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产业—生态环境—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攀枝花市为例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加强环境高水平保护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战略任务。攀枝花是我国"三线建设"时期崛起的一座工业城市,是我国西部最大的钢铁钒钛基地。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开展攀枝花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三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研究,对于推动攀枝花社会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以攀枝花钢铁产业为例,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剪刀差方法,对攀枝花1999—2017年钢铁产业、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与各系统演化方向及演化速率的差异进行全方位分析。研究表明:攀枝花钢铁产业、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不断加强;三大系统两两间的演化差异增大;区域经济系统演化速率较快,钢铁产业系统演化速率缓慢,生态环境系统发展缓慢且不稳定。     

广东省旅游—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从经济、产业、地形及关联性等方面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旅游—经济—环境三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对旅游—经济—环境耦合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其中旅游系统是调节中枢,经济系统是资金保障,环境系统是发展基础,三子系统互相牵制,互相驱动。(2)2007—2016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逐渐演变为中部渐弱,第三梯队城市由西部向东部转移的空间分布格局。(3)根据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解析三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特征:环境子系统发展综合效益基本以中部为界,东部沿海整体上优于西部地区;经济子系统发展综合效益呈现以广州、深圳为圆心,同心圆辐散式分布且辐射作用向外逐渐变弱的特征;旅游子系统发展综合效益北高南低,随时间推移表现出东部渐强、西部渐弱的发展态势。     

新疆荒漠化治理与社会—经济—生态高质量发展耦合机制研究

立足干旱区乡村振兴战略关于“生态宜居”与“生活富裕”协调发展的总要求,以新疆荒漠化治理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为研究对象,引入耦合协调模型以及GM(1, 1)预测模型测度系统耦合协调状况以及未来趋势情况,构建荒漠化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探索荒漠化治理与社会经济内在的时空耦合协调机制。研究发现,通过荒漠化工程的实施,新疆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逐步发展到协调发展阶段,新疆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仍处于不断协调过程中。GM(1, 1)模型预测表明,未来5年三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处于稳步上升阶段。     

流域“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耦合协调时空分异研究——以金沙江为例

以流域为视角,构建"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2001—2016年金沙江流域"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演变趋势,并结合GIS和泰尔指数分析其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从时序角度看,金沙江流域"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协调类型实现濒临失调衰退至良好协调的逐步升级;(2)从空间差异看,金沙江流域耦合协调状态区域差异明显且组内非均衡性显著,耦合协调类型呈现三角格局、半包格局、中心—外围格局、西北—东南格局的依次演化进程。建议金沙江流域走全域绿色发展之路,高效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协调发展。     

共同富裕示范区下经济—社会—环境耦合协调和——以浙江省为例

高质量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及探索性空间分析法,从时空维度对2010—2019年浙江省11个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及空间演化情况进行分析,以期对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参考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浙江省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均不断提升,但三者间差距呈扩大的趋势,表现为社会发展超前,经济和环境的发展相对滞后;（2）浙江全省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高,呈现以杭州、宁波两大都市经济圈为中心,自东北向西南逐渐减弱的阶梯状态势,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3）浙江省区域整体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位于浙东北的湖州、嘉兴、绍兴主要表现为“高—高”聚集,位于浙西南的丽水、温州主要表现为“低—低”聚集。     

城市“公园-人口-建设用地-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以我国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为例北大核心

公园、人口、建设用地、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新时代高质量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运用系统分析视角,将四者纳入统一复合系统,引入耦合协调理论及模型,以我国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探究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1)复合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具有阶段性特征,经历“加速发展—稳步提升”;各城市群发展呈南高北低的格局,差距先扩大后缩小。(2)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由濒临失调向耦合协调演变,人口、用地是长期保障,经济、公园是后发动力。(3)针对“齐头并进型”“人口—经济主导型”和“土地—经济主导型”三类城市群提出优化策略,为实现城市“人—城—境—业”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我国东部地区经济—能源—环境—科技四元系统协调发展格局演变

文章在对2007—2015年我国东部10个省(市)能源—经济—环境—科技四元系统协调度和发展度科学测算的基础上,引入"耦合度"模型评价四元系统协调和发展之间耦合现状。并通过引入核密度函数分析方法,对各个子系统、协调度、发展度和耦合度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经济子系统发展度较好,但是存在"两极分化"。②能源子系统发展度水平不高,但有所提升。③环境子系统发展度态势良好。④科技子系统发展度水平最低,"两极分化"有减弱趋势。⑤整个四元系统协调度较好,但存在两极分化;发展度水平相对偏低,提升速度明显;协调发展之间耦合度基本保持稳定。针对上述问题,文章给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

基于系统科学视角,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8—2017年我国31个省(市、区)(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与城镇化质量、区域经济质量的发展变化特征之间具有一定关联性,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滞后于其它两个子系统发展,且滞后期大约为2年;②2008—2017年,我国各省(市、区)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关系总体比较稳定,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明显;③从风险因子探测结果来看,人均GDP、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货物进出口总额是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因子交互探测结果来看,双因子交互作用要强于单独因子作用;④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是由基础设施支撑力、资源集聚力、经济拉动力、政府调控力、市场推动力、社会促进力等多元驱动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     

京津冀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差异研究

构建京津冀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京津冀三地2004—2017年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定量分析,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对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旅游、经济、社会事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得分总体上均呈现出增长态势,北京市旅游业发展滞后于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天津市、河北省的旅游业发展皆领先于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京津冀三地的旅游与经济、旅游与社会事业的协调水平均表现出逐步提高的态势,河北省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的耦合协调发展可以分为"波动上升、快速上升、急速上升"三个阶段,北京市、天津市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的耦合协调发展皆可划分为"波动上升、快速上升、缓慢上升"三个阶段;北京市、天津市的旅游子系统、社会事业子系统对当地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强于经济子系统,河北省旅游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对当地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强于社会事业子系统。     

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是衡量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态的重要标准,探究城市人居环境与NPP耦合协调的同步发展状态,对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改进,综合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研究辽宁省2000—2015年城市人居环境与NPP之间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5年,人居环境与NPP之间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均有所提升,耦合度均值在0.857~0.953之间,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在0.466~0.601之间,整体上处于濒临失调、勉强耦合协调以及初级耦合协调状态。(2)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自东南向西北递减的“阶梯”式格局,呈现中耦合轻度协调、高耦合轻度协调以及高耦合中度协调三种组合类型区。(3)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投入、政府管理能力、城镇化水平以及工业化水平等对不同耦合协调类型区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需要采用差别化管理方式推动人居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     

时空演化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9—2019年我国西部地区子系统发展指数及系统耦合协调度,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与ArcGIS软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协调度情况。研究发现:我国西部地区人口、环境与经济发展指数稳定提升,资源发展指数有较大波动。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从2009年部分地区濒临失调衰退,到2019年多数地区达到初级与中级耦合协调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是制约其协调度提升的主要因素。全局Moran’s I体现出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高—高集聚主要位于陕西、四川与云南一带,低—低集聚位于甘肃、宁夏、新疆和青海地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人口—经济—空间视角下山东省城镇化时空演变

分别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三个维度及其相关关系出发,构建城镇化发展评价体系,选取山东省2006、2013年截面数据,运用均方差赋权法、耦合度分析法、Jenks自然最佳断裂点分级法,比较分析了人口、经济、空间城镇化程度及其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山东省近年来城镇化水平有了较快提高,但当前仍是以人口城镇化为主导的初级阶段,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各子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增大,但整体耦合水平仍然不高,处于中水平耦合阶段,趋于协调发展。各地市之间存在较大发展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发展程度较高,且子系统之间耦合协调程度比较高,多数地市处在中高水平耦合阶段;鲁西南各地市的发展水平、子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与东部各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能源-经济-环境-社会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化与实证分析

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构建能源-经济-环境-社会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12—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能源-经济-环境-社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特征及动态演化规律，从“增量”和“存量”视角深入探讨多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一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子系统发展质量最优，环境子系统排最后，不同区域和地区系统发展质量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二是能源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存量资源对系统发展质量的影响要大于增量资源，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增量资源对系统发展质量的影响要大于存量资源；三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能源-经济-环境-社会系统耦合协调整体水平不高，但略有提升，发展呈“V”字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仍广泛存在。     

国家高新区与城市经济效率的时空耦合协调研究

国家高新区是区域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载体,其与所在城市的互动协调发展对于建设创新型城市乃至创新型国家意义重大。运用熵值法、DEA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08-2014年54个国家高新区发展水平、所在城市经济效率以及两者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并对国家高新区和母城经济效率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从时间维度看,国家高新区与母城经济效率耦合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从磨合提升到高水平耦合,协调度增长缓慢,整体处于中度协调阶段;②从空间维度看,北京、上海等7个城市实现高度协调发展,绵阳、保定等5个城市处于低度协调发展状态,哈尔滨、无锡等26个城市陷入中度协调发展区间,跃迁趋势不明显;③从影响因素看,国家高新区经济规模、效益质量、创新能力以及城市经济效率对协调度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发展

文章通过构建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1—2020年大运河文化带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市域的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度和空间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来看,文化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各城市文化发展不平衡;生态发展水平普遍偏低,各城市生态发展水平差异较小;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地区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2)从耦合协调度来看,2011—2020年大运河文化带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发展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协调度水平偏低,多数城市处于中度失调或严重失调。(3)从空间相关分析来看,全局方面,大运河文化带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正相关关系,即各城市之间呈空间集聚性,且集聚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局部上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格局。     

入境旅游流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时空差异动态分析——基于全国31个省区1993—2011年面板数据

基于全国31个省区1993—2011年入境旅游流与区域经济系统面板数据,借鉴物理学领域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GIS分析对全国各省区入境旅游流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程度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演变格局分析。研究发现:(1)入境旅游流与区域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发展上升态势且发展态势趋同,二者阶段之间及内部发展速度存在差异,入境旅游流发展水平阶段增长率较区域经济阶段增长率快,且阶段发展水平标准差极化态势较强;区域经济阶段标准差极化态势较弱。(2)各省区入境旅游流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趋势较为一致,耦合协调度阶段增长率均在20%以上,阶段标准差演变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但增速在减小。(3)各省区耦合协调度格局实现了由严重失调至初级协调区间的跨越,总体向协调趋势继续演变,但阶段内部二者协调度类型又有所交叉。(4)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区域政策等因素是造成区域耦合协调度格局及其差异的主要因素,但在不同阶段,上述因素所起的作用程度不同。研究结果对进一步丰富旅游流研究内容,明确各区域耦合协调度阶段发展特征及其差异性,耦合协调度格局层次性及演变趋势有一定理论意义。     

大都市区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以环首都地区为例

构建了城乡融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均方差决策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趋势面分析等研究方法,定量测度了环首都地区1995—2015年的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对环首都地区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①1995—2015年,环首都地区城乡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以2000年为拐点,先减后增,但总体水平均较低;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呈现波动增大趋势,其中北京市和环京3市两类地区之间的差异是造成环首都地区整体差异的主要原因,而环京3市内部差异大于北京市内部差异。②从空间演变来看,环首都地区城乡融合系统的高水平协调区以北京市为中心呈现空间极化态势,低水平协调区长期布局在保定市范围内,呈现一定程度的低值锁定现象,环首都地区城乡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③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乡村经济和产业发展状况、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城乡收入差距、交通通达性是影响环首都地区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影响北京市和环京3市两类地区城乡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核心因素存在时空差异性。     

能源金三角地区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及空间关联性研究

建立了包含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四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测算了能源金三角地区36个地级城市的区域发展协调度,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考察了协调发展的空间关联性及分布特征。研究表明:金三角地区地级城市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尚处于中强度低协调的低水平耦合阶段,与其他三大经济圈还存在着明显差距;城市间的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关联度较弱且不显著,协调性较低;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许多城市表现出了异质性集聚特性,在空间上未达到良性共振,表明整体发展的关联带动性较弱;能源金三角地区在城市协调发展方面存在严重的"资源诅咒"现象,同时也反映出该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缺少系统空间规划。     

中国省域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益的时空耦合研究

在阐述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创新效益之间耦合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益的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创新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进行定量评估。结果表明:中国省域创新系统整体处于低协调发展阶段,距离良性协调耦合阶段还有较大差距;耦合协调类型以低度协调为主,中高度协调的省份数量不多,均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显示出区域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较高的关联性;耦合度和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均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耦合度的空间集聚效应不显著,而耦合协调度则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特征,并且这种集聚趋势在进一步增强;将耦合度和协调度结合起来,可以对研究区域进行类型划分,并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