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入、服务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机制分析

改善城乡二元化格局,拉动农村经济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教育投入与服务业发展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教育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倒“U”形,服务业发展对其影响为正“U”形。这种非线性关系主要表现为存在门槛效应。门槛模型表明,当教育投入与服务业发展跨越单重门槛值时,两者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程度显著提高。从中介效应的影响机制看,两者通过政府管理效应拉大城乡收入差距,通过经济效应、人力资本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合理分配公共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成为提升农村人口质量、发展质量的重要措施。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1992—2017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非线性门槛模型系统地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流动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并且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非呈现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而是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变化呈现出“U”型的动态相关关系。当农村劳动力转移率低于0.157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农村劳动力转移率超过0.288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率的进一步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会增大。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1—2021年我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区域异质性及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更换实证模型及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对西部与东北地区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为表征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来促进共同富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促进效应显著增强。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优先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完善资源分配方式。     

公共服务供给、空间溢出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公共服务供给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作用机理及其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供给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公共服务供给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日趋增强。教育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作用,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但并不显著,医疗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抑制作用。进一步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公共服务供给对新型城镇化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在三大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因此,不同区域要基于公共服务供给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特点制定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包括优化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服务功能、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区域性医疗卫生条件等。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集聚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证分析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资源的空间集聚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这种影响由于交通网络的逐步完善而呈现非线性关系。采用浙江省1998—2012年69个县级单位的面板数据,构造门槛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对浙江省经济集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三重门槛效应,交通基础设施供给在超过第一门槛值时将会对经济集聚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然后由于市场拥挤效应使得这种影响出现下降。因此,政府应当加强交通路网的规划和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以此吸引外部资源流入,增强地区竞争力。     

共同富裕目标下城市规模对职工收入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高职工收入是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共同富裕之路的重要举措。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基于中国2006—2019年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分阶段实证分析了城市规模对职工收入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研究表明：第一阶段（2006—2016年）,在挤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作用下,城市道路建设对职工收入提高有负效应,且城市人口增长对职工收入的正效应不显著;第二阶段（2017—2019年）,城市规模对职工收入影响体现为正向拉动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规模对职工收入影响存在异质性,城市规模对大城市职工收入的正效应更明显。另外,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内在需求,长期来看,地方财政更多地投入城市义务教育等民生支出可能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收入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应保持适度的城市规模扩张、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布局、加大城市民生投入,逐步强化城市规模对职工收入的正效应。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国家提出加快农村建设,推进城镇化进程,在建设城市的同时也注重农村建设,协调城市和农村的建设,实现农村和城市的一体化发展。回顾了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历史变迁和现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设置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相关变量,利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寻找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采用1994~2010年的数据进行定量研究,得出农村基础设施在交通方面的投资收益率最大,效果最好,而在能源方面的投资收益率最小,效果最差;然后结合Markowitz投资组合理论找出最优投资组合,根据2020年农民人均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政策目标,测算出在最优投资组合下2018年将达到国家政策目标,比2020年提前两年。     

数字经济能否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来自284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加速了人员流动、资金融通、基础设施联通、政务联动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从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生态五个维度影响着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基于2011～2018年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区域异质性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2)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是数字经济促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路径,数字经济通过发挥集聚创新要素的优势,激发新型城镇创新动力,优化新型城镇发展格局。(3)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积极影响存在要素禀赋的门槛效应。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应充分考虑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抓住数字经济带来的政策及技术红利,发掘更多发展机会。     

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与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2008—2019年的统计数据，以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为方法，分析数字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门槛维度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门槛维度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具备显著的正向作用，当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第一门槛值到第二门槛值时，数字经济作用农村经济增长的效果最为显著；从空间溢出角度分析，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增长均具有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新型城镇化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2016年、2018年的数据，探究了新型城镇化对中国家庭微观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能有效推进共同富裕，尤其对物质富裕维度的影响最为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新型城镇化主要通过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创业活跃度等路径影响共同富裕。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型城镇化对东、西部地区的共同富裕存在促进作用，但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新型城镇化存在“马太效应”,对共同富裕水平越高的家庭其推动作用越强。基于上述结论，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助力共同富裕的政策方向。     

交通、人口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影响——以山西省为例

以山西省2000-201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结合国内众多学者对房地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选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有针对性地分析交通基础设施、人口城镇化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人口城镇化皆会对房地产开发投资产生影响,且前者影响更显著;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会在前期对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产生抑制,但短暂过渡后将表现为长期的正向影响;提升人口城镇化水平将对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带来长期的积极影响。最后基于如上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有调节的中介和门槛效应检验

运用2004～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有助于促进新型城镇化,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调节效应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对新型城镇化促进效应受财政压力的制约,财政压力越小,财政分权对新型城镇化促进作用表现越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财政分权-民生支出-新型城镇化”路径有效,且财政压力在此路径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门槛检验发现：以财政分权为门槛变量,财政分权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更好地发挥分权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效应。据此,应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的具体实现方式,合理控制地方财政压力,完善财政等制度顶层设计。     

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未包括港澳台）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构建省级层面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标和共同富裕指数，通过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直接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背景下，教育发展与研发创新不仅直接促进共同富裕，而且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区域协调发展也能为共同富裕提供突破口。建议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机制，科学配置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积极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增加教育和研发创新投入。     

城镇化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为了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考虑城镇化在其中的作用,选取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使用泰尔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测度,运用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角度对城镇化在产业结构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城镇化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较低时,产业结构合理化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超过72.9%时,产业结构合理化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此,提出了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合理规划城市发展的政策建议。     

城市化、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效应

在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下,通过构建城市化、交通基础设施与制造业集聚的空间面板模型,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2000-2011年我国省际城市化、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并探讨二者与制造业集聚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论表明,城市化、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城市化与制造业集聚之间具有倒N型关系,城市化对制造业集聚的拥挤效用比促进作用会更早地出现;交通基础设施与制造业集聚之间存在N型关系;银行业集中度、对外开放度与信息化对制造业集聚均具有显著作用;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不容忽视;我国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与空间溢出效应。     

房价收入比促进了产业升级吗？

基于2010—2016年我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究房价收入比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城市层面来看,房价收入比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呈显著的U型关系,相对低的房价收入比对产业升级产生了抑制作用,而较高的房价收入比对产业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从一、二、三类城市来看,一类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促进了产业升级,而二、三类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抑制了产业升级;房价收入比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镇化门槛特征,城镇化水平高的城市其房价收入比促进了产业升级,城镇化水平低的城市其房价收入比抑制了产业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房价收入比对城镇人口流动具有筛选作用,影响人才集聚,房价收入比通过人才集聚效应促进了产业升级。     

均衡性转移支付、税制结构与共同富裕

新发展阶段，要加快实现共同富裕，就需要重视均衡性转移支付和税制结构的调节作用。基于极值熵值法测度的共同富裕综合指数构建面板Tobit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门槛模型，从均衡性转移支付和税制结构的不同视角，探究上述因素对共同富裕的多重影响，结果发现：从基准回归和空间滞后模型看，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和空间促进效应尚未体现，以直接税和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的直接和空间效应显著为正，且均衡性转移支付能够调节税制结构的直接和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由“门槛效应”引起的非线性关系，合理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且随着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提升，其促进效应不断减弱。动态空间滞后模型显示，共同富裕滞后一期的直接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以上研究结论对中国政府优化财税体制、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省级物流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在阐述中国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历史的基础上,选取了2003-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物流基础设施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存在着显著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控制变量指标中国内生产总值显著地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而国际贸易进出口额和实际外资利用额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效果并不显著.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化发展质量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传统计量模型忽略空间影响使估计结果有偏,而空间截面计量模型又无法揭示具有时空二维的经济特征;加之城市规模差异导致交通基础设施溢出效应不一,故本文以湖南省为例,在检验2004~2013年城市化质量空间相关性前提下,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建立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市化质量关系的模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对城市化影响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以为城市融合及城市一体化发展提供相关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湖南城市化质量存在空间正相关作用,其他地区1单位发展对本地具有0.226个单位正溢出作用,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完善能促进本地与邻近地区城市化发展,但对本地的直接效应强于溢出效应,故提高城市化水平应以完善内部交通为主,连通外部为辅。     

城市旅游化对共同富裕的政策效应研究——基于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70个重点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将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视为推动城市旅游化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旅游化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化能够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并且其促进效应存在一年的政策预期。相较于中西部城市，旅游化对于东部城市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旅游化对于各等级城市共同富裕的政策促进效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对低行政等级城市共同富裕的政策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旅游化可通过发挥产业收入效应、就业增收效应、美好生活效应和创新提质效应等提升各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