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快推进"一带一路"集成电路贸易合作——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

本文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RGM)等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等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一带一路"集成电路贸易的网络特征及驱动机制网络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集成电路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大,但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位于贸易网络核心位置,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网络中心性的各项指标有明显上升;块模型分析表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属于双向溢出板块,中亚和南亚地区属于经纪人板块,西亚和北非地区属于主溢出板块区属于主溢出板块,中、东欧地区属于净受益板块;ERGM模型分析显示,创新水平高的国家之间更容易产生集成电路贸易往来,经济实力强或创新水平高的国家更容易形成出口贸易,地理邻近和文化关联会促进贸易,研发投入、政治稳定性、贸易与信贷自由度对贸易有正向促进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研究*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了2008—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结构特征,测算沿线国家贸易网络中心位置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对不同收入国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贸易结构比较松散,意大利、土耳其、韩国、俄罗斯、中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地区）位于网络核心,共有23个国家（地区）发挥“中介”或“桥梁”作用,影响着其余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超过四成的沿线国家（地区）与非贸易伙伴国具有较强的间接贸易关系。贸易网络中心位置的提升能显著促进母国技术进步,间接贸易影响母国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大于直接贸易;中高等收入水平国家直接和间接贸易地位和贸易强度的提升均显著促进了技术进步,低等收入国家贸易强度的提升也能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     

中国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绿色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基于引力模型构建空间关联网络，进而对网络结构特征及网络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总体呈波动增长态势，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近年来东部地区效率增长相对平稳，中部地区增长较大，而西部地区下降较为明显。(2)中国已形成一个结构稳定的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网络关系数、网络密度波动增长，网络效率不断下降，但仍具有较强的小世界性。(3)网络核心—边缘结构明显，上海、北京、浙江处于中心位置，中介作用显著，新疆、宁夏、内蒙古等偏远省份处于边缘位置。(4)四大板块内部联系稀疏，板块间联系紧密，溢出效应较强。(5)相邻矩阵、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矩阵、开放程度差异矩阵显著正向影响空间关联，而地理距离、知识基础差异矩阵显著负向影响空间关联关系的建立。     

世界高技术产品贸易格局及中国的贸易地位分析

为了解世界各国高技术产品贸易的真实地位,推动中国高技术产品贸易发展,文章基于2000-2016年82个高技术产品主要贸易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世界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及中国的贸易地位。研究发现,中心度指数体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4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关系;点强度指数体现了贸易强度排名靠前的国家相对稳定,各国差距不断缩小;结构洞指数体现了各国间贸易关系的多元性即网络异质性不断变化。中国虽然具有较密切的贸易关系和较高的贸易强度,但是其贸易网络分布较为集中,网络异质性依然有待提高。为应对贸易摩擦,提高高技术产品贸易地位,中国应注重优化贸易结构、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创新合作水平,从而降低贸易风险、提高产品质量和优化贸易环境。     

效率视角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新影响力研究

从效率差异视角构建国家创新影响力评价方法，揭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新要素流动倾向性以促进交流合作。运用DEA模型测算各国创新效率，根据DEA原理识别国家间的认可关系，构建创新网络并用节点特征向量中心度表示各国创新影响力，分析创新影响力类型、创新网络特征及创新投入冗余率与产出不足率。结果发现，各国创新效率存在显著差距;各国分别处于创新网络中心、核心和边缘位置，国家创新影响力依次递减;按照创新要素相对强度，沿线国家可分为6种创新类型;最后，提出沿线国家间开展创新交流与合作的必要性和途径。     

组织间关系网络对二元创新的影响:基于利用式学习的中介作用

基于对327家高技术制造企业的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实证分析了组织间关系网络对二元创新(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的影响机理以及利用式学习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组织间关系网络对二元创新具有部分显著的、正向的、直接的影响,其中网络中心度和网络规模对二元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的、直接的影响,网络联结强度仅对渐进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的、直接的影响,而利用式学习在组织间关系网络与渐进式创新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有限合伙人网络位置对创投机构网络位置的影响

通过私募通数据库搜集2003-2015年相关数据,研究有限合伙人网络位置对创投机构网络位置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①有限合伙人的网络中心性对创投机构的网络中心性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②有限合伙人与创投机构的关系强度正向调节上述影响。研究同时发现,与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有限合伙人建立并保持强关系,有助于创投机构占据网络中心位置。     

发包方与供应商间关系对供应商创新能力的影响

采用多元层级回归方法,对影响供应商创新能力的驱动因素以及供应商在供应链网络中的等级位置对各驱动因素与供应商创新能力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跨国外包情景下,发包方支持、共享活动和联结强度对供应商的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供应商在供应链网络中的等级位置对联结强度与供应商创新能力间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对共享活动与供应商创新能力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稳定。     

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算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中心性、联系强度和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60个国家和地区7年的数据,以Koopman等提出的价值链位置指数和制造业增加值率作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测度指标,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网络异质性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显著正相关,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联系强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无显著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贸易来源多元化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进口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一结论主要存在于高收入经济体样本中,发展中经济体在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中获得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能力很弱.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格局及中国地位分析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数据,文章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分析其演化特征、空间结构和中国地位。研究表明：(1)数字服务贸易参与国家日益增加,但网络连通性和扩散性较差;(2)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进程缓慢,各国的贸易地位差异大,“一带一路”倡议较好地促进了多边贸易;(3)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具有显著的社团性,凝聚子群数量2010年以来变化不大,但凝聚子群内部参与国有变化,不同子群内部联结强度有别,子群之间凝聚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4)空间分布上,呈现非均衡特性,相对点强度的核密度估计曲线呈现“帕累托”分布,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限制度的核密度估计曲线不再呈现“双峰分布”,两极分化加剧。中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合作伙伴相对稳定,但贸易圈有待扩展,核心竞争力、控制力、独立性和贸易自由度均有待提升,急需防范贸易依赖风险。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

在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格局演变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①2010年以来,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德国、法国农产品贸易额始终处于第一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空间分异明显,印度是中国最大农产品贸易伙伴。②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密度整体较高,农产品贸易关系密切,农产品贸易网络密度呈现先降后升的波动特征。③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三个中心度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重要节点国家稳中有变,核心国家和中介能力强的国家存在差异。④国家个数最多的凝聚子群包含的国家相对稳定,国家个数较少的五个凝聚子群的组团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很大,丝绸之路经济带农产品贸易网络呈现明显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空间圈层结构特征。     

RCEP贸易网络演化对成员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RCEP是东亚国家谋求共同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中国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基于改进的贸易联系强度指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2007—2021年RCEP制造业贸易网络与各成员国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演变趋势,并对贸易网络演化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RCEP制造业整体贸易联系强度明显增强,中国成为贸易网络的中心,但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中低端位置。第二,网络中心度和贸易联系强度对成员国的GVC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聚类系数与GVC分工地位负相关。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高技术制造业的聚类系数对GVC分工地位有正向影响。RCEP成员国均能从区域贸易网络发展中受益,但发达国家GVC分工地位提升更显著。第三,技术溢出、产业转移和产业链韧性三种中介机制的效应具有较大差异。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机制实现GVC分工地位提升。而对于发达国家,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产业转移的中介效应更明显。     

贸易便利化、空间溢出与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网络与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UNCTAD-Eora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评价了200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演变情况,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及其空间溢出对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沿线国家增加值贸易网络联系趋于紧密,已形成以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和俄罗斯为核心且结构稳定的“多极化”分布格局;沿线各国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呈现少数高、多数低的非匀质分布,相对地位变动具有阶段性特征。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既会直接促进本国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提升,也会通过空间溢出促成邻近国家贸易便利化,从而间接更强积极影响本国网络地位。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直接与间接效应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段呈现明显异质性,其中相比于高网络地位国家,低网络地位国家贸易便利化直接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制度环境与海关环境便利化的直接与间接促进作用强于物理基础设施、商业规制和电子商务。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效率和潜力研究

数字经济的飞速崛起使得数字贸易作为新的贸易方式随即而生,并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文章基于2008—2020年数字贸易相关数据,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规模并对沿线各国数字贸易结构进行简要分析,后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数字贸易效率和潜力。结果表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处于不平衡状态,与沿线国家的数字贸易以跨境电商为主,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方面较为薄弱;我国与沿线国家数字贸易效率虽逐年递增但数字贸易效率普遍不高,并表现出国家和地区差异,沿线国家中2008—2020年平均数字贸易效率排名前三的国家为以色列、新加坡、爱沙尼亚;2020年,数字贸易潜力值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为马来西亚、新加坡、俄罗斯、波兰和罗马尼亚,将来中国应与这些国家开展更频繁的数字贸易。     

创新网络和资源配置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两栖创新的影响机理——网络能力的调节作用

以资源基础理论、网络能力理论、组织间关系理论和创新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创新网络、资源配置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概念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通过大样本数据调查,运用SPSS软件和smartPLS结构方程对概念框架和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创新网络(网络特征、网络联结和网络位置)对资源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配置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两栖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网络能力正向调节资源配置与科技型中小企业两栖创新的关系。     

产学研合作中企业网络位置与关系强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江浙沪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模型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从网络位置和网络关系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产学研合作中企业网络位置与关系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网络中心位置即度数中心度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提升;企业网络中介位置即中间中心度对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网络关系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投资贸易便利化时空特征及对贸易的影响

构建了一套完整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投资贸易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揭示了2006—2015年沿线28个国家投资贸易便利化时空特征,并借助三维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了投资贸易便利化及其分项指标对沿线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1)2006—2015年沿线各国及各区域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均得到了提高,空间上自东向西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特征,中国便利化水平较低;(2)除市场准入外,沿线亚非国家的海关环境、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均未实现较好的改善;(3)提高沿线进、出口国的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能够显著促进沿线贸易,且进口国便利化因素的促进作用更大;(4)以营商环境为代表的"边境后措施"的改善对沿线贸易的促进作用最大,而市场准入的促进作用则不显著。因此,应健全沿线国家健全海关通关一体化机制,充分发挥亚投行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营造公正、透明、高效和安全的营商环境。     

中国都市圈碳排放空间关联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都市圈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平台,依托都市圈之间的空间网络关系开展都市圈协同降碳有助于中国实现“双碳”目标。通过测度2003—2020年中国35个都市圈碳排放的空间关联关系,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空间网络关联结构特征演化及其驱动因素,得出主要结论如下：2003—2020年,整体网络呈现出较高的稳定性,但内部联系不够紧密;上海等都市圈处于网络的绝对中心位置,起到中介桥梁作用;东部沿海成熟都市圈属于净受益板块,深圳等经济增长活力较强的都市圈属于经纪人板块,中西部资源禀赋丰裕的都市圈属于净溢出板块,武汉等都市圈属于双向溢出板块。板块间存在明显的传递特征;交通可达性越接近,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对外开放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差异越大对都市圈之间的碳排放空间关联有正向促进的作用。     

中韩新能源产业合作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探讨中韩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对两国新能源领域中合作的经济效应进行评估。为了评价合作的经济效应,本文建立新能源合作的相对收益指数,并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探寻能源合作指数(ECI)和贸易、GDP之间的关系,从而论证中韩新能源产业合作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ICT产品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研究

近年来,随着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外资投入的增多,取代了中国的部分市场份额,导致我国的ICT（信息与通信技术）产品的出口规模呈现下降的趋势。ICT产品与其他产品相比,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高低对ICT产品出口的影响也比较明显,各国容易改变ICT产品的进口措施、政策。因此,研究我国ICT产品与贸易便利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将其分为非常便利、一般便利、不便利和非常不便利四个范畴。然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评价,并从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国际交流方面提出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