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投资协定中伞形条款的历史演变

近年来由于国际投资的发展,投资保护范围的扩大,投资者与东道国所签订的合同往往亦属于BIT(双边投资协定,下同)保护的外国投资。若东道国违反合同义务,投资者一方面可以依据合同提起合同索赔;另一方面,在特定的情况下投资者可以根据BIT提起条约索赔。由于各方对有关BIT中存在的"伞形条款"存在不同理解,对伞形条款的适用总是存在分歧未能得到最终解决。本文通过对"伞形条款"的历史演变进行分析,提出伞形条款可以将合同义务提升为条约义务的观点。     

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在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发展趋势

在20世纪60年代的国有化与征收浪潮中,国际社会为调和两大阵营的矛盾,在世界银行的主持下努力达成了《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的投资争议公约》（ICSID公约）,为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方式树立了典范。因此,在1965年华盛顿公约签署之后,大部分BIT规定,缔约国一方与缔约国另一方的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端应利用ICSID仲裁体制。但是ICSID本身并没有对要求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做出严格规定,而是要求缔约国可以在签订的同意＂中心＂仲裁的双边投资条约中明确规定将用尽当地救济作为提交＂中心＂仲裁的前提条件。一旦缔约国之间没有这种明确要求,就视为东道国放弃当地救济。可见,作为一项传统的国际法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当今国际上签署的双边投资中被逐渐淡化。目前大多数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都不再坚持将用尽当地救济作为同意＂中心＂仲裁的前提条件。面对这种情况,我国是否有必要在签订双边投资条约中继续坚持将用尽当地救济作为同意提交仲裁的前提呢？本文在分析我国投资现状的基础上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晚近国际双边投资条约的发展与变动论纲

晚近国际双边投资条约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不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总体变化特征是调整对象日益专门化、投资保护标准日益提高、争议解决方法日益多样化等.伴随着这些特点的出现,东道国对外资的管辖权也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本文主要阐述晚近国际双边投资条约的一些显著变化动态.     

BIT与中国外资立法关于投资概念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

在多边投资条约破产的情况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促进国际投资的自由流动发挥了重大作用。对投资定义的宽窄程度将直接影响国际投资条约适用范围的大小,本文专门讨论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对投资的定义,通过对不同的投资定义的分析,结合我国外资立法的具体规定,分析我国签订的BIT与外资立法中存在的法律冲突问题,以籍对我国外资立法的完善提出一定的参考意见。     

BIT与中国外资立法关于投资概念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

在多边投资条约破产的情况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促进国际投资的自由流动发挥了重大作用.对"投资"定义的宽窄程度将直接影响国际投资条约适用范围的大小,本文专门讨论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对"投资"的定义,通过对不同的"投资"定义的分析,结合我国外资立法的具体规定,分析我国签订的BIT与外资立法中存在的法律冲突问题,以籍对我国外资立法的完善提出一定的参考意见.     

BIT与中国外资立法关于投资概念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

在多边投资条约破产的情况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促进国际投资的自由流动发挥了重大作用.对"投资"定è义的宽窄程度将直接影响国际投资条约适用范围的大小,本文专门讨论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对"投资"的定义,通过对不同的"投资"定义的分析,结合我国外资立法的具体规定,分析我国签订的BIT与外资立法中存在的法律冲突问题,以籍对我国外资立法的完善提出一定的参考意见.     

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反请求规则适用问题

近年来国际投资仲裁中出现的东道国反请求案件,实际上反映了ISDS机制中存在偏向投资者与争议双方利益失衡问题。东道国在投资仲裁中的反请求权,不仅体现了程序公平与利益平衡原则,也起到制约投资者滥诉行为的作用。实践中,仲裁庭对反请求管辖权及可受理性的判断认定过于严苛,使东道国反请求难以得到支持。对反请求的管辖权与可受理性问题,仲裁庭也面临反请求规则的适用标准如何确定以及ICSID公约与投资条约的适用关系如何处理的难题。同时,合同反请求与条约本请求的关系与影响,也是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反请求规则适用问题是从公约标准、条约规定、东道国法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分析,以确定三者的适用关系。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一是如何确定反请求管辖中的"双方同意"与"关联性"要求,二是事实关联性与法律关联性的关系分析。在关联性要求方面,反请求可能因不符法律关联性要求而被驳回,除非东道国能证明其所依据国内法规定与投资条约内容有实质关联。投资合同义务与投资条约义务之间关系足以构成反请求的事实关联性,而法律关联性应当结合事实关联性加以判断而非独立的必备条件。     

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 ——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120个国家的OFDI数据,利用Tobit截尾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ICSID管辖条款在存在征收和国有化风险的情况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与东道国签订的BIT是否生效及BIT内容是否包含ICSID管辖条款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进入的重要因素,但不影响投资规模.     

ICSID仲裁机制的发展对中国的影响

为了统一规范解决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间的投资争端,1965年3月,世界银行制定了《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公约》。我国于1993年1月7日正式成为《ICSID公约》的成员国,我国在许多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都规定了解决投资争端的仲裁机制,ICSID仲裁机制的发展变化使我国开始面临一些新形势和待决问题,那么如何更好更有效地利用ICSID仲裁机制的发展成果,使投资者的利益得到保护的同时国家主权也免受侵害,是当前我国投资立法和条约实践中必然面对的问题。     

ICSID仲裁机制的发展对中国的影响

为了统一规范解决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间的投资争端,1965年3月,世界银行制定了《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公约》。我国于1993年1月7日正式成为《ICSID公约》的成员国,我国在许多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都规定了解决投资争端的仲裁机制,ICSID仲裁机制的发展变化使我国开始面临一些新形势和待决问题,那么如何更好更有效地利用ICSID仲裁机制的发展成果,使投资者的利益得到保护的同时国家主权也免受侵害,是当前我国投资立法和条约实践中必然面对的问题。     

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吸收FDI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引力模型为基础,利用1990~2011年40个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显著地促进了各国对中国的投资,中国与发达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促进效果更好。     

论国际投资仲裁审查标准中的权益保护失衡问题

随着国际投资条约的发展,投资条约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宗旨深刻地影响着国际投资仲裁,使其暴露出过度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倾向。这种利益保护失衡的状况反映在国际投资仲裁审查标准上,即为以商事化的审查标准审查东道国政府的公法行为,仲裁庭在审查国际投资争端时,忽视了东道国政府的公共利益。改变这种状况的方式包括:去除审查标准的商事化色彩,选取更加适当的审查标准以及就BIT的相关问题予以解决。     

美国最新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的发展述评

2004年11月美国推出最新双边投资条约范本。此次范本不仅在实体部分将传统上双边投资条约没有的环保、劳工以及金融服务等纳入,使将来双边投资条约调整的范围更加广泛;而且在争端解决程序部分,不惜大量笔墨。为投资者提供了一套更具可操作性的权利救济程序,同时也对投资者可能滥用诉讼权利作了防范。     

国际投资协定中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对WTO法律体系的挑战

近些年,投资条约仲裁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投资者当作强有力的工具用来挑战广泛的东道国管理措施。本文以Philip Morris公司与澳大利亚和乌拉圭的投资仲裁为例,探讨了东道国对WTO法律的违反构成对FET标准的违反的可能性;分析了WTO和投资仲裁间的管辖权重叠或管辖权冲突可能会导致WTO法律体系碎片化的风险;通过考察BIT背景下投资保护与其他国际条约相关条款,指出WTO成员应发展更有效的规则以防止WTO法的整体性在投资条约中遭受来自投资者的过度干涉。     

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与企业OFDI——基于东道国主流新闻媒体的情感量化分析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频遭国际负面舆论的困扰,如何有效破解国际负面舆论的不利影响成为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基于网络爬虫技术,批量抓取2010-2018年中国主要投资伙伴国主流新闻媒体的50多万份涉华报道,量化和构建涉华舆论偏向指数,实证研究东道国负面舆论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表明:(1)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显著抑制了中国企业OFDI,但这种抑制作用仅在当期显著.(2)负面舆论偏向对技术密集型企业OFDI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但显著抑制了资源能源类、环境敏感类企业和国有企业OFDI.(3)东道国政府换届并没有加剧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抑制作用,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并没有改善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不利影响,而企业社会责任感提升、双边经济互补性增强以及高层互访频率增加能够有效缓解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为企业识别、规避和减轻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的不利影响,推动企业高质量"走出去"提供了有益启示.     

跨国公司资本预算问题初探

跨国公司资本预算是指经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东道国环境，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建立资本预算体系对可供选择的各项国际投资项目的收益能力进行评估，并对其所需资金进行筹措的过程。跨国公司资本预算体系的构成如下图所示：     

浅析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投资定义

双边投资协定在国际投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投资的确定则是正确运用双边投资协定并合理发挥其功效的前提。中国大陆目前已经签订了127份中外双边投资协定,其中对投资的规定有共性有个性。本文通过对已经生效的100份中外双边协定中的投资定义进行整理分析,以期寻找其中投资定义的特点与缺陷,并结合国际投资仲裁实践,提出自己的看法。     

中外双边引渡条约中有关引渡的一般原则探析

为了有效打击国际刑事犯罪活动,进一步适应对外开放的形势,加强在引渡领域的国际司法协作关系,中国与泰国、罗马尼亚、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规定了一系列有关引渡的一般原则。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与我国法律机制的衔接

随着我国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中美、中欧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的深入,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机制对我国的深刻影响日渐凸显。这就要求我国及时应对,对国内的相关法律机制作出适时调整,通过司法机制的衔接,国家豁免立法和对我国仲裁法的修改等举措,保护我国国家利益和我国投资者利益,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我国的仲裁机制与国际接轨。     

税收饶让抵免对涉外投资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为研究双边税收协定中饶让抵免条款对我国涉外投资的影响效应,运用2003~2010年37个国家的宏观面板数据,通过一个简单的实证分析模型分别检验了外国予以我国的税收饶让对外国对华直接投资(FDI)的影响以及我国予以外国的税收饶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饶让明显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但并未发现税收饶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此,建议在进行双边税收谈判与协定签订时,既要争取外国对我国的饶让抵免优惠,也要积极给予对外投资战略合作国家以税收饶让,从而充分利用国际税收协定,促进国内战略资本的优化布局,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