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业国际合作视角看我国农业科技创新

从供求角度来看,我国通过农业国际合作开展农业科技创新有很强的现实性,而且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依然面临关键技术引进不足、国际援助不断减少、与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合作层次低、缺乏部际合作等问题。为此,我国应该从战略上重视国际农业科技合作,加大农业科技自主研发投入,加强与发达国家及大型跨国公司的合作,推进农业科技合作平台建设,建立协同创新机制,以此推动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跨越式发展。     

全球粮食危机背景下的埃及农业发展和中埃农业技术合作建议

农业在埃及经济社会发展中历来占据首要地位。在当今世界粮食短缺、粮价暴涨、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特殊时刻,积极促进农业发展,努力增加粮食产量,是目前埃及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本报告通过分析埃及现阶段的环境、地理和人口概况,以及埃及在全球粮食危机冲击下受到的诸多影响,阐述农业发展和粮食供应对于埃及的重要意义。通过研究埃及最新的农业发展情况和一些重要数据及指标,以及《埃及经济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规划”2007—2012》中有关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介绍埃及的农业技术研究体系和推广体系,结合我国科技援外总体战略,就未来中埃农业科技合作提出建议：探索以育种和种质资源合作、农业机械化技术合作、沙漠化治理、土壤改良及旱作农业作为重点领域;建议突出科技在中非农业合作中的重要性,强化培训、建立农业科技示范试点和规划农业战略基地。通过加强中埃及中非农业合作,推动我国农业国际化进程。     

中国农业科技创新模式变迁及策略选择

农业科技创新模式对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农业科技创新模式正在从传统的布什线性模式向巴斯德平面交互模式转变。巴斯德模式符合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要求,是当前中国农业科技创新主要模式,也是未来发展方向。巴斯德模式的基本性质和特征都不同于布什线性模式,相应地,也需要对巴斯德模式下农业科技创新方向进行调整,并据此进一步对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进行完善。     

欧盟农业支持政策的改革方向与中国的未来选择

为进一步增强共同农业政策应对诸多新挑战的能力,以制定2021-2027年多年度财政框架为契机,2018年6月,欧盟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未来食品和农业的立法建议》,拉开了2021-2027年共同农业政策改革的序幕。《立法建议》在农业预算、市场化改革、农业环境保护和农业科技创新等多方面制定了具体措施,明确了未来更加注重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改革方向。文章深入分析了《立法建议》启动新一轮改革的缘起,梳理了《立法建议》制定的主要政策措施,总结出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未来改革方向。结合中国当前增产导向的农业支持和农业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弱化的现状,凝练出《立法建议》对推动中国农业支持政策转型的启示:中国的农业支持要增加总量,优化结构;尤其注重对小农户和青年农民的支持;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投入。     

应对WTO：中国农业与科技创新

入世后我国农业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农业科技创新将成为中国农业能否抓住机遇、壮大自我的关键所在。回顾了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历史及其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纲要（2001－2010年）》，对中国农业科技创新提出建议。     

英国实施《农业技术战略》以提高农业竞争力

英国政府于2013年7月发布了一份《农业技术战略》政策报告,旨在解决英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问题,以提高英国农业产业竞争力。该报告从农业科技投入、农业食品供应链和全球市场等方面,对英国农业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行动计划和成果评价考核指标。随后,英国政府启动了相关的配套设施和研究项目,以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通过对上述各方面内容进行详细介绍和分析,以期为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武汉城市圈农业科技发展

在城乡统筹的背景下,积极推进农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以城带乡、加快农业科技发展是新时期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根本出路。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分析了其农业科技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加快农业科技发展的关键要素,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丹麦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特点及启示

本文在简述丹麦农业经济发展基本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丹麦农业研究开发、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人才培养三大体系的主要特点,并提出对建立和完善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启示。     

互联网金融下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模式创新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未来我国农业生产的主导力量,但融资难问题制约着其健康发展.互联网金融拓展了资金供给新渠道,能有效弥补传统金融对我国农业发展支持的不足.融资模式创新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需求,互联网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有利于两者协同发展.P2P信贷融资、基于大数据小额贷款融资、众筹融资、供应链融资等模式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模式创新具有内在契合性,而完善互联网金融基础设施、提高经营者金融与诚信意识、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等举措是其融资模式创新的有力保障.     

加快推进广东现代农业科技强省建设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强调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把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作为新时期“三农”工作的重点。今年3月,农业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提出共同推进广东现代农业科技强省建设。省部合作共同推进广东现代农业科技强省建设,是贯彻落实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为新时期广东现代农业发展注人强大动力,对广东增创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新优势,全面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率先走出一条广东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意义十分重大。     

AI产业技术创新系统运行机制与优化对策研究

AI（人工智能）技术是新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之一。推动AI产业技术创新是构建自主可控AI核心技术体系、培育全球AI产业发展新高地、推进各行业智能化升级的重要举措。针对我国AI产业链发展不均衡，系统运行机制缺乏细粒度分析等问题，从驱动力、资源供给、合作模式3个维度，研究AI产业技术创新系统运行机制。结果发现：①AI产业技术创新系统具有自组织性和共生性特征；②AI产业包括硬件、系统和应用3个技术创新子系统，子系统之间既有技术关联又存在较大发展差异；③AI技术创新存在底层关键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创新资源供给障碍和技术创新合作思路不明等现实问题。在机制研究基础上，基于共生理论提出人工智能产业可持续发展优化对策。     

“一带一路”背景下新时代科技创新理论及实践路径探究

以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为核心内容的新时代科技创新理论与“一带一路”理论之间存在科学的内在联系，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一方面，新时代科技创新理论作为当前指导我国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行动指南，对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主要平台，是构建人类科技命运共同体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便没有世界科技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实现。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理论指引下，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必将成为全球基础科学联合研究、技术创新合作的重要范本和典型，中国也将为世界科技发展与革新作出更大贡献，为人类科技文明发展与进步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贡献。     

场景驱动的创新：内涵特征、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新发展阶段，科技创新要超越传统的技术驱动，把握场景驱动的新范式、新机遇，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实现从创新追赶到创新引领的跨越。结合数字经济时代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理论与实践，在回顾现有创新范式的基础上，系统探讨场景驱动的创新的内涵特征、理论逻辑、实践进路与典型案例，并展望未来研究和实践前沿。场景驱动的创新既是将现有技术应用于特定场景，进而创造更大价值的过程，也是基于未来趋势与愿景需求，驱动战略、技术、组织、市场需求等创新要素及情境要素整合共融，突破现有技术瓶颈，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渠道、新商业模式，乃至开辟新市场和新领域的过程。研究成果可为数字经济时代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加快推进技术、场景和商业模式融合创新，以场景驱动原始性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重大技术应用提供重要理论和实践启示。     

国家自创区产业集群协同高质量创新模式与路径研究

中国已步入全球话语权竞争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升级为协同高质量创新,而建设国家自创区是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与全球话语权的战略举措,推动产业集群协同高质量创新是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和构筑区域创新创业高地的重要路径。在梳理国家自创区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状况与高质量创新特征的基础上,明晰基于价值链、产业链、知识链的产业集群协同高质量创新路径。在产业集群协同高质量创新模式方面,主要有企业引领型模式、人才支撑型模式、平台引导型模式、机构合作型模式,其是高质量创新的重要特质所在,也是理论创新之处。最后,针对如何进一步推动产业集群协同高质量创新发展,从整体规划、人才管理改革、科技创新管理、服务体系4个方面提出建议。     

以农业环境技术产业化促进农业环境治理

农业环境污染威胁农业安全和食品安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环境技术产业化是农业环境有效治理的基本路径。以市场方式实现技术转移和应用的优势在于,供给方在利益驱动和竞争压力下,能够不断的进行市场开拓和技术创新。一般性环境技术的产业化成效和发达国家农业环境技术的成功产业化为我国农业环境技术走产业化道路提供了经验借鉴。在论证农业环境技术产业化的可行性基础上,根据农业环境技术的类型,分析农业环境产业的主要类型;并根据农业环境技术不同类型的特点,分析不同农业环境产业的产业化动力和政策支持。     

领军企业创新链的嵌套式结构与协同机制——基于华为的案例研究

领军企业创新链是组织演化出现的新形态,通过对华为创新链运作进行案例研究,发现华为创新链构建呈现出嵌套式结构,且由内部和外部两层系统构成,其中内部系统参与者为领军企业的组织单元,外部系统参与者为学术界的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主体和产业界的客户、竞争者、供应商等商业主体。领军企业为实现创新链上不同类型参与者的高效协同,综合采用市场合同约束、社会资本分享、商业利益捆绑、内部市场设计和科层权威治理等多重协同机制。结论可深化并丰富领军企业创新链及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相关研究,为领军企业协调创新链中成员间的协作关系提供启示。     

新型研发机构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的作用探析——以瑞士比尔创新园为例

长期以来,在传统的科研管理体制的影响下,产学研管理体制不健全、合作行为短期化和形式化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推进。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加速推动“科学”向“技术”转化,对科技治理体系形成一系列新挑战。为了跨越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的“死亡谷”,国外创造性地发展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新型研发机构,这些机构已经成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重要平台和成果转化的关键支撑。本文剖析了构建新时代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现实路径,在成功借鉴瑞士比尔创新园全链条创新服务模式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的对策建议。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rends,Risks and Countermeasures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has not only created the digital economy, but has also accelerate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Digital technologies have reshaped the specialization within global value chains by reducing costs, enabling industrial chains and increasing added value in exports. However, GVCs also face salient risk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s reflected in their spatial layouts. The enabling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has led to the shortening and reshor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s. In value chain governance, dominant countries have imposed technological embargoes on ascendant countries, depriving them of key technologi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value, the imbalances in the specialization within GVCs and digital divides have aggravated global economic inequities. Given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s of GVCs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s well as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radigm, China’s industrial chains and firms moving up the GVCs need to regard data, the fifth type of production factor, as a key to the enabling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industries. These measures will advanc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industry, as well as allow industrial chains and innovation chains to work in tandem to facilitate favorable domestic circulation. At the firm level, enterprises should further develop endogenous innovation capacity to become leaders in innovation and free themselves from dependence on foreign sources for key technolog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