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AR模型的陕西省雾霾天气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选取1995-2016年陕西省经济增长和雾霾污染的数据,建立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经济增长与和雾霾污染的相互影响和动态关联进行研究.表明陕西省经济增长导致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增加,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     

基于VAR模型的湖南省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关系研究

通过选取1990-2010年湖南省经济增长和雾霾污染数据,建立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经济增长与和雾霾污染的相互影响和动态关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经济增长导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增加,而工业粉尘、烟尘排放量相对减少。湖南省经济增长对雾霾污染方差贡献率大,而雾霾污染对经济增长方差的贡献度相对较小。因此,湖南省应该首先加强对工业二氧化硫的治理,然后促进产业升级。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基于浙江省的统计研究

自2009年12月在丹麦首都举行的哥拳哈根气候会议后,研究某一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浙江省1985-2008年消除通货膨胀影响的人均GDP为经济增长指标,以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料生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为环境质量指标,分析浙江经济与环境状况,并进行协整分析,进而建立相应的计量模型.研究表明:浙江省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料生产量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如果按当前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状况评价,浙江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并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时序数据的经验分析(1985～2003)

本文选用1985￣2003年期间我国的六类环境污染指标,从时序维度考察了环境污染与我国人均收入变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首先,基于MaddalaandKim提出的改进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具有协整关系的四类变量中,只有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正的协整关系,其他三类污染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协整关系均为负,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环境的恶化;其次,分别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与TodaandYamamoto提出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考察了六类污染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环境污染与我国人均GDP之间的一般规律:人均GDP是导致污染排放量变化的重要原因,但污染排放并不是导致人均GDP变化的原因。     

新疆工业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计量研究

通过对国内外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很多学者在研究二者之间关系时都是通过拟合EKC曲线来说明,用单一指标来测量环境的污染程度,选取指标过于主观;且在进行协整检验时,数据过少却没有对检验的临界值进行修正。本文采用改进熵值分析方法对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五类环境指标进行客观赋权构建工业环境综合指标,以克服单一指标无法代表环境整体的缺点;引入小样本DF蒙特卡罗模拟的临界值,以克服数据不足的问题,进行协整检验研究新疆工业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关系;同时进行线性、U型和N型三种模型的拟合。研究结论为：新疆工业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同时新疆存在具有自身特点的U型特征的EKC曲线。新疆应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制定发展规划,逐步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工业与环境的协调。     

黄河流域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与影响因素

基于1998—2016年黄河流域地级市雾霾污染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在考虑雾霾污染时空滞后效应条件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分析了影响黄河流域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因素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黄河流域雾霾污染呈现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高值集聚特征,高排放俱乐部稳定地分布于黄河下游城市;黄河全流域PM2.5浓度与经济增长呈现正"U"型关系,低效率的能源使用、低水平的人口集聚、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导致黄河流域雾霾污染加剧的主要原因;黄河流域雾霾污染背后的社会经济影响机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低效率的能源利用以及偏向于生产技术提升的研发投入导致了黄河上游流域雾霾的加重,而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则主导了黄河中游流域雾霾污染的加剧,在黄河下游城市仅有能源消费对雾霾污染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基于此,文章认为建立区域协同联防治霾机制、实施差异化分区治理策略、实现全流域的高质量发展是黄河流域雾霾治理的重要策略。     

中国的城市化推进与雾霾治理

本文利用卫星监测的夜间灯光数据构造的灯光复合指数和PM_(2.5)浓度分别表征城市化水平和雾霾污染程度,就城市化对中国雾霾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考察。特别检验了紧凑集约型和规模扩张型两种城市化推进模式对雾霾污染的异质性影响。研究显示:就全国整体而言,城市化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是表现出明显的正向单调线性关系,表明城市化进程尚处于加剧雾霾污染的阶段,稳健性检验结果强化了这一结论;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雾霾污染加剧并非城市化推进的必然结果而是其阶段性表现;紧凑集约型的城市化深度推进模式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促降效应,而规模扩张型的城市化广度推进模式则不利于抑制雾霾污染;集聚效应和结构效应是城市化影响雾霾污染的主要途径。     

经济增长对雾霾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门槛效应分析

运用Hansen提出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采用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和国外权威机构发布的PM_(2.5)数据,研究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存在着明显的非线性关系;且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城镇化率在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关系中表现出显著的门槛效应,即当这几项门槛变量达到或跨越一定的门槛值时,经济增长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程度会发生显著不同的增减变化,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陕西省PM_(2.5)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陕西省2014—2016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陕西省各市域间PM2. 5的空间集聚特征,实证分析陕西省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的空间滞后关系。结果显示:(1)陕西省人均GDP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EKC曲线关系,经济水平的增长将使得PM2. 5污染继续恶化,同时一个地区人均GDP的增加将会减轻邻接地区的雾霾污染;(2)二产占比和PM2. 5污染之间有正向相关关系,二产占比增加将使陕西省PM2. 5污染加重,但会减轻邻接地区的PM2. 5污染;(3)单位GDP能耗与PM2. 5污染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     

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与工业环境的实证分析——以云南昭通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环境质量的恶化,尤其是工业三废造成的污染日益加剧。作为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昭通,其经济增长方式与工业三废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根据昭通1994～2009年的数据,选取工业三废作为主要的污染指标,对昭通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变化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人均GDP与主要环境指标之间的拟合曲线并不符合典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除工业废水排放量波动幅度较大外,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均呈现继续增长的态势。     

经济集聚、科技创新与雾霾污染——基于空间杜宾与门槛模型的检验

以2003—2018年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经济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征,经济集聚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曲线关系,雾霾水平除了与本地经济生活有关,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邻近城市雾霾和相关经济活动的影响;门槛效应显示,随着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经济集聚对雾霾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对工业污染的影响分析——基于地理距离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

基于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经济增长和工业污染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环境库兹涅茨(Kuznets)方程建立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之间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经济增长对工业"三废"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区域人口聚集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考虑空间因素后,经济增长对"三废"影响的差异性更加显著。控制其他解释变量后,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对工业废气污染的省际溢出效应和总效应都呈现类"N"型关系,与工业废水污染存在倒"N"型关系,与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呈现单调递增线性关系。最后,为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相关政策建议参考。     

雾霾污染对服务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实证

运用非径向距离函数(NDDF)测算出2006-2016年中国30个(西藏、港澳台除外)省区市的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构建了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和技术距离矩阵,对比分析了雾霾污染对省份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全局性和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雾霾污染与省份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雾霾污染与省份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在全国层面可能存在"N型"关系,而与人力资本存在较弱的"倒N型"关系,雾霾污染与东部省份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可能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与中部省份、西部省区市服务业绿色水平存在"U型"曲线关系.研究从雾霾治理政策、研发投入强度、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环境污染水平测算与变化态势分析

以我国制造业及其分行业为研究对象,选取了6类环境污染指标,分别从高度污染、中度污染、低度污染的静态角度和高增长、低增长、负增长的动态角度分析了环境污染水平的变化趋势,实证结果表明,工业废水、SO2、CO2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总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波动幅度则较大;而从行业分类来看,高度污染多为资本密集型行业,低度污染多为技术密集型行业.     

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多变量协整关系研究

将绿色创新分为能源、环境、创新3个要素,运用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中长期贷款3个指标的综合指数衡量经济增长。利用1989-2011年广东省时间序列数据,对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①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能源消费总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专利授权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②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以及从短期非均衡向长期均衡的误差调整机制。短期内,能源消费总量是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因。长期内,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总量、专利授权量的单向Granger因;③绿色创新各要素的外部冲击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同程度与方向的波动性影响。能源消费总量、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④工业废气排放量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程度最高,其次为专利授权量与能源消费总量。     

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构造了反映中国工业实际情况的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度量指标,在此基础上探究了2003~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特性及可能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整体上趋于污染型、粗放型,且各地区之间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逐步拉大;环境规制强度和全国与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的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之间存在倒"U"型走势关系,全国与三大地区目前尚处于该倒"U"型曲线的左侧;外资因素、技术水平对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起到显著正向影响,资本深化、能源结构对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形成阻碍作用,产权制度对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分地区而异。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认为在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论文在对EKC的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在内生增长模型的框架下对EKC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EKC动态地存在于经济的非稳态中,在经济中环保投资由不充足到充足是EKC存在的基础。通过运用1997-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近十多年来EKC的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选取的3个污染指标中有2个指标(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呈倒U型曲线形态,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但是,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GDP之间呈N型。环境质量的改善不是经济增长所内生的结果,环境污染问题不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自动得到解决。     

雾霾污染的经济分析与京津冀三方联动雾霾治理机制框架设计

京津冀是我国雾霾污染最严重的地区,除了自然环境因素,京津冀雾霾污染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通过对京津冀区域的产业结构、城镇化进程、工业生产和机动车的研究,结果表明燃煤、扬尘、工业排放和机动车尾气是京津冀雾霾污染的四大因素。同时在对雾霾污染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四维空间分析法",从利益补偿机制、沟通协调机制、效益评价机制与反馈提高机制四个维度设计京津冀三方联动雾霾治理机制的总体框架。     

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271个地级以上城市2007—2016年的PM_2.5浓度数据,实证分析了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创新性地使用年均降水量作为缓解雾霾污染内生性的工具变量,在2SLS的统一框架内估计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结论有:雾霾污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进行大力的环境治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能够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压力;2012—2016年间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显著高于2007—2011年间的,可以预见未来治霾能够更加有效地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压力;大中城市雾霾污染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显著小于小城市,内陆城市对于雾霾污染治理的难度要大于沿海城市。政策启示在于,雾霾减排将不可避免地深刻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雾霾减排可以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压力,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地投入到环境治理之中,促进环境治理和地方经济增长良性循环。     

财政-环境联邦主义与雾霾污染管制——基于固定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该文以财政联邦主义、环境联邦主义为研究视角与理论基点,探索了中国财政体制与雾霾污染管制的内在逻辑与传导机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加速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这种加速表现出一定的收敛性;引资竞争和支出竞争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动态变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