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高校学生流动意愿与流动趋势——基于北京的分析

总结了影响超大城市高校学生流动意愿的4个因素，即人口因素、区位因素、自致性因素和先赋性因素。发现人口因素中性别和年龄、区位因素中生源地、先赋性因素中父辈政治面貌和职业、自致性因素中政治面貌和专业对大学生流动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影响流动意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都有显著影响，展现出超大城市具有更好的流动开放性。通过对北京“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流动趋势分析，发现近年来部分高校毕业生留京比例在逐渐降低，但是进入上海、广东就业的比例在提升。北京“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更愿意选择同是超大城市的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就业，说明高校毕业生在超大城市之间的流动有进一步均衡的趋势。     

长三角区域老年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政策比较研究

对1996—2021年江浙沪皖四省（市）出台的110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政策文件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四省（市）的环境型与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占据主导地位，重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相关服务的标准设计，但政策对老年流动人口的针对性不强；四省（市）的基本社会保险、社会服务、劳动就业创业、公共教育四类政策数量占比均衡，基本公共文化体育服务、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有所欠缺，区域共建共享、协同发展和均衡发展不足。进一步提出长三角地区共同打造社会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统筹区域内老年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明确居住证或老人卡可附加的公共服务范围，加大宣传力度等建议。     

公共服务、劳动力流动与产业集聚——兼论片面城市化政策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文章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分析了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认为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所实施的片面城市化政策导致政府对公共卫生、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流动人口难以享受到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提高了劳动力区际流动的隐性成本,降低了劳动力的区际流动性,阻碍了我国产业在空间上的高效集聚。因此,为提高我国产业的地理集聚水平和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有必要着力推动以流动人口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进程。     

劳动力流动与大城市工资溢价——基于30个省会城市数据的经验证据

以劳动力流动率为切入点,选用30个省会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中国大城市“工资溢价”现状,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劳动力流动与工资溢价之间的空间效应。基于现有数据研究发现,近十年间中国大城市“工资溢价”现象依然存在;劳动力流动率对大城市工资溢价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流动拉大了大城市工资溢价,尤其是人口超过5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劳动力流动提高对工资溢价促进作用显著,人口在100-500万之间的大城市劳动力流动对工资溢价的影响并不显著。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流动人口研究：范畴变迁、实践审视与演进方向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超大城市集结人力资本的虹吸效应日渐增强，高素质、高学历、高技能人才逐渐成为城市流动人口的主体部分。文章梳理了流动人口研究的概念范畴变化，主要是从笼统的农民工概念到次级群体，再到城市新移民研究，这一动态演变过程反映国内流动人口精细化研究的内在需要。城市新移民的研究视角进一步丰富了流动人口研究，有助于破除先前研究的思维定势，还原流动人口的多样性特点，体现流动人口的时代性特征。文章提出，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国内流动人口研究应转向城乡互融性思维、关注人口结构性融合以及强化微观整合性等视角，更加重视超大城市复杂化人口结构中的城市治理难题、青年群体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困境、域外经验对国内应对流动人口策略的借鉴作用，进而为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     

西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研究

我国地区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异较大,改善西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对西部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分析西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和影响因素,针对存在的问题,从建立健全公共财政投入机制,树立科学的公共服务理念,完善筹资机制,确定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构建公众参与的公共服务监督评估系统四个方面提出了改善西部农村公共服务的对策。     

中国超大城市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经典区域发展理论把大城市当作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该文以超大城市北京和上海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京、沪与周边区域发展的首位度指标和市场潜能结构指标,揭示了京、沪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然后,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对京沪两市对周边区域的经济增长带动能力进行检验,发现上海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有正向的带动作用,而北京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负向的空吸作用。最后,该文从城市自身因素、区域联系因素和周边区域自身因素等三个方面,对超大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带动能力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村人口流动对家庭关系的影响浅析

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是流动人口队伍中的重要群体,他们的流动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农村流动人口家庭却面临着流动变迁给他们的家庭关系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本文从流动人口夫妻关系的变化,对子女教育的影响以及农村家庭权威的转移三个方面,对农村人口流动给其家庭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空间溢出视角下财政分权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文章采用2006~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空间回归模型从全国和分东、中、西部地区两个视角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相邻省份财政分权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具有政策模型效应;从整体来看,财政分权并没有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但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具有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转移支付和人口密度对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说明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不仅取决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公众需求和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     

智慧城市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信息安全风险研究

近年来,智慧城市建设掀起一股热潮,但随之带来的风险也不容小觑.本文在智慧城市发展背景下寻找到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信息安全有五个维度及四个主要因素,并对此风险进行具体化评估,找到了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信息安全风险三者的联系,最后对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时的信息安全风险进行论述,使公共服务供给越来越完备,为保障公民的利益最大化提出建议.     

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消费的影响

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是健康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并且其本身也产生众多经济影响。文章利用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题调查"的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不同的本地城市人身份认同对其家庭消费水平、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由于身份认同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具有内生性，因此我们在OLS基准回归之外，采用流动人口"本地话掌握水平"及"流出地土地面积"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也进行了替代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以及各种异质性检验。我们发现流动人口不同的身份认同程度对家庭消费水平、家庭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更认同本地城市人身份的流动群体消费更高、恩格尔系数更低。同时，身份认同的消费影响在不同群体间存在一定异质性：这种效应对于年长的流动人口以及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更显著，这些异质性发现也符合预期。文章也进行了影响的可能机制检验，发现认可本地人身份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在本地买房、长期工作生活和落户，减少在老家购房和生活的可能。研究结果对认识身份认同经济影响有一定学术价值；同时，文章的政策含义是，促进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可以促进城市消费活力和居民生活质量。     

我国老龄产品产业发展状况探析——基于北京市老年人保健品服用状况分析

目的从北京市老年人保健品服用状况的视角入手,初步了解我国老龄产品产业发展状况。方法本文运用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北京地区)的数据对老年人关于保健品的服用情况做以分析,从人口学因素、老年人自身状况因素等角度进行交叉分析,旨在从老年人保健品服用状况出发,探析我国老龄产品产业发展的状况。结果北京市老年人的保健品服用率一直较低,对于年龄、地区、教育程度、身份、经济状况、慢性病、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分析统计学显著。结论在我国,保健食品行业市场潜力巨大,应该了解老年人的选择心理,正确倡导是我国老龄产品产业进一步发展。     

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测度及比较分析

根据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综合法，测度并分析了我国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研究发现，总体来说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综合水平显著提升，迁移资本、经验资本和健康资本均有明显改善，教育资本提升不足；各地区间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较大，发展不均衡；相较于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资本、教育资本、健康资本均有一定优势。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全面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对策建议。     

Health Status and Earnings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Rural China

The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ers into cities for employment has been one of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Based on a dataset collect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China from 2003 to 2007,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health on the earnings of migrant workers engaging in physically‐intensive work requiring good health.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 poor health status not only weakens the incentive of rural labor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migrant labor force but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ir earnings. A migrant worker in poor health only earns 67 percent of what a healthy worker makes. Among all the human capital characteristics and family economic factors, health status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on earnings for less educated workers. Labor productivity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earnings than the annual number of days that a person works. Ongoing health‐care reforms aimed 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health‐care services available to rural laborers are urged to help reduce poverty in rural China.     

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的调查与思考——以福州市为例

随着近年来中国农村"家庭化"流动人口的不断涌入城市,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接受教育的问题已备受社会关注。本文通过对福州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的调查,旨在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其内在原因,以唤起民众对这一问题更加广泛的关注,并尝试对改善福州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提出若干建议。     

迁移与幸福

文章结合2012年度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迁移行为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省内迁移，跨省迁移对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同样，相比于家庭化迁移，孤身外出也会显著弱化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控制地区效应，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纠正选择性偏误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社会交往是迁移行为影响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渠道，之所以跨省迁移、孤身外出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偏低，很可能是因为面临着社会交往的困境，社会网络局限、社区参与不足。     

广州与深圳农民工政策比较研究

作为广东最主要的两个农民工流入地和中国"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城市",广州和深圳在破解农民工这一世纪难题上,积极响应国务院的号召,狠抓政策落实和制度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文章在初步分析两地农民工基本状况的基础上,从就业服务、工资保证、健康关爱、法律援助、技能培训、文化生活等角度全方位地比较了两地农民工政策的经验和特色。最后指出广州可以借鉴深圳和其它城市的成熟经验,对农民工政策不断进行完善和创新。     

受教育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心理援助意愿的影响——基于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尤为突出,而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接受心理援助制约了社会对其心理干预实效性的发挥,部分学者认为受教育水平偏低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心理援助的意愿。基于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验证受教育水平是否真的有助于改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心理援助倾向。结果发现,受教育水平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心理援助的意愿,即受教育水平越高,越愿意接受心理援助,而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消除户籍制度不良影响、设立企业心理援助机构、转变心理援助模式等建议。     

Large-scale school meal programs and student health: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Reducing urban-rural gaps in child health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hallenges faced by many countries.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impact of a large-scale school meal program in rural China on the health and nutritional status of students aged 6–16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We use data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orresponding to four pre-treatment years (2004, 2006, 2009, and 2011) and one post-treatment year (2015) and find that program participation is, on average,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child height-for-age. The impacts are larger among students in a better health condition but small or not significant among the most disadvantaged. We do not observe heterogeneous effects across several individual and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We also find positive but not significant effects on Body Mass Index-for-age and weight-for-ag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NIP partially improved students' health over the first years of implementation, but more support is needed to achieve broader impacts that effectively reach all vulnerable stud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