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现状与启示

韩中建交后十多年,中国成为韩国的第一位投资对象国。韩国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尤其对中国的就业增加、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起了积极作用。随着中国入世,引进外资战略的变化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会给韩国企业带来更多机会。但同时,随着具有资金技术优势的跨国公司进入及中国国内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中国市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战略变化与我国的对策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市场进一步地对外开放，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战略也发生重大转移。面对这种新的变化趋势，我国只有采取积极的对策，才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确保经济运行的安全和平稳。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安全

根据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利用衡量国家经济安全的市场占有率、固定资产投资、对外依存度三个指标，分析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给我国经济安全带来的潜在威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对策。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新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并且在区位选择上出现向长江三角洲集中投资，逐步扩大对其他地区投资的趋势。本文通过选择变量建立模型分析了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总量增长结构优化

今年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资本市场动荡等挑战,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总量增长．结构优化等特点：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恢复增长,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贸易领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中西部地区承接外商直接投资转移取得积极进展。     

从FDI理论视角看新加坡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经营绩效

通过对分布在中国不同城市的新加坡投资企业的高层经理、专家学者以及中国地方政府主管外商投资服务的政府官员进行深度访谈，根据样本企业对自身在华经营绩效的评估和所有被访对象对新加坡在华投资企业经营行为的评价，分别总结了新加坡对华投资企业较为易于或难于取得满意经营绩效的四种类型，并试图分别不同情况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FDI理论、发展中国家企业FDI理论和中小企业FDI理论进行合理的解释。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欧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采用1984-2007年数据,对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欧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欧贸易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美国经济崛起之前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原因解析

美国在19世纪末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之前,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歧视甚至憎恨的态度,且外国投资绝大部分被限定于购买债券。美国及拉丁美洲的历史经验说明,一国经济迈入发达经济门槛之前,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虽然可以促进经济短暂繁荣,但对该国长期发展有害,因而应尽量避免。那些试图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最终都陷入依附型经济。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新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在区位选择上出现向东部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集中投资，并逐步扩大对其他地区投资的趋势，而在东、中、西部地区省际间的分布上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变量，一是由自然禀赋区位变量和经济发展区位变量所构成的硬环境，二是由人文区位变量和政府区位变量所构成的软环境。本文通过选择其区位因素变量，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这一趋势产生的原因，并从政府的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生态经济视域下的政府生态化转型

发展生态经济是缓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约束矛盾的主要手段,是根治生态危机的"良方",也是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的重要途径。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经济的发展必然呼唤政府的生态化转型,即从传统的经济增长型政府转向生态型政府。建立和完善生态制度是发展生态经济、实现政府生态化转型的关键步骤,目前迫切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力解决:树立生态优先的理念;制定和完善生态化制度;强化生态管理的动态组织建设;充分运用制度的激励和制约机制;积极培育生态市场;建立道德驱动的自律机制。     

从金融"再平衡"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复苏

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国际贸易的回升,全球的不平衡格局正在发生着积极变化。就中国而言,通过强力刺激政策实现率先复苏之后,一方面,以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为代表的“再杠杆”政策正在进行灵敏主动的动态微调,从而避免经济出现“二次探底”,同时也预警性地调控可能的通货膨胀预期和资产泡沫风险;另一方面,为了增加经济持续复苏的内在动力,实现平衡的、可持续的复苏,中国也在根据全球化的新趋势积极调整对外经济金融政策,以促进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从国际范困观察,全球“再平衡”进程也在前进之中,世界总需求中的消费正在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同时国际资本也开始从复苏较慢的西方发达市场流向复苏较快的东亚新兴市场。     

美国新经济与菲利浦斯曲线

美国经济的本质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其增长的动力基础是信息,知识和创新,由于对自然失业率的不同假定,或对实际预期通胀率与预期通胀率的不同假定,都可能导致失业率和通胀率关系的变化,并演化为不同情形的菲利浦斯曲线,美国新经济对自然失业率,市场信息和人们的预期产生了影响,从而出现通胀率和失业率的“双低”现象。     

经营环境的多变与管理理念的转变

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从体力劳动到智力劳动、从人力资源到经营伙伴、从金融资本到智力资本；从有限市场到全球化、从稳定到变化；从官僚化到民主化、从命令到定向、从孤立到集体活动、从专业化到多样化；从侧重产品和服务到客户取向等经营环境的转型对管理提出了挑战。环境的挑战需要管理理念进行根本转变，包括：一种新的用人哲学，一种新的参与性和民主化的企业文化，激励工具和个人成功的融合，建立在员工需要上的管理政策和实践；与公司目标更紧密的联系，子系统结构对职能化部门的取代，决策权向中层管理者的转移；客户服务取向和价值增加的侧重；企业收缩战略和敏捷化制造；知识管理和智力资本创造的凸现；以及未雨绸缪等。     

伦理学视域的网络经济

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网络经济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难题和道德困境。针对网络经济运行中的伦理危机,探讨网络经济发展中应该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有助于构建公正和谐的网络经济环境。     

就业保护的经济学分析——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文献综述

就业保护法案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保护工人就业权利,限制雇主行为的重要制度.该制度的建立将改变劳动者和企业的行为约束,形成不同的激励机制,深远地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总结分析了学界有关就业保护问题研究的理论和实证成果,为人们认识就业保护制度的利弊,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完善,提供了借鉴依据.     

新政治经济学的渊源及其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分离之后,出于对方法论进步的渴求,数理分析方法被大量引入经济研究,而政治的因素则日益淡化.这造就了"经济学"的繁荣,却也导致其根本缺陷.现实生活中经济与政治的内在关联决定了经济研究中政治的因素不可或缺.在此背景下试图通过从制度和历史的角度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进而重构大多数经济学模型的新政治经济学悄然兴起.它所体现的研究取向为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网络经济视角下寡头垄断效率分析

信息产品与高度的技术竞争使得网络经济领域出现了竞争与垄断双双强化的特征。在网络经济中,寡头垄断结构更有利于技术创新,更能促进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前,中国产业组织的首要问题是规模过小,而不是垄断过度。     

政治文化视域下的大国崛起

政治文化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整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由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主体、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形成.本文论证（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德国日本、德国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在崛起和复兴过程中,民族、宗教、历史等政治文化要素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全球环境问题

全球环境问题的形成,可以理解为自利者(民族国家、厂商、家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负外部性的累积和放大并超过环境自净力的结果。全球环境是国际性公共产品,它不能用"俱乐部产品"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和提供,只能依赖于建立一套有约束力的国际间联合生产体系,并重新设计现代商业和工业的运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