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一带一路”公路设施联通研究

公路互联互通是中国西部地区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通道,也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部分.目前,我国“一带一路”公路设施联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一些重大项目已顺利开工,还有一些项目正处在规划阶段.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公路互联互通项目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反映出“建设主体单一(国有企业为主)、沿线国家治理能力不强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凸显”等深层次问题.下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公路互联互通,需要借鉴全球基础设施领域区域合作的实践经验,探索和构建包括技术标准在内的通行规则,充分调动更多沿线国家乃至全球投资机构和企业参与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积极性,加快形成政府、投资主体、运营企业等各方共赢的新格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吗——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检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转型给中国承担新使命、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和绿色发展创造了新机遇。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特征,研究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OFDI主要通过绿色技术溢出机制、增长机制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该绿色技术创新效应随着互联互通合作水平提升而显著增强,且对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的改善效果主要体现在高收入组国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模式的协调性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的提出,跨国公司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迅速,这要求会计这种“商业语言”也要走向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通用”.会计实现全球协调,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融资和许可经营中可以减少国际交往中“会计语言”不通的障碍.我们探讨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会计模式的国际协调性,对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后续的会计协调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宏观价值与微观绩效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调整对外开放格局的战略举措，其“宏观价值”以企业“微观绩效”为基础。对此，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挖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降低关税壁垒、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对国际产能合作有显著促进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海关环境和基础设施对国际产能合作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区位差异；扩大产品差异化、提高技术水平有利于提升国际产能合作绩效。     

以PPP模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考北大核心SSCI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大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严重制约了其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将设施联通作为合作重点之一,为社会资本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诸多机遇。PPP模式将社会资本引入基建领域,既可以弥补资金缺口,又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去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值得推广的合作模式。本文总结了沿线发展中国家PPP模式的发展现状和特点,分析了在沿线发展中国家开展PPP模式面临的主要风险,并从政府层面、行业层面、企业层面对中国企业在沿线发展中国家开展PPP模式提出政策建议。     

印尼利用区域资源实现海上互联及其挑战

印尼总统佐科(Joko Widodo)2014年上台后立志将印尼打造成为“全球海上支点”,并启动了海上收费公路项目(Sea Toll Road)以改善群岛内部的国家连通性.由于资金紧张,佐科政府不得不利用区域内部资源来实现互联互通计划.其主要包括“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和中国“一带一路”两项总体方案.印尼的海上联通计划对于印尼、东盟和中国而言具有趋同的利益,但现实的土地征用、政府机构的协调以及对中国资本的怀疑态度等在区域层面减缓了海上联通计划的步伐.印尼如何解决国内融资的瓶颈,利用区域融资方案来实现海上的融资计划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印尼利用区域资源实现海上互联及其挑战

印尼总统佐科(Joko Widodo)2014年上台后立志将印尼打造成为“全球海上支点”,并启动了海上收费公路项目(Sea Toll Road)以改善群岛内部的国家连通性.由于资金紧张,佐科政府不得不利用区域内部资源来实现互联互通计划.其主要包括“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和中国“一带一路”两项总体方案.印尼的海上联通计划对于印尼、东盟和中国而言具有趋同的利益,但现实的土地征用、政府机构的协调以及对中国资本的怀疑态度等在区域层面减缓了海上联通计划的步伐.印尼如何解决国内融资的瓶颈,利用区域融资方案来实现海上的融资计划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内核、挑战及启示

“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已经从传统的贸易互联互通向“三个共同体”转变,从以传统贸易投资来增进相互信任,向以科技创新合作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转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一带一路”也越发成为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上的重要舞台。但研究发现,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关系复杂,俄乌冲突升级,“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在顶层设计、科技创新赋能供给侧和外交层面,仍有诸多短板亟待调整,因而本文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直接投资：“五通”作用机制分析

与以往西方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长的特有机制应该是“五通”。文章以理论模型构建和分析为先导,在科学构建“五通”指标体系并进行有效测度的基础上,利用9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1-2017年的样本数据,采取中介效应模型对“五通”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可以通过“五通”作用机制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从“五通”分指标层面的作用机制看,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可以起到及时的促进作用,但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的促进作用还未显著呈现。第三,从基于分类样本的异质性检验结果看,相比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五通”政策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中的实践效果更强;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强;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洲,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洲地区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强;相比于非亚投行成员,中国对亚投行成员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强...     

深化中国—中亚全方位合作的战略思考

中亚是“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十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合作日益深化，共同开创了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中亚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中国—中亚峰会的成功召开推动双方友好合作迈入崭新的发展阶段。为推动中国—中亚合作迈向下一个“黄金三十年”,应进一步完善贸易和投资合作机制，挖掘跨境电商发展潜力，构建更加全面立体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推进农业和能源领域务实合作，创新农业合作新模式新路径，构建利益共享、安全稳定的能源战略合作关系，建设“绿色丝绸之路”;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应对安全领域的新挑战，构建“中国—中亚安全共同体”;弘扬“丝路精神”,扩大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合作范围，促进中国与中亚各国人民“心联通”。     

共生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关系研究——基于“一带一路”五通视角的经验证据

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的五通共生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效率作用机理，并提出理论假说。基于2011—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生环境水平评价体系，通过时变随机前沿模型实证研究中国与沿线国家共生环境与中国OFDI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所形成的国际互惠共生环境会显著提升中国OFDI效率。从五通视角看，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的共生环境水平不同程度地显著促进中国OFDI效率；设施联通共生环境水平与中国OFDI效率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研究结论为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优化国际互惠共生关系和提升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提供了政策思路。     

“一带一路”战略刍议

“一带一路”规划是中国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一项战略构想,其实质是中国谋求经济复兴的国家战略还是西方媒体所谓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本文的解读倾向于前者.“一带一路”愿景出台后,国内各地区一哄而上,制定了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期获得新的战略发展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此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兴趣与热情,但更有一些疑虑与顾忌.“一带一路”战略能否助推中国的经济腾飞？能否实现丝绸之路的复兴与区域经济的新发展？本文持审慎乐观态度.作为一种动态性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战略本身有没有缺陷？在建设过程中又将遇到哪些问题与挑战？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防微杜渐,不断调整与完善战略规划细则,通过加强与沿线各国的合作以实现全球地缘经济格局的重构.     

关于“一带一路”战略下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探讨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为了统筹世界与中国经济的共同发展,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初次提出要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战略构思.2015年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前局长王保安倡议, “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和地区要进一步加强政府交流与合作,努力为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准确、可靠的统计数据.“一带一路”建设战略至2015年覆盖高达44亿多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63％,经济规模达到了21万亿美元,经济总量约占全球29％,全线覆盖8.1万公里的路程,沿线货物与服务出口占世界货物及服务出口的23.9％,是世界上目前覆盖面最广且跨度最大的经济带.加速“一带一路”战略进程,有利于促进沿线区域各国经济合作与繁荣稳定发展,从而有利于促进世界区域经济的和平发展以及创造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面向“一带一路”的企业技术标准联盟合作意愿研究——基于领导—追随者网络一致性模型

基于领导—追随者网络一致性模型,分析联盟规模、结构和领导者位置等因素对“一带一路”企业技术标准联盟成员合作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1)本土制造网络情景下中国企业领导联盟合作意愿更强,而本土供应商为领导者联盟的合作意愿较弱;(2)委托代理网络情景下“一带一路”沿线主体领导联盟的合作意愿较弱;(3)产业链网络情景下靠近产业链中部的主体领导联盟合作意愿更强;(4)对于互联互通网络而言,无论哪个企业为领导者,合作意愿都相同;(5)抱团出海网络情景下中国企业领导联盟合作意愿最强。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探究联盟网络特征与联盟合作意愿间的关系,为面向“一带一路”企业技术标准联盟提供新分析框架,对于中国企业发挥“一带一路”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合作引导者作用和联盟治理实践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新时期成都推进临空经济发展的战略与对策研究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确立的“五通”合作重点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发挥着先导性作用,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本文立足于成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城市定位,系统梳理了新时期成都推进临空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比较优势和对策建议.     

基于文本分析视角的“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模式研究

“一带一路”是发展中国家探索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实践,也是中国在中美循环模式之外探索建立一个新的外循环体系的重要实践。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沿线国家和中国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梳理了2014年1月至2020年12月外交部官网以及“一带一路”网上公布的我国与65个沿线国家达成的合作文件,发现沿线国家就“一带一路”倡议与我国发布的合作文件在文本上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签署“一带一路”相关合作文件的时间、数量、文件效力和合作意愿等方面。本文还进一步将文件的签署背景、签署双方领导人级别以及文件效力分别与合作意愿进行了交叉分析。“一带一路”强调平等、多元、共享,不谋求一个统一规则强加到每个成员国,当现阶段一般化的理论和政策的边际收益不断下降时,这种探索显得尤为重要,对新的全球化时代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互联互通图景探析

古代丝绸之路演进史就是中外各国互联互通变迁史。"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以来,沿线各国互联互通进展顺利。新阶段,中国应继续着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与沿线各国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网络,共铸丝绸之路新辉煌。     

“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金融效率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沿线金融合作表现在“货币流通”与“资金融通”方面。那么,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金融合作是否提升了沿线国家资金融通环境质量,进而促进金融资源更有效配置,更好地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本文对沿线国家层面金融效率进行测算,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政策冲击,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金融效率的促进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沿线国家的金融效率,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改进资金融通程度提升沿线国家金融效率;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金融效率的提升作用在“海上丝绸之路”国家、非邻近国家和低风险国家更为显著。本文丰富了金融效率相关领域研究,为了解“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环境、提高“一带一路”资金融通质量提供了理论参考。     

“一带一路”倡议下互联互通对中国潜在贸易效应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互联互通对中国及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促进效应逐步显现。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地域和国别范围开放的前提,借助中国与沿线国家2010-2017年的贸易、人口、共同语言等数据,以及互联互通因素的制度环境、基础设施联通及贸易畅通的水平量化数据,并引入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亚投行成员国等影响因素,从出口和进口两个维度,以传统引力模型为比较基准,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倡议下互联互通的核心变量及贸易非效率项对中国及沿线国家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效率整体水平偏低,进口效率平均水平落后于出口效率平均水平,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税收协定助推企业沿“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思考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契合沿线国家共同利益需求,得到沿线国家积极响应与支持,但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税制存在诸多差异,导致“走出去”企业在沿线各国面临一些严峻税收困境.本文分析认为,税收协定作为国际税收关系与税务合作的法律基础,通过“走出去”企业享受税收协定待遇,保障“走出去”中国企业的合法税收权益,可以为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走出去”铺路、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