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立法游说制度的构建

随着社会变革的进一步深化。社会中形成了越来越多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为了本集团成员利益均穷其所能的对立法机关进行游说以求形成法律上的倾斜保护。然而我国目前尚无规定对此加以限制,致使乱象跌出。本文从分析我国构建立法游说制度的可行性出发,提出了构建我国立法游说制度、规制游说现象的几点建议,以求提供借鉴、完善自身。     

国会助理与游说之关系探索

国会助理是美国国会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在立法过程中的职能不断加强,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已成为国会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对象。国会助理在议员-助理-说客三方关系中的有着重要地位与作用,国会助理与说客之间的关系复杂,在国会游说过程中,国会助理起到了议员与说客之间联接点和防火墙的双重作用。     

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影响的理论模型研究综述

在西方民主代议制国家,由于政府与公众、个人与集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政府并非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标准制定贸易政策,利益集团往往可以通过众多方式向政府决策者施加政治压力,影响本国贸易政策。围绕着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途径、方式以及政府的决策过程,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模型,其中包括政治支持模型、游说支出模型、政治捐献模型以及信息传递模型,用以揭示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力以及最终贸易政策取向。     

产业地理与结盟游说——考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新视角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美贸易纠纷也日益增多。美国一方面将贸易政策与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相结合,采取了诸多针对中国的“贸易管理”手段,另一方面也从各个方面加强与中国对话,在人民币汇率、中国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多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与美国国内经济转型、贸易政治化紧密相关。作者从美国产业地理与结盟游说角度考察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中的国会因素,分析了美国产业地理分布(位置、范围和集中度)如何通过选区代表(众议员)、州代表(参议员)构成对国会的政治影响力,国会的制度性因素(两院制结构和规则)如何支持或制约美国特定产业的发展及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     

公共政策的集体选择机制分析

公共政策的集体选择机制是构成民主决策的基石,但要真正实现民主决策还需要设计合理的决策者协商制度,包括民主参与、协商制度、专家意见三种主要的形成机制。而且在集体选择中,公众参与比决策结果重要,协商沟通比表决过程重要。     

市场化选择、动态信息披露与投资秩序

基于行政性投资形成的投资秩序,会导致投资主体与投资责任之间的错位,投资项目选择的非市场化和投资风险配置的失衡。改革中国行政性的投融资体制,需要让投资秩序的形成成为投资参与者自愿相互博弈的结果,投资规则的确定与投资项目的选择遵循市场化选择的原则:投资秩序的维持以会计信息为主体的信息披露为基础,对投资过程进行动态监管,对投资绩效进行最终评价。     

治理视角下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形成的影响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多个利益集团,他们对公共政策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那些消极的影响给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反复提及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贯彻施行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对和谐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因此规制利益集团的运行就显得突出和迫切。这不仅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公共选择视角下的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研究

反垄断法的农业豁免制度是农业市场领域各方利益主体竞争和平衡的结果,基于农业生产的自然原子式结构和农产品本身的特性,农业豁免是各个国家的反垄断法普遍接受的特殊制度。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农业豁免实质是各方主体在追寻自我利益的基础上,在利益集团的参与下,针对农业领域的特殊性作出的协调措施,其基本的制度价值是在维护竞争和允许监管的双重体制下的实现农民利益的维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     

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与发展

公共选择学派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在美国兴起的一个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学派,它的主要特征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广泛的非市场决策的政治问题,在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架起一座新的桥梁,为经济科学开辟了崭新的研究领域。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詹姆斯·M．布坎南,弗吉尼亚工业学院和州立大学……     

信息披露质量与市场流动性

本文以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整体质量是否影响公司股票在市场上的流动性。基于分笔高频交易数据．检验集中于流动性的两个关键方面：市场宽度和市场深度。采用稳健的非线性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克服信息披露的自选择特点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显示,公司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能有效提高其股票的市场流动性,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缩小市场宽度来达到．而对市场深度的影响不显著。利用市场微观结构的价差分解方法的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提高市场流动性的机制在于有效减轻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程度。     

会计信息披露机制——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若干标志性负面事件的发生,导致我国慈善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机,其根源在于会计信息披露机制缺乏导致的信息透明度不足。鉴于此．在对慈善组织公信力与会计信息披露机制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慈善组织会计信息披露机制是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的路径选择。     

组织结构、履职状态与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政策导向

尽管国资委各项政策整体上呈现出越来越清晰的态势,但七家中央企业集团总部各种缓冲方式以及外部政治经理频次和业务、职能经理频次并没有随之作出调整。U型、M型、SF(战略中心)型三种类型的集团总部管理组织结构的设置,也没有对高管角色的定位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具有国有企业特点的中央企业集团,要扭转集团高管外部价值创造和内部价值破坏的悖论局面,应该在SF型管理组织和主动政治式缓冲基础上,强化外部业务、职能经理和社会关系经理角色;外部政治经理角色更应规范化和专业化。     

Private Information Production,Public Disclosure,and the Cost of Capital: Theory and Implications*

Both private information production by market traders and public disclosure by firms contribute to dissemination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 the capital market. However, the motives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two are quite different. In general, private information production is intended by investors to increase their trading profit, which has the effect of widening the information gap between informed and uninformed investors and increasing the firm's cost of capital. On the other hand, public disclosure can be used to narrow this information gap and to lower the cost of capital.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examine the economic incentives behind these two form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their consequences on the cost of capital. By simultaneously considering the firm's and the information traders' decisions, the paper derives an equilibrium in which the amount of private information production, the level of public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are all linked to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m, of information traders, and of the market. In contrast to conventional beliefs, the paper predicts that, across firms, the cost of capital can be either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firm's disclosure level, depending on the specific factors that cause the variation within a particular sample. Similarly, the extent to which investors follow a firm and the firm's disclosure level can be either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Implications for empirical research are discussed.     

精英模型公共政策分析中媒体作用的反思

精英理论模型认为,媒体在公共政策自上而下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媒体的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和公共属性,媒体在传统公共政策制定中扮演着精英成员和信息传递者的双层角色。现代媒体打破精英理论模型的局限,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更加多元化,商业属性更加突出,对权威政治操控力减弱,并逐渐走向回归社会责任、体现公民话语权、参与公民治理的发展道路。     

关于利率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力关系的一点思考与探索

利率政策会影响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尤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效应在国际间存在传递,加剧了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难度。货币政策效力趋于减弱甚至无效。本文从消费、投资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利率政策效率低下,货币政策效力不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改善利率政策,进而提高货币政策效力。     

公开信息与国债市场价格的发现过程--基于中国的经验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法考察了我国交易所市场国债价格对CPI的反应。研究发现，只在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债券对CPI存在提前反应，而跨市场国债则不存在这种情况。此外，无论是仅在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债券，还是跨市场国债，对坏消息都存在反应过度的情形。我们认为，两个市场参与者的不同特性以及交易制度和交易方式方面的缺陷是决定两个市场不同价格行为的主要原因。     

公众预期、通胀成因与经济波动牵扯

针对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国宏观经济政策所导致的新的世界经济波动,结合中国当前通货膨胀两难局面,运用古典模型中的二分法解构中国通货膨胀,得出名义变量引致了通胀的结论,并将古典增长模型与利率平滑规则有机结合,推断出现阶段通胀背景下仍应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规则,引导公众心理形成稳定的期望收入预期,才能真正意义上在稳定通胀的同时,形成社会理性消费预期,从而使扩大内需成为可能,这才是解决现阶段增长困境所在。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家干预与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是指涉及社会福利、健康、就业、住房和教育等各个方面、体现人文价值关怀的一系列法律条文和规范,它同时具有官方色彩和公共性。由于社会政策兼顾现在和将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成为一种比较好的应对危机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干预方式。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政策的选择必须坚持公开、公正和公平的原则,并需要将重点放在社会保障、就业和房地产等领域。     

信息披露是否有利于公共品的合作供给？

本文在标准线性公共品博弈的基础上引入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信息披露在公共品合作供给当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以解决以往信息披露研究中信息反馈区分度不够的问题。实验的结果显示信息披露无法改进公共品的合作供给这一结论是较为稳健的。实验的结果还表明,人们对组织中其他成员合作行为的乐观性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而对环境的乐观性则纯粹是一种盲目的乐观。     

日本构筑能源安全的政策选择及其取向

1998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一路攀升,但在日本并未诱发像石油危机时期那样的经济混乱。日本为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规避各种能源风险,从多角度、全方位、宽领域制定并实施了符合其国情的一系列能源政策,现已在能源开发、生产、流通、消费和储备等环节上形成了独特的能源安全体系。以能源的商品性为研究视角,对该体系进行分析和考察,可发现日本在各个安全链条上的能源政策及其价值取向是为了降低、规避、分散、防范、预防、控制、弱化、化解和缓解能源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