种种异化现象进行文化和社会层面批判的有力工具.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旅游蓬勃发展,旅游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功能凸显,完成了从旅游资源大国向世界旅游大国的跨越;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旅游空间实践也出现了空间的社会化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面对新问题,在研究向度上不能脱离旅游“社会-空间”辩证分析的理论视域;在概念体系分类层面,可以将旅游空间的实践(物理-地理空间)、旅游空间的再现(社会-经济空间)和再现的旅游空间(文化-心理空间)作为旅游“社会-空间”辩证分析范式;未来国家旅游愿景的实现应扬弃旅游空间生产带来的异化现象,警觉资本逻辑对旅游空间实践的另类牵引,并将空间正义作为新的发展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