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加入WTO的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就业创造"与"降低就业破坏"两个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净增长;(2)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变动具有异质性影响,它促进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但会促进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同时提高了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3)良好的地区制度环境有利于强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就业集约边际变动与广延边际变动的影响;(4)就业再配置效率的改善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渠道。上述结论意味着,将外部贸易自由化改革与内部市场化改革双管齐下,对培育就业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要素流向高增长行业能实现产业升级吗——基于制造业的分析

加大对高生产率(或高生产率增长率)行业的要素投入常被各地政府视为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的最有效措施之一。然而,本文通过使用偏离-份额法对制造业生产率的研究发现:总体上,外部的要素投入和转移并未促进、甚至抑制了制造业效率的提高;行业内部的生产率增长才是制造业生产率提高的最主要源泉;内生性的创新比外生性的要素投入更有利于推动制造业的效率提高;疏通要素流通渠道、融入全球价值链高端行业、完善内部创新的外部环境等,将是我国"十二五"期间实现制造业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     

制造业FDI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

在中国制造2025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FDI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2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行业内直接溢出能有效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行业内间接溢出则会挤占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的增长;行业间后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且明显地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行业间前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但微弱地抑制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     

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中介作用

构建了关于信息化水平、劳动力技能结构以及生产率的理论框架,探讨了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劳动力技能结构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框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同时具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呈现出动态的阶段性特征,两者之间存在U形关系,信息技术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只有在信息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现;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间接影响通过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中介作用来实现: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对低技能劳动者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并带来了中、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上升,导致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技能结构在信息化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要使信息化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匹配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劳动者需要进行持续学习与提升,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FDI在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分析

一、FDI技术外溢概述 1．FDI与技术外溢。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或发展能力发生无意识影响的间接作用。从实际情况上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主要表现为除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从而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主要可分为产业结构变动、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三个方面。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及其特征——基于“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检验

采用shift—share方法，将中国制造业1985-2005年间的劳动生产率分解为内部增长效应、静态转移效应和动态转移效应，结果发现，结构变动并没有显著促进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即“结构红利假说”现象并不显著存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内部增长效应，电子通讯、交通运输、化学原料和电气机械等重工业行业对其增长贡献最大。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演变与服务业结构变迁效应分析——以天津为例

近年来,去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天津服务业实际劳动生产率持续降低。服务业内部各分类部门实际劳动生产率存在明显异质性,生产性服务业实际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其他类服务业。天津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特征,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向高度化持续推进;就业结构以传统服务业为主体;服务业整体结构更趋于协调合理。文章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天津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并没有对其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文章通过偏离——份额模型分解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天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来自其内部各行业内生增长效应,总结构变化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而笔者认为,天津没有必要把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作为产业政策的着力点,提高服务业各行业的自身的劳动生产率才是关键。     

工业结构变化与结构效应分析——以宁夏为例

工业化过程中,资源要素在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导致的工业结构变动是总体增长的一个重要因子。因此按照要素密集度界定产业类型,并对工业结构效应进行研究更加具有意义。笔者以宁夏1997年～2008年工业行业数据为分析基础,对工业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发现生产效率的提升主要来自于产业内增长效应,结构转移效应虽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其贡献并不显著,甚至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分解效应对不同产业类型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各异,不同产业类型对总体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有着显著差异。劳动密集型产业及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类型对整个工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增长起着主要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主要来自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农村人力资本变迁与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国城乡融合趋势下的实证分析

人力资本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城乡融合加快了城乡间要素流动,也引起了农村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化。虽然劳动力绝对数量在减少,但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健康素质、获取信息能力及专业技能等在提升,农村人力资本从数量型向素质型、效率型、能力提升型转变。这种变化对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双重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反向变化;教育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产生正向作用;互联网、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存在正向推动作用,且有中介效应。内生性检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强化了实证结果。深化城乡融合可进一步优化农村人力资本结构,持续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从而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     

我国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协整分析技术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外贸依存度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作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目前我国贸易开放度对于GDP的直接拉动作用尚不明显,其主要是通过对总供给的影响间接带动经济增长,即通过促进资本形成、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要素生产率等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具有负效应,因此,提高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应该成为我国未来发展对外贸易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