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资本市场开放与资本国内循环:来自企业异地投资的证据

深化资本市场开放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这一事件,本文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资本国内循环的影响。结果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后,企业异地投资明显增加,其中,民营企业、小企业、本土企业、竞争性行业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的这种效应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虽然资本市场开放会通过投机效应制约资本的国内循环,但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最终使其对资本内循环表现出正向作用。从资本流向看,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了资本跨省流动以及省内跨市流动,东部资本更多流向了东部省份,中西部资本更多流向了中西部省份;资本市场开放还有助于资本在城市群内的流动以及资本由城市群内向群外扩散。最后,拓展分析表明,资本国内循环会显著促进地区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研究

本文在构建金融发展指数及其结构指数(金融中介发展指数和股票市场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开展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研发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金融发展能够缓解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高;但金融中介发展的作用显著高于股票市场发展,且金融发展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和研发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改善我国金融约束政策环境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     

融券卖空机制与上市公司成长性

本文从企业成长性的角度出发,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融券卖空机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成为融券卖空标的后企业的成长性显著下降;对于非国有企业、现金持有量较少的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卖空的不利影响更为显著.在排除了该负效应是由其他资本市场机制造成的解释后,发现其他资本市场机制越强,越能缓解卖空对企业成长性的抑制效应.此外,从融资—投资—成长性的逻辑链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后发现,卖空机制使得权益融资成本降低但不显著,而债务融资成本会显著提高,且债务融资成本提高造成了企业研发投入减少,从而对标的企业的成长性产生负面影响.     

资本市场开放下企业创新策略选择

本文以2010—2019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应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开通提高了标的企业实质性创新投入，但是也助长了策略性创新行为。路径分析表明，沪港通主要通过影响企业内源融资与改善外部信息环境，缓解融资约束与信息不对称性，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为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开放制度、提高政策甄别能力与扶持企业创新。     

内部控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本文从内部控制角度出发,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7-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探究了内部控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实证得出,良好的内部控制质量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内部控制对研发投入的这种积极影响,部分经由融资约束得以实现,即融资约束在内部控制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资本错配、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

企业研发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基于2010—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检验资本错配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错配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抑制效应；融资约束不仅对企业研发具有直接负向影响，还会强化资本错配对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但上述融资约束的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体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和供给侧改革。     

IPO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股票市场作为一种重要的直接融资场所，有效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不仅是资本市场改革的目标，更是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股票上市这一特殊场景，利用中国1999—2018年A股非金融类IPO企业样本，考察IPO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相比IPO前，企业IPO后固定资产投资显著增加，且该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小板和创业板企业及IPO超募的企业。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是IPO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两条路径。本研究为深化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更好地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流量模式与企业融资约束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在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数字流量模式，加强企业资金利用进而获得发展红利。本文以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流量模式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流量模式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机制分析显示，数字流量模式对银行贷款这一传统融资渠道具有替代效应，并通过改善盈利能力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流量模式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在企业为高成长性、内部控制质量高和媒体关注度高的情况下显著增加。同时，当融资约束得到缓解后，企业更愿意加大生产经营力度，提高投资效率，增强资本密集度。但是，数字流量模式会导致企业面临短期资金偿还压力，降低总资产周转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增加企业的流动性风险。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探索数字流量模式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为上市公司经营战略选择和政府监管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借鉴。     

服务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2008-2020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基础，探究服务开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服务开放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且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影响较强，对资本密集度、海外市场比重及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较强。从影响机制看，服务开放通过提高知识整合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提高企业创新意愿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营商环境改善能够促进服务开放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效应。     

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近年来在资本市场上,股权质押逐渐成为流行的融资方式。股权质押虽然缓解了股东的融资约束,但大股东股权质押带来的代理问题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影响了公司的长期投资特别是研发投资。创新质量是研发投资产出成果的直接反映,其对企业长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为了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特别是管理层持股和研发投入在其中的作用,文章构建了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研究表明,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的提高会降低企业的创新质量,且该作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但管理层持股可以缓解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创新质量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部分调节效应可以通过中介变量企业研发投入进行传导。     

利率管制松绑、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融资约束

已有研究发现,以资本价格——利率为代表的要素市场改革会对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的作用机理如何通过改变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供求关系予以实现,亟待深入研究。为此,本文以我国2013年央行全面放开利率管制为背景,基于产权性质差异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利率管制松绑在企业层面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央行全面放开利率管制不仅有助于促进企业披露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还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且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是导致利率管制松绑降低融资约束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R&D投入较高以及短期贷款占比较大的公司,上述信息溢出效应更加显著;另外,利率管制松绑后企业披露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增进投资者的信任,提高信息披露的价值相关性。以上研究结论表明,为应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保障可持续发展,企业会选择主动优化信息环境,来消除信贷市场摩擦,解决“融资难”问题。     

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约束效应实证研究

运用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对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约束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研发融资约束现象,且表现出显著的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特征;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的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不显著;我国资本市场债务融资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权益融资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约束效应实证研究——来自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运用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对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约束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研发融资约束现象,且表现出显著的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特征;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的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不显著;我国资本市场债务融资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权益融资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融资约束与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基于中国新能源行业的研究

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受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和内外部融资约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优序融资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选取2014—2019年新能源行业164家创业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融资约束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验证股权集中度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研发投入强度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不仅对创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还可削弱融资约束对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负面影响；创业企业股权集中度负向调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强度与研发投入强度之间的关系。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政府透明度的调节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在股权多元化带来资源优势的同时也会诱发异质性资本冲突，以2014-2019年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为样本，基于研发投入视角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①国企混改带来的股权多元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②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债务期限，进而强化债务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作用；③政府透明度有利于强化股权多元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股权多元化的资源效应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期限与研发投入期限匹配度，且政府透明度越高，投融资期限匹配效果越好。该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府透明度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存在互补效应，通过股权多元化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就因地施策而言，当前应重点推进政府透明度较低地区国企混改。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政策效应出发,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基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证实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机制证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税负水平以及增加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这三条路径来抑制企业金融化。从中介效应的影响程度来看,融资约束缓解的影响最大,企业税负水平降低次之,经营活动现金流增加的影响最小。从异质性分析的角度来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成立时间较长或研发投入强度较大的企业中比较突出。相关成果丰富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研究内容,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研发活动的高风险特征决定其必然受到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短期融资方式,是否影响研发投入？以我国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产权性质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商业信用带来的短期偿债压力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商业信用融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结论表明,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主要表现为偿债压力带来的风险效应,而不是融资支持,对民营企业的风险效应更为显著。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情况下,短期融资难以支持企业长期投资,因而政府需要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短期负债偿债压力对企业研发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研发活动的高风险特征决定其必然受到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短期融资方式,是否影响研发投入?以我国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产权性质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商业信用带来的短期偿债压力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商业信用融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结论表明,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主要表现为偿债压力带来的风险效应,而不是融资支持,对民营企业的风险效应更为显著。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情况下,短期融资难以支持企业长期投资,因而政府需要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短期负债偿债压力对企业研发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研发投入效应——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分组检验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金融许可证信息进行匹配,运用多元回归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方向与强度,并探讨银行业竞争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银行业竞争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发现,银行业竞争对国有企业、大企业、老企业以及高融资依赖型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外资银行进驻会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企业规模、经营时间、管理费用和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制定缓解企业研发融资约束、激发市场创新活力的金融政策提供了新思路.     

会计信息质量、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

创新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更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创新绩效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本文基于2008—2017年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研究了会计信息质量能否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以及制度环境是否在二者之间发挥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会计信息质量较高的企业能够提高企业的治理水平并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进而显著提高创新绩效;制度环境能对公司研发投资产生激励作用;此外,制度环境还在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显著调节作用。从产权性质的角度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结论仅在民营企业中成立,而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从融资约束角度进一步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在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