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全流通、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理论研究

对已有文献的回顾表明,大多数研究认为股权的适度集中有利于公司治理和公司绩效,责任大股东能够对经理人进行有效监督从而较好地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在股权分置时代,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最基本的特征是股权高度集中,并且居于绝对控股地位的国家股、法人股不可流通,由此引发了公司治理的一系列缺陷.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实现了股份全流通和股权的逐步分散化.这些变化在根本上有利于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和提升绩效,但是具体效果还取决于法律对股东利益保护、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等制度性因素,并且对不同行业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必须引起重视的是,股份全流通虽然能抑制"控股大股东控制"问题,但是如果出现原有责任股东快速退出和股权结构的高度分散,可能引发新的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并损害股东价值.     

我国证券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通过对2003年~2005年我国证券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证券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法人控股的证券公司的绩效要优于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控股的证券公司的绩效,第一大股东为民营性质的证券公司绩效又要优于前两种情况;证券公司股东中上市公司股东的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有促进作用;证券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成弱倒U型关系,即证券公司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致使公司绩效普遍较差。最后,文章根据分析结果,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一套完善我国证券公司股权结构和提高公司绩效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股权结构、企业绩效与投资者利益保护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公司治理、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本文对深交所 1 996— 1 999年除金融性行业以外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经验研究表明 ,在公司治理对外部投资人利益缺乏保护的情况下 ,流通股比例与企业业绩之间负相关 ;在非保护性行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正相关 ;国有股比例、① 法人股比例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国有股减持和民营化必须建立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基础上 ,否则将不利于公司治理的优化和企业绩效的提高。     

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

通过实证分析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得出结论：与高度分散，高度集中两种股权结构相比，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存在，并有其他大股东与之相制衡，且第一大股东为法人时，总体上有利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经营绩效。这种股权结构应成为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目标模式。     

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

本文以国有股比重、流通A股比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以及第一、第二大股东持股比重之比作为公司股权结构变量,以净资产收益率与市净率作为公司经营绩效变量,以中国信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其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比重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负相关,流通A股比重及大股东治理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均无显著相关性.本文的实证研究为中国上市公司实行国有股减持、股权结构多元化以及加强中小股东公司治理功能提供经验证据.     

股权分置改革、终极控制者和公司绩效

股权分置导致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割裂了大股东财富增长的正向激励机制,加重了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实施将实现所有股份的全流通,使大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对于我国证券市场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制度性变革。那么,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采用2003-2008年在沪深股市进行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金字塔股权结构下终极控制者的视角出发,设置股权分置改革虚拟变量,利用面板数据对股权分置改革和公司绩效进行检验后发现,股权分置改革确实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并影响了终极控制者的行为,使其利益取向回归于公司价值本身。     

白酒行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股权结构决定着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配,对经营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通过四个线性回归模型,以净资产收益率为经营绩效的衡量指标,选取17家白酒行业上市公司2008年—2011年股权结构和经营绩效的数据,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前十大流通股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没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有限售条件股份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无限售条件股份与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治理结构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以后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即实现股份全流通和逐步的股权分散化。从根本上说,股份全流通和大股东适度减持股份有利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和绩效提升。但是具体作用效果还取决于法律对股东利益的保护,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等制度性因素,并且对不同行业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     

最优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理论模型与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论的视角,构建了最优股权结构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存在最优股权结构。利用2006-2012年中国804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一致:公司价值与股权集中度呈倒U型关系,公司价值与非控股大股东股权比例也呈倒U型关系;公司价值与股权制衡度显著负相关。实证结果还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整体上治理水平不佳,董事会独立性不高,管理层薪酬与公司绩效并不十分匹配;国家作为控制人,其公司价值明显更低。本文认为,一个现代公司最优股权结构为:前十大股东股权集中度在50%附近,其余为分散型的中小股东;第一大股东比例不宜超过20%,以保证大股东间相互制衡作用。     

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实际数据研究1999年至2001年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的发展趋势,分析第一大股东变更对促进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改进上市公司绩效以及降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效应.本文证明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逐年增长,这种增长增加了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性,有限地降低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但没有带来上市公司绩效的提高.另外,国家股股权变更和法人股股权变更、横向变更与投资型变更及实业型变更、ST公司股权变更与总体变更公司的效应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机构投资者对关联担保抑制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近代公司治理理论的＂利益侵占假说＂,大股东可能通过上市公司的关联担保进行＂隧道挖掘＂,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近年来,中国证券市场上,作为公司治理的可能参与者,机构投资者发展迅猛。在资本市场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契机之下,机构投资者有能力、有动力抑制大股东的挖掘行为。选取2008年沪深两市A股的183个样本,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关联担保显著负相关,说明机构投资者对关联担保存在抑制效应。同时,我们发现,绝对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关联担保显著负相关。即绝对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绝对控股股东越不倾向于采用关联担保方式进行＂隧道挖掘＂。     

中国上市银行股权结构与绩效研究——基于创新指标的实证

从商业银行经营的特殊性出发,通过构造一个反映银行绩效的综合性指标,以及对股权结构和银行绩效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之间呈现比较复杂的曲线关系,第一大股东中的国家股性质和国有法人股性质均与银行绩效负相关,但比较而言,国有法人股性质更有利于银行绩效的提高;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力均与银行绩效负相关;股权结构的设置对银行绩效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此,银行股改上市仅是向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走出的一小步而已。     

控制权转移、股权制衡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来自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经验证据

股份制改组中片面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以及股票发行制度的行政审批和额度控制，造成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问题严重。特别是上市公司在控制权转移后，控股股东控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本文研究了控制权转移后股权制衡与大股东利益侵占之间的关系，这将为我国今后的产权改革和投资者保护研究提供很好的经验证据。本文研究发现：（1）控制权转移后的董事变更比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比例和控股股东在目标公司董事会中所占的席位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转移后的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呈明显的U型关系；（3）在股权制衡中，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负相关。     

最优大股东数量:理论分析与现实考察

已有文献对股权结构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缺乏对大股东数量与业绩关系的分析。理论研究表明,随着大股东数量的增加,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程度则相应降低,且存在有利于提高公司业绩并使中小股东利益受损最小的最优大东数量。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数量集中于1个￣5个,且家族上市公司和股票流动性大的公司有3个￣5个大股东时业绩最好,而国有控股公司和股票流动性低的公司只有一个大股东时其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最大。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股权结构理论,而且对我国国有股减持和大股东数量的设计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一大股东、股权集中度和公司绩效

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普遍具有积极的治理功能,第一大股东的治理动力随着其持股的增加而增大。无论控股股东的性质如何,大股东持股都能够强化控股股东改善公司绩效的动机。但是,激励效应的强度受其性质的显著影响:流通股股东控股比例的解释力最强,法人股股东其次,国家股股东最弱。流通股股东随着其对公司管理控制权的增大,其激励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消极的激励功能转化为积极的治理功能。作为控股股东的流通股股东所发挥的积极治理功能还表明,流通股比例的消极治理影响根本源于流通股股东的非控股地位及其所产生的权利弱化。股权越集中,大股东参与管理改善的动机和能力就越强。对于中国现行的市场环境和法律制度而言,较高程度的集中控股是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另外,控股股东性质的改变也会导致治理激励强度的显著改变。     

外资大股东能抑制现金股利隧道效应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抑制隧道效应是我国证券市场实施引入外资股东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研究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从现金股利隧道效应角度实证检验引入外资股东是否能有效控制控股股东掏空行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实证结果证明：（1）外资直接持股能够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发挥一定的抑制作用,而间接持股则没有明显作用;（2）直接持股外资大股东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抑制作用与其持股比例密切相关,当持股比例适度时,外资股东能够抑制第一大股东的掏空行为,降低第一大股东隧道效应。但当外资持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成为第一大股东或与第一大股东接近时,外资大股东的监督作用和隧道效应抑制作用会消失。无论是改变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度量因子,还是使用更为保守的样本,这一结论都是稳健的。     

股权结构与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05年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通过并购掏空上市公司的动机越强,将对并购绩效产生负向影响;中小股东对大股东制衡能力的增强,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自利性并购,将对并购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制权有偿转让给民营上市公司与转让给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公司业绩无显著差别。     

股权结构、治理环境与利益输送——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0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治理环境与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与非控股大股东的持股比重及个数间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法治水平越高、政府干预越少,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越少.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基于终极产权论的分析

本文运用终极产权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进行分类,以我国深沪两地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股权结构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国家作为终极股东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要显著低于非国家作为终极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比例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管理者持股比例与资本结构负相关但不显著,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本结构正相关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却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     

机构投资者参与的控制权竞争研究

本文提出了解决我国目前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的理论模型。本文认为,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争夺与公司治理,通过形成制衡的股权结构,有助于减少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减少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吞与掠夺,提高企业的业绩。但是,机构投资者参与的公司治理效果受到股东持股比例、法制环境与机构投资者竞争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