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质量与FDI的产业增长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东道国制度环境入手,创新地将FDI吸收能力理论、溢出理论与制度环境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内,探讨制度质量对东道国吸收能力、FDI溢出效应的具体影响机制与效应。采用中国各省区1990~2010年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市场化程度的情况下,FDI的增长效应不再为正,甚至转变为显著的负效应。这表明,FDI在东道国的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制度门槛"效应特征。FDI对东道国的产业增长效应是通过当地制度环境改善来实现的,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FDI在该地区的产业增长效应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表明,改善制度质量的国内改革是提升对外开放质量的先决条件。     

是FDI导致中国经济“冰火两重天”?——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FDI被认为是经济高速增长与居民消费严重不足"冰火两重天"式奇特现象的重要答案。本文使用1990～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FDI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其影响的主要渠道可能是增加当地居民收入和地方政府社保支出份额。文章设想的FDI负向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社会保障支出份额效应虽然有迹象表明是存在的,但其效应被FDI增加地方政府社保支出份额效应所抵消。文章设想的FDI负向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收入不平等效应则被证实是不存在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冰火两重天"现象的原因可能需要从经济体系内部寻找,强势政府和要素市场扭曲可能才是根源,FDI流入一定程度上还修正了这种制度的缺陷。     

1987-2001中国区域FDI收敛性检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为反映1987年以来FDI在中国空间上的分布结构和时间上的收敛趋势,本文在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对中国及三大经济带的FDI分别进行σ收敛和β收敛的检验,尝试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东中西部FDI不平衡分布时间跨度上的变化。     

FDI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当前FDI流入我国增速已经放缓;然而,FDI流入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却正在提高。FDI流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将对我国制造业升级产生深远影响。在FDI流入总量及流向正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条件下,探讨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FDI,促推我国制造业升级,正成为急需探讨的新课题。本文运用1996~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FGLS模型,对FDI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FDI对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都有明显的促推作用;而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则存在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从分地区层面来看,FDI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东部向中部地区转移,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此外,FDI还促进了东部地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比提高。但是,FDI在西部对制造业的投资方向过于单一,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这对我国西部地区制造业的长期发展不利。因而,要顺应FDI新变化,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好FDI。     

县域城市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耦合关系实证研究

文章旨在揭示县域城市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与居民消费水平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及耦合度函数分析了都匀市2009-2017年城镇化发展、居民消费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度。结果表明:2009-2017年都匀市城镇化水平及居民消费水平均呈不断升高趋势,其中城镇化发展水平落后于居民消费水平,两者的协调度类型为初级协调。今后都匀市要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着力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FDI与中国工业自主创新:基于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我国1998～2005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内资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以专利申请量作为内资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本文首次引入了内资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经费支出、技术引进经费支出、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和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等自变量,分别分析FDI整体、港澳台商投资、外商投资对不同地区的内资工业企业自主创新溢出效应的大小。此外,本文打破传统的按照地理位置划分区域的方法,按照内、外资工业企业技术差距的高低,将我国划分为三个地区,并分析和比较了不同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三个地区的内资工业企业自主创新溢出效应的差异。     

汇率波动与居民消费:基于中国、美国、日本数据的检验

理论研究表明,国家之间资本和产品流动的渠道越通畅、风险共享程度越高,国内消费增长状况与货币币值波动状况的联系就越紧密。本文利用2001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中国、美国、日本的数据对此命题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在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前后,中美、中日消费支出增长率之差与汇率变化率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转变,汇改前表现为不相关甚至负相关,汇改后表现为正相关;而美日情形则有所不同,消费支出增长率与汇率变化率关系一直表现为正相关。这为中国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城镇化的动态关系——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13年全国29个省区面板数据,从支出和收入分权角度,对财政分权(政府纵向竞争)、地方政府竞争(横向竞争)与区域城镇化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重点对影响城镇化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综合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分权度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大于收入分权;分权度与地方政府竞争的综合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东西部地区尤其显著。认为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应加快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减轻地方政府负担,同时加强对于东中西部区际产业转移的鼓励和引导,实现三大区域利用外资比例的动态平衡。     

区域城镇化差异对FDI空间集聚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GMM估计

随着我国进入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新时期,城镇化逐渐展现出其开放性的特点,其对FDI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文章利用全国30个省级城市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矩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对我国FDI空间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水平在中部地区与FDI呈显著正向关系、产业城镇化水平在东、中、西地区对FDI均呈现明显负向影响,土地城镇化水平对东部和中部地区FDI的数量和分布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本研究有利于从城镇化的角度,制定合理的外商引资政策,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缩小FDI区域分布的差异。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地区居民收入差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通过理论分析认为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居民人均收入差异的作用方向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合理判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我国地区居民人均收入差异的综合影响效应,文章针对1980-2010年的分省面板数据并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了回归.结果显示,对于各省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全部居民人均收入而言,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其地区差异.然而,对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而言,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只有在达到一定门槛值之后才可能会降低其地区差异.对于这种在农村居民收入差异中出现的非线性效应,文章从我国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体制视角给出了阐释.     

中国FDI流入的决定因素：基于国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2—2005年我国14个FDI主要来源国和地区的数据分析了FDI流入我国的原因。无论是在所有国家样本中还是在欧关发达国家样本中,资本来源国的市场规模和双边贸易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资本来源国相对劳动成本的提高会增加亚洲国家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资本来源国贷款成本的相对降低会增加欧美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直接投资。     

资产财富和居民消费——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随着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提出,如何提升我国居民消费成为研究热点。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首先从省际视角研究了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证实了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分别对消费产生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且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住房资产的抑制作用。其次,文章探讨了两种资产对不同种类消费品的影响,金融资产增加主要促进教育娱乐医疗等改善性消费,住房资产增加则主要抑制基本品消费。最后,文章对不同省份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资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随收入、资产增加先上升后下降,而住房资产对消费的抑制作用随收入、资产增加先上升后下降,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在东部地区影响小于西部地区,且受区域教育、人口和收入结构影响。综上来看,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改善居民收入结构,控制房价过度上涨,改善资本市场在资产分配中的作用,加大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能够有效改善家庭资产结构,提升居民消费水平。     

FDI、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1987-200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1987-200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进行实证研究发现:FDI作为“投资”本身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并不显著,但它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挤入”国内自身的投资,从而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国有部门在全社会固定投资中占居主导地位,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是显著的,但对全要素生产率并无明显作用;私人部门投资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促进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也无显著影响。因而,相对于国内资本来说,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催化剂”的性质。     

经济发达地区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潜力--基于浙江的实证研究

文章构建了居民消费增长潜力理论模型,并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为例,测算得出“十二五”时期浙江居民消费支出将增长近50%,对增长潜力的贡献大小依次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城镇化率提高和人口增长,其中,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超过80%,城镇化率每提高1%,对居民消费增长潜力贡献率为2.14%。“十二五”时期,浙江城镇和农村居民在交通通讯、文教娱乐、衣着和家庭设备等发展型或享受型消费方面支出增加较多,优化了消费结构,但农村居民居住支出占比高的问题依然存在。     

政府支出与经济波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政府支出能否起到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使用1987-2013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文章考察了政府支出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在考虑政府支出规模的内生性后,2SLS估计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政府支出规模主要发挥了财政自动稳定器作用,因而减少了经济波动;另一方面,政府支出变动对总量产出冲击较大,从而增加了经济波动。进一步控制了贸易开放、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冲击、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等因素,估计结果表现出较好的稳健性。研究结论意味着,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方面,需要权衡政府支出规模与政府支出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房价与城市化的关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市化水平与住房价格的动态经济模型表明,城市化速度的上升会导致房价的迅速上涨：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各地区房价对城市化率的弹性均为正值,表明城市化水平对房价具有正的积极影响。因此,应实行地区差异化的房地产业发展规划与城市规划,尊重经济规律,确立切实可行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实行稳健的可持续的城市化战略,通过这些措施促进中国房地产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     

反腐败强度与FDI: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外商投资已经成为促进我国GDP增长的主要因素。为了研究腐败是FDI进入过程中的润滑剂还是绊脚石,本文选取我国2002-2013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时点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反腐败强度对FDI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反腐败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数额之间呈正比关系,即随着反腐败强度的上升,会更多地吸引FDI的进入。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能够降低跨国公司的隐性成本,进一步维护市场秩序,为外商投资的进入提供一个更加公平诚信的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