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产出——基于中国上市高科技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9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实施包括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的上市高科技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能够促进创新产出,且创新产出与激励比例显著正相关。经区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模式的要素研究发现:激励差距与模式无关,差距越大越能促进创新产出;授予范围在两种模式下作用相反,范围较大(较小)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更能促进创新产出;以及只在股票期权模式下得到,有效期较长更能促进创新产出,特别是发明专利;业绩考核较为严格更能促进创新产出,但过于严格会抑制创新。本文结论为上市高科技公司实施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及要素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股权激励、股利政策与高管机会主义--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期权激励草案的实证分析

股权激励的设计初衷在于协同管理者与所有者利益,以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而现有经验证据表明,股权激励亦是一把双刃剑,是滋生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温床。就此,本文以2006年到2012年推出的期权激励草案作为分析样本,研究股权激励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推行期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高管通过高送转与高额派现,以操纵行权价,谋取私人利益。     

股权激励对高管减持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2013~2016年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微观数据,采用多元回归的实验研究方法,分析股权激励与高管减持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股权激励对高管减持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公司治理对高管减持行为的约束作用有限;中小投资者保护程度越高,高管减持比例越小。     

分析师意见分歧与银行信贷决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为金融市场重要信息中介,分析师通过发布专业意见向市场传递私有信息,但不同分析师发布的意见可能存在严重分歧。本文从银行信贷决策角度研究了分析师意见分歧的经济后果,结果表明,严重的分析师意见分歧会降低银行信贷规模,提高信贷成本,并缩短信贷期限;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意见分歧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在不同内部控制水平、产品市场竞争和媒体报道程度的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是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这一作用机制实现的。本文结论不仅拓展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分析师作用的认识,而且为完善银行信贷决策提供了新思路。     

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债券数据的经验证据

非高管员工是企业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高管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可以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进而影响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本文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的实施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的实施可以有效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在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中,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两种股权激励形式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性,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更能有效地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而股票期权股权激励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没有显著影响。同时,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负向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并且实行多次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更能有效地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进一步分析表明,较高的融资约束程度、较强的管理层权力和较高的产品市场竞争水平更有助于发挥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尤其是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建立并完善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及其相关配套制度的政策建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风险承担:理论路径与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管理者财产风险存在"兜底"效应,有助于缓解管理者的风险规避等代理冲突,但同时也可能导致管理者自利成本降低从而诱发潜在的道德风险。为此,本文以2007-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有助于增加企业风险承担;在控制了内生性等问题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对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主要通过"激励效应"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而"道德风险效应"没有得到支持。本文是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首次研究尝试,对于深入理解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角色具有重要意义。     

家族因素、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基于我国家族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6~2014年我国中小企业板家族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广义矩估计方法(GMM),探讨家族因素和高管激励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在企业高管激励过程中,实施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家族成员在高管中的参与度和家族权威这两个因素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家族权威的存在或过于强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高管激励对企业绩效的作用。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审计意见与银行信贷决策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效果,目前存在机会主义假说和外部监督假说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文章以银行信贷决策为切入点,首先考察不同的审计意见如何影响银行信贷决策,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审计意见与银行信贷规模关系的调节作用,以检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效应。研究显示,与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相比,那些获得非标审计意见的公司,其次年新增的银行信贷规模显著下降;更为重要的是,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购买强化了非标审计意见降低次年新增银行信贷规模的关系。上述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向银行传递了机会主义的信号,导致银行做出了减少信贷规模的决策。     

股权激励能留住高管吗?——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股权激励被称为留住核心人才的"金手拷"。本文以我国2006至2012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股权激励对高管更换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经营业绩等因素的情况下,实施股权激励的确减少了公司高管更换的概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股权激励方式采用股票期权或是限制性股票,对高管更换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为股权激励与高管更换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研究

股东与高管之间的代理问题一直是公司治理研究的热点话题,有关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通过梳理分析国内外有关股权激励的研究文献,重点关注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及实施股权激励的动机,通过对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推行的股权激励方案的研究,对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理论研究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逐步完成,国资委和财政部2016年8月颁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越来越多的公司为了提高公司的绩效对高管及员工采取股权激励的方式,在我国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已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为了提高公司绩效在公司管理中采用股权激励的方式激励高管人员及员工。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对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做出了理论分析,以期能为公司管理提供借鉴。     

高管风险承担激励与企业债务契约

以中国A股市场授予高管股票期权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高管风险承担激励对企业债务契约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风险承担激励传递了积极信号,增加了企业银行信贷和债券融资规模,延长了企业银行信贷和债券融资的期限并降低了银行信贷成本,同时由于替代效应的存在减少了企业对商业信用的占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风险承担激励与企业债务契约的上述关系在高增长机会和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股权激励与股利分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颁布后的2006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沪深两市公告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了股权激励与股利政策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公司的送转股水平和现金股利水平从公告计划前一年起显著高于非股权激励公司;上市公司公告股权激励计划对送转股和现金股利水平均有正向的影响,但从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来看,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较为适合自身的特征,但在送转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依然"异常高送转",表明送转股是管理层眼中最大化其股权激励收益的更为理想的掘金工具。     

高管团队激励分散度、企业风险承担与战略绩效研究

代理问题的存在会导致管理者“短视”,出于私利,管理者往往不愿意承担风险,这虽然会给企业带来短期经济利益,但也会给未来发展埋下隐患。为解决此类代理问题,高管团队成员激励将发挥关键作用。因此,研究高管团队激励对企业绩效影响,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以及企业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影响,对于中国企业的激励契约设计、经济增长和潜在风险认识均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民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民营上市公司是股权激励最为积极的实践者.股权激励是促进民营上市公司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比较理想的薪酬激励机制.实践中民营上市公司尚存股权激励操纵现象,在股权激励管制、股权激励方案设计、股权激励配套措施等方面尚存不足,在二级市场股价评价功能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对股票期权的激励作用有一定影响.要使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更富有成效,建议适当放松管制,提高民营公司股权激励自主性;提升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性;为股权激励提供必要的配套制度保障;强化股权激励内在约束机制,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加强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建设.     

股权激励对公司风险承担影响的研究综述

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效激励机制,被认为是缓解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管理者与股东在风险承担上的冲突是代理问题的表现之一,股权激励机制是否能发挥其激励效果,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目前已有文献中相关研究的结论不一,且有较大差异,本文对此进行了梳理,并据此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为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由于直接影响管理层的激励约束和风险偏好,因而与企业创新存在理论上的关联,但是否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却并未得到充分的实证研究。本文以2003—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基于PSM的研究设计,实证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从而符合激励效应假说。Heckman两阶段法等一系列检验结果也表明了该结论的稳健性。机制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主要是通过风险承担渠道和管理效率渠道来影响企业创新。在考虑了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公司面临被诉风险较大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激励效果和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本研究提供了保险合约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企业创新的证据,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中国资本市场中仍然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高管晋升与企业税负——来自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3—2014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税负承担与高管晋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国有企业税负承担与高管晋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积极的税负承担有助于增加高管晋升概率,存在税负晋升激励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税负晋升激励效应受企业层级和高管异质性的影响,省属国有企业、高管越年轻、任期越短,税负晋升激励效应越显著。本文从企业税负视角,发现了影响国有企业高管晋升的新证据,为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考核机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高管薪酬激励会关注债权人利益吗?——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约束视角的经验证据

我国债权人利益司法保护体系尚不完善而产生的信贷约束,对上市公司的各项决策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从这一特殊制度背景出发,研究了债务期限约束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期限约束强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负相关;对国有企业而言,其"天然的政治关系"消除了债务期限约束的负面影响,相反随着债务期限约束的弱化高管激励强度逐渐增强。研究结果表明,在信贷强约束条件下,公司制定高管薪酬契约过程中会关注债权人利益,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削弱管理层风险转移的动机;而在信贷软约束时,债务融资的这种治理功能将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