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主多辅”粮食流通格局对国有粮食部门的新挑战

我国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历程，经历了“双轨制”、定购统销、粮价和经营放开、“两条线”运行之后，现在又面临“四分开一并轨”的改革。这次改革的目标，是培育多元化的粮食流通渠道，形成“一主多辅”的粮食流通格局，建立起国家宏观调控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本文试就此项改革与粮食部门的外部环境，谈一点粗浅看法。一、“一主多辅”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必然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三次增长高峰。第一次增长高峰是1984年，产量陡增与粮食部门仓容设施严重不足，出现了农民“卖粮难”；第二次是19…     

粮价波动启示录

新中国建立50年来，粮食价格经历了4次较大幅度的波动。每次波动都给粮食生产和流通带来很大震荡。总结粮价波动的经验，探讨粮价运动规律，对于我们自觉运用经济规律调节粮食供求，有重大现实意义。一、粮价波动的历史考察建国50年来，粮价每次大幅波动都有极其深刻的历史社会背景和经济原因。现从供求和价格的相互关系方面，依历史顺序对每次价格波动评述如下：1.1949年～1952年间，粮价剧烈波动到基本稳定时期建国初期，我国实行国营商业领导下的粮食自由购销政策。由于旧中国长期遭受战争破坏和多年恶性通货膨胀留下的后患，造成粮食供…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粮食流通体制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粮食流通体制宁允祯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市场放开了，但市场发育和市场机制不完善，无序运行较为严重；粮价放开了，粮价监控制度还没有建立，合理比...     

论我国市场粮食的供求平衡关系

近几年来，我国粮食市场云谲波诡，扑逆迷离，令许多搞粮食经营的人感到迷惑。比如粮食丰收了，粮价仍一个劲上涨，歉收却不一定回落；过去认为议价粮价格一定是高于定购销价，而现在议价粮价格都低于定购销价，而且价差还很大等。目前对粮食市场的态势众说纷纭，围绕粮价这个问题，有流通扩大说，有粮价剪刀差说，有粮价进出口说等等，尽管说法较多，但一个根本的事实我们不能回避，这就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一基本规律，粮价涨市场粮食就少，粮价落市场粮食就多。本文对目前我国粮食市场供求关系进行分析，力求得出正确的认识。一、市…     

对强化粮食省长负责制搞好粮食宏观调控的新建议

粮食省长负责制的内涵,要求省级政府要对本地区粮食生产和流通全面负责,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保护好耕地,增加粮食生产,向国家提供稳定的粮源,确保粮食供应;二是鼓励和引导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其他有经营粮食资格的企业积极发展产销区长期稳定的购销关系,保证产区顺价销售和销区粮源的稳定;三是管好用好粮食风险基金;四是积极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改革,妥善解决历史包袱;五是加快粮食市场体系建设,维护正常流通秩序,稳定粮价。加强对粮食的宏观调控和对粮食收购市场的管理,是省级政府确保当地粮食供应和粮价稳定的一个重…     

论当前的粮食价格问题

合理的粮食价格是促进粮食商品生产和正常流通的直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粮价方面已多次改革调整，不断提高粮食购销价格，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缓和了粮食供求紧张关系，购销倒挂的现象已基本消除，粮价偏低的状况有了改观。有人认为，当前，要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就要继续大幅度地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这种不研究价值规律，不研究市场供求变化，主观盲目提高粮食购价的行为，势必给粮食生产、流通和地方财政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以福建省为例，1996年加上价外补贴10元，每50公斤早舢谷定购价82元，晚和谷87元。早舢谷价格…     

中外粮食流通体制比较分析

粮食生产决定了粮食流通的形式。世界各国由于土地、资本、劳动力、生产物资设施等资源的不同，粮食生产形式存在差异，从而粮食流通体系也不相同。欧盟、美国、澳大利亚作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国，有各自特点的粮食流通体系。本文首先在结合欧盟、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粮食生产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它们的粮食流通体系形成，总结各方面的利弊，提出完善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略论新型粮食流通宏观调控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按照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粮价改革为突破口，沿着放开粮价，放开经营，放开市场的路子，逐步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粮食市场经济目标前进，市场机制初步在粮食流通领域发挥作用。因此，在改革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传统模式中，如何避免粮食市场进入混乱的无序状态，尽力把它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粮食流通宏观调控体系，就成为发展粮食市场经济和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本文仅就构建新型粮食流通宏观调控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一、建立新型粮食流通宏观调控体…     

粮食市场三重山

两次粮价上涨，与粮食短缺均无直接关系，而流通不畅则是关键因素[编者按]     

当前粮食产销形势分析及对策

我国连续八年粮食丰收,却面临着粮价上涨的压力。自然灾害、流通环节过多是导致上涨的表面因素,从长期和深层次原因分析,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粮食消费需求引起的粮食供求失衡和生产成本上升,是粮价上涨的根本性原因。     

自然灾害与区域粮食价格——以清代山西为例

本文通过对清代山西自然灾害与粮价波动的相关度的分析指出，二者呈显著相关。这一结论的出现与当时人口的增加、美洲白银大量输入引起的货币贬值以及人为阻碍市场流通等因素有关。但堤，由于清代运行良好的制度保障以及晋商的作用等抑制因素的存在，这种相关是微弱的，偏向低废相关。本文的借鉴意义在于完善的制度保障、稳定的货币利率、畅通的市场体系等对于国家粮食安全以及经济运行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历史时期的湘茶生产及其发展探索

历史时期的湘茶生产可以追溯到汉代甚至更为久远的时代，但发展于唐宋，兴盛于鸦片战争后的清末民国初期。这不仅有赖于湖南具有发展优质名茶生产的自然生态环境，而且与湖南茶农能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形势，适时调整茶类结构和区域布局，大力发展和制作优质名品名茶有关。为重振湘茶雄风，在我国已加入WTO的当代，应继承湘茶生产的好传统，精心规划，科学布局，以实现茶叶的区域化种植，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以最合理的茶类结构、最优的质量和最合宜的价格抢占世界市场。     

关于我国粮食安全保护问题的几点思考

尽管我国粮食实现了8年连续增产,但是,从外部环境、市场供求价格、进出口贸易方面分析,粮食安全问题仍然不可掉以轻心。据此,必须合理上调粮食价格,让利益趋动粮食生产持续发展;正确看待土地规模经营与流转,大力推进粮食生产服务外包,让地尽其力,从源头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从宏观整体的高度协调好政策环境、资源供给、市场管理、区域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各种关系,确保国家粮食长期、稳定、持续安全。     

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中国的影响及政策思考

近几年国际粮价的急剧波动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在世界粮食供求变化、出口限制政策以及国际资本投机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国际粮价急剧震荡并在很短的时间内飙升至30年以来的历史高位,此后又快速回落。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对中国既有消极影响也有积极影响,但总的来说影响相对较小。本文最后从耕地保护、市场调控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政策思考。     

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间的粮食走私活动

抗战时期，大量的粮食从国统区流向沦陷区，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策动粮食走私造成的。日方主要采取高价诱购、自设米行、奸商设行的方式来促使粮食从国统区走私到沦陷区。粮食走私造成国统区粮荒的局面，给国统区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日方还借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     

清代四川粮食亩产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研究

四川是全国著名的稻作区之一，清代四川粮食平均亩产约为222．58千克／市亩，平均每个成年农业劳动力一年约可生产原粮1423千克，可养活连其自身在内的4口人。18世纪中期，四川一个普通农民全年所得，大约表现为银13．04两，或钱10400余文。清代四川农民以“过密化”为代价，使粮食总产大幅度增长，而清末粮食亩产急剧下滑，折射出重大的社会危机。当时四川余粮、粮食消费、农村基本生活情况，与粮食亩产、劳动生产率紧密相关，并为后两者的合理估测提供佐证。     

清末至民国时期京、津的粮食供应

清末至民国时期，京、津的粮食供应，发生了由以国家控制为主到以市场调节为主的重大变革，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京、津两市经济关系的变化。这些转变，对于保障这一地区的粮食供应，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暴露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重大缺陷和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     

粮食金融化背景下投机行为与国际粮价波动——以大豆期货为例

利用CFTC公布的COT持仓报告数据检验了2006年6月至2013年7月大豆期货价格和投机性持仓两者间的关系,通过构造投机多头头寸变化率、投机多头头寸占比和投机净头寸3种度量投机力量的指标,发现3种指标均与大豆期货价格正相关,其中投机多头头寸变化率能更好地预测大豆价格的变动.由于投机行为有推高粮食价格的潜在危害,监管机构应当加强监管防止投机资金对粮食衍生品市场的过度投机.     

Smallholder Supply Response to Marketing Board Activities in a Dual Channel Marketing System: The Case of Zambia

In recent years, parastatal grain marketing boards have re‐emerged as important elements of grain markets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yet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farmers are responding to their scaled up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conceptual model of farmers’ production decisions in the context of dual output marketing channels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 when output prices at harvest time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one of the marketing channels are unknown at planting time. It then applies the model to the case of Zambia and uses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household‐level panel survey data to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the Food Reserve Agency (FRA), the government parastatal maize marketing board, on smallholder crop production and fallow land. The FRA buys maize from smallholders at a pan‐territorial price that typically exceeds market prices in major maize producing areas. Results suggest that increases in the farmgate FRA maize price raise farmer maize price expectations, which induces a supply response. Smallholders respond to an increase in the FRA price by extensifying their maize production. On average, a 1% increase in the FRA price is associated with 0.06% increases in smallholders’ maize area planted and quantity harvested. There is also some evidence that farmers reduce the area of land under fallow in response to FRA incentives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reductions in the area planted to other crops.     

耕地视角下的我国粮食安全考虑

粮食安全问题一直以来就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密切关注的战略性问题。本文对最近几年来从水土资源、农户、制度政策、农业科技、生态环境以及全球视角下研究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并着重从耕地角度出发,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宏观耕地指标方面,严守1845亩耕地“红线”不变的同时强调粮食作物的最少耕种面积很有必要;第二,土地流转制度建设方面,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当下急切需要一个能够利用市场机制来保障农地安全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第三,农业政策导向方面,在引导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的同时要保持决策理性与粮食安全的警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