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私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乱,官学兴废无常,私学却以空前的规模繁荣了起来,笔者主要分析这个时期私学兴盛的原因、发展的状况以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的尚书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重要的断代史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国家制度就显得不那么明显且比较杂乱.这一时期是两汉的三公九卿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的过渡时期.当然也是政治制度史上三公、尚书机构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即三公由东汉的宰相发展到隋唐,成为完全不与政事的尊崇之位.而尚书则由典掌枢机的小官,发展到隋唐,成为从实际到名义都是宰相机构的过渡时期,同时对各个时期尚书机构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加以论述.     

魏晋南北朝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南北迁徙频繁。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前所未有的融合,胡族和汉族人民在饮食习俗和烹饪技法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中彼此的饮食结构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典书法的艺术自觉

中国古典书法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其独特的双重性,即相互交融与渗透的实用性与艺术性。而这种相互交融和渗透,是以文字为载体以线条为语汇的书法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多样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以及各种书体发展完备,笔法的精熟,书法进入了艺术的自觉期,成为真正独立的艺术。     

中西封建经济比较研究——地主制经济与领主制经济的比较

中西封建社会由于社会历史背景和封建化的差异而在封建社会初期分别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经济形态与封建生产方式,即地主制经济与领主制经济。由于它们各自的特点与差异,中国地主制经济具有顽强的自我再生能力,而西欧的领主制经济则缺乏弹性与活力而易于瓦解。从而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延续下去,而西欧的封建社会则很快实现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西封建社会走向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     

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

本文透过耙梳历史文献和运用田野调查,揭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地方人士在使用各种族群标签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复杂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的争夺。在明清时期,在珠江三角洲一些乡镇中,涌现了不少强宗大族,他们拥有大面积的沙田、控制市场和庙宇、举办各种士大夫的活动。这些经济和社会活动,是地方上正在攀升的人群使用的文化手段,用以排斥被他们标签为"蛋"、居住于沙田区的人群。文章同时显示,沙田区的居民亦建立起自己的市场,使之成为水上居民的祭祀中心,其后更在居住于陆上的强宗大族的社区节庆中,担当起一定的角色。尽管如此,在当地人的眼中,在历史文献里,"蛋"这个标签仍然代表着社区的边缘群体。这样的局面一直到解放后才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后,原来的强宗大族和他们所代表的封建主义遭到打击,过去被标签为"蛋"的沙田居民,则成为新国家依靠的力量。由此可见,族群分类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这过程中,地方上各种力量都会灵巧地运用当时的中央政权的符号象征,来宣示自己的权势和特性。     

宗族组织、信贷约束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基于“大学扩招”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历史家谱记载与201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1999年大学扩招作为外生冲击,采用队列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宗族对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宗族组织越发达的农村地区,居民因扩招带来的教育年限以及大学与高中入学率的增幅越大,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幅度越大。机制分析表明,以亲友经济帮助为主的非正式借贷对促进农村居民提高教育年限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重视教育的文化规范并未直接捕获此效应。     

地域、宗族、商人与同姓团体——以闽南地区的田野调查为例

宗族和同姓团体是中国汉族社会常见的父系亲族组织.严格定义的宗族是一典型的以父系血缘为主线的血缘继嗣群.然而,在传统汉族社会,一些宗族组织为了扩大其自身的力量和规模,单纯靠血缘的延续和继承很难达到目的,经常利用同姓,通过祭祀远祖建立联盟,因此产生了由复数的同姓宗族构成的虚拟血缘的同姓团体.宗族和同姓团体这两种类型的父系亲族组织在闽南地区都存在.本文根据笔者多年来对闽南同姓团体所做的一系列田野调查研究,对当代闽南同姓团体的组织结构、社会功能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进行研究,指出当代闽南同姓团体活跃的原因,不仅是宗族的地缘性利益趋同,也是市场经济发展下商人经济利益趋同的结果.     

家族主义文化、“去家族化”治理改革与公司绩效

儒家文化倡导重家族、重血缘的家族主义价值观。本文研究家族企业创始人的家族主义文化观念对公司上市前"去家族化"公司治理改革和上市后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创始人的家族主义文化观念越强,家族企业在上市前越不可能实施"去家族化"治理改革,即家族成员从管理岗位离职的概率越低,家族对公司的控制权、现金流权以及两权分离度的下降幅度也越小。其次,公司所在地的劳动力市场越不发达,或家族成员教育背景越差时,创始人的家族主义文化观念对"去家族化"治理改革的阻碍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还表明,是家族内部的言传身教,而非社会环境的熏陶塑造了企业创始人的家族主义文化观念,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去家族化"改革。最后,本文发现公司上市前"去家族化"治理改革实施得越不彻底,上市后公司绩效和收入增长率就越低。综上,本文研究结果为儒家家族主义文化影响经济发展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     

“专精特新”战略、家族涉入与技术创新

利用前3批入选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家族企业2010-2020年样本数据,基于与发达国家“隐形冠军”企业及中国普通创新型企业的对比,探讨“专精特新”战略和家族治理特质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家族企业实施“专精特新”战略的财务特征和竞争优势。研究发现：“专精特新”战略带来的市场竞争力、研发人员投入和政府补贴优势,有利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而家族管理涉入会阻碍技术创新发展,除非家族管理成员具有高水平学历背景;“专精特新”企业比普通创新型企业拥有更大的价值贡献优势,并且持续技术创新需要稳定合法的市场化外部环境。     

也谈两汉时期贞节观念的世俗化趋向

千百年来,妇女的"贞节观念"一直是世人关注的焦点.其实,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贞节观念的理解及其内涵也有所不同.两汉时期的贞节观念不仅仅针对女性,更多时候强调的是男性的忠贞.而且这一时期社会对妇女坚持"贞节"的要求和约束比后世宽松得多.两汉时期贞节观念的世俗化倾向就比较明显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试说秦汉社会消费观念由“尚俭”向“崇奢”的演变

秦汉时期,消费观念变化的显著特征是由"尚俭"向"崇奢"演变.其演变过程大致分两个阶段,即以西汉中期为界,在此之前消费观念以"尚俭"为主,在此之后消费观念逐渐转向"崇奢".究其原因一是秦汉生产力水平提高与商品经济发展,为消费观念演变奠定了经济基础;二是当时人们相互仿效、竞相攀比,为消费观念演变酿造了社会心理环境;三是封建制度本身存在局限,是导致消费观念演变的社会根源.     

也谈"诺斯第二悖论"及其求解

通过对诺斯关于交易成本、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深入梳理 ,尤其是通过引入诺斯区分过的两种交易成本即“每一笔交易的交易成本”与“社会总和交易成本”概念 ,笔者认为国内学者讨论的所谓“诺斯第二悖论”其实并不成立 ;同时 ,两种交易成本在量上并不是简单的加总关系。前者更多指狭义的“内生交易成本” ,而后者更侧重于指“外生交易成本”。     

清代蒙地的占有权、耕种权与蒙汉关系

在清代内蒙古的农业区,蒙古人具有土地的占有权,而汉人一般只具有耕种权,这两种权利的结合构成蒙地众多的土地关系类型。蒙地市场所流通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占有权和耕种权,且在不同的层次上流通,占有权的流通限于同旗蒙古人,汉人只可买卖耕种权。租佃纠纷也多源于对占有权和耕种权利益的争夺,蒙人一般尽力保持占有权,并力争耕种权升值的利益。汉人则尽力保持耕种权利益,并利用各种机会侵吞占有权。对这二种权力争夺是清代蒙地民族关系的焦点。     

周宋之交中原王朝所辖的户和口

~~周宋之交中原王朝所辖的户和口@张箭$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成都610064~~~~①《旧五代史》[M]卷146《食货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947页。 ②柴德赓《史籍举要》[M],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页。 ③《册府元龟》[M]卷486《邦计部·户籍》条,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册第5814页。 ④《旧五代史》[M]卷118《周世宗纪》第五,第1570页。 ⑤⑥⑦见《资治通鉴》[M]卷294,周世宗显德六年,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596一9597页;第9597页;第9599页。 ⑧《旧五代史·周世宗本纪》[M],第1581页。 ⑨⑩《太平寰宇记》[M]卷67《河北道·易州》,…     

试论秦汉铁农具的推广程度

传世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显示,秦汉时期铁农具的应用相当普遍.青铜农具已较少见,石器、蚌器、骨器农具更少见.就起土农具而言,铁器农具已经取代了骨器、石器起土农具;除云南、贵州外,也已取代了青铜起土农具.铁器农具虽已成为农民最主要的生产工具,但它仍未完全取代木器农具.两汉铁器官营专卖政策,在财政上是很成功的.在提高与推广先进技术方面,也是成功的.但在推广使用铁器农具方面,则既有利又有弊.其弊就是价格昂贵、质量较差、购买不便,从而影响铁农具的推广使用.秦汉时期,铁农具还不能充分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因而木制农具尚未完全退出生产领域.     

魏晋六朝荆襄地方官吏与经济开发

魏晋六朝时期荆襄的许多地方官吏在荆襄地区的开发上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安定社会秩序,二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三是扶植商业。良好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加上地方官吏的主观努力,荆襄地区从“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啙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的落后之区发展成了“外奉贡赋、内充府实”的江左大镇。     

“本末不相称”与“轻重之相得”:汉代皮币荐璧制度新论

汉武帝打着"崇古礼"、"应祥瑞"的旗号恢复的皮币荐璧制度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增强中央的经济力量和削弱地方势力。皮币荐璧中所用到的皮币、玉璧的产量、规格、质量和用途等都要受到中央的严格控制,所以白鹿皮币的高价及币、壁间巨大的价格差异与政府行政力量的强烈干预有着密切的关系;制作皮币玉璧原料的丰寡与产量的高低也是造成这种情形的重要原因。     

汉唐明清四大盛世的财政危机及其启示

本文从收入支出两方面分析了汉、唐、明、清中国古代四大盛世中期发生财政危机的原因及其治理措施。通过研究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为保障我国财政安全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于效率与公平及其关系的本质之思考

效率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投入和产出的比较,其实它反映了各投入主体的权利,以及这种权利对投入主体的激励程度,即效率的基础在于权利的和谐配置,它以权利为基础,并受权利所制约;公平本质是对自身权利及其权利实现程度的认知,即公平是已有权利与期望权利的比较。因此,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是基于权利的统一关系。由于权利界定与实现广泛涉及政府、市场、社会其它组织以及意识形态等不同主体,故效率与公平受到政府、市场、社会其它组织以及意识形态等共同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