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多元治理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重要生态服务功能退化严重，这不仅对区域的生态安全带来威胁，也成为制约我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瓶颈因素。廓清生态功能区的基本范畴，挖掘我国生态功能区政府治理的瓶颈因素，加强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政府治理，实现科学的、持续的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公共管理势在必行。结合国际日益强调对完整生态系统和重要生态功能区域全方位保护的迫切需求，梳理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政府治理状况，努力查找现有生态功能区政府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加强生态功能区政府治理的新思路。     

中国民族地区主要生态功能区划

本文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功能区划的相关研究为基础,归纳总结了我国民族地区的主要生态功能区及其特点,强调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来研究民族地区的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性;以及加强对生态功能区的深入研究对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     

我国水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生态用水短缺、水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水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文章分析了我国生态用水状况、水环境状况,指出我国水生态环境治理面临治理主体不协调、区域治理能力弱化、治理制度功效有限、流域水生态环境预警系统基础薄弱、水生态环境治理监管力度不足等困境;从构建水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改进水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水生态环境治理、实行流域生态补偿、推动水生态环境功能区建设、强化水生态环境治理监管等方面提出推进水生态环境治理的对策。     

农业生态治理主体的利益协同机制探究

加强农业生态治理，事关绿色发展的大局。农业生态治理需要政府、涉农企业、农民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由于各方社会角色、性质的差异，必然会产生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文章分析了我国农业生态治理主体，包括政府与涉农企业、政府与农民、涉农企业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最终提出了利益制约机制、激励相容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这三大治理主体经济利益协同机制。     

生态治理推动乡村振兴系统化路径研究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实现乡村生态振兴需要进行生态治理，而生态治理面对的对象是一个复杂系统，这就决定了治理主体结构的系统性、治理方法的系统。因此，乡村生态治理必须系统化推进，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发挥政府协同功能、治理和修复相统一等方面统筹治理，方可实现生态振兴的目标。     

区域协同治理视角下太湖流域湖长制研究

为研究跨界湖长制的本质机制,通过多元主体博弈系统中湖长与企业、区域内湖长、区域间湖长的多方博弈,对太湖治理困境进行归因分析。研究发现,太湖流域湖长制存在问题的内因在于理性经济人的利益相关性,可以通过外界元素达成多方共赢的局面。借鉴矩阵式组织框架,融合流域内各区域湖长层级体系与协同理论,构建了太湖流域区域协同治理多维模式框架,涵盖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多元主体、多维作用。基于区域协同治理框架,建议从政府角度,明晰权责划分,完善评价体系;从企业角度,优化生态补偿,加强技术革新;从社会组织角度,优化科研投入,强化理论渗入;从公众角度,群众参与治理,加强反馈效应。     

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区建设模式研究

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区的建设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功能区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了许多方面的知识,研究好功能区的未来建设模式对于我国的生态安全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通过对该区域实际情况的梳理,设计构建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区的建设模式并做特征分析,从时间上找办法,最终解决问题。     

博弈视角下黑龙江省生态功能区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路径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黑龙江省经济的高速发展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化,随着国家天保一期、二期工程的有效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停止商业性采伐政策的出台,为保护生态环境,提升生态效益,跨区域生态补偿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被逐渐关注。如何建立合理的生态功能区的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机制,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从博弈视角研究黑龙江省跨区域生态补偿的现状和生态补偿的主客体,探求各级政府间的利益冲突关系,寻找跨区域生态补偿协调路径,以推动黑龙江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工作的更好开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中国耕地保护治理转型：供给、管制与赋能

研究目的：从国家治理转型的高度,剖析耕地保护制度的初心与使命,为实现生态文明、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提供借鉴。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在中国耕地保护治理的转型中,政府、市场、社会三类行动主体相互嵌入形成动力机制和制衡机制。政府和市场主导的供给治理导向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虽然规定了框架规制,但地方政府的执行偏差、社会公众的参与缺位造成了“占优补劣”的后果。政府和社会主导的管制治理导向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严格保护了优质耕地,维持粮食生产能力不减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主导的赋能治理导向的耕地休养生息制度完善了“占补平衡”的政策目标,加强了生态修复,建立了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通过供给治理、管制治理与赋能治理的协同组合可以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多重平衡。研究结论：建立政府、市场与社会多主体参与的互动性连结,供给治理导向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管制治理导向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奠定了耕地保护治理的基石,赋能治理导向的耕地休养生息制度是在改进的耕地占补平衡和加强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基础上的嵌入性治理,与前两者形成合力,高效推进中国耕地保护治理转型。     

湖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评价

围绕实施生态补偿政策的主要目的,构建湖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2个一级指标和9个二级指标。利用综合指数法与熵权法相结合的方式测算湖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2011—2014年生态补偿绩效。研究表明,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优于其他生态功能区,而鄂东南幕阜山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绩效最低。从影响因素分析来看,生态保护投入、环境污染治理对生态补偿绩效影响最大。为进一步推进湖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工作,提升生态补偿绩效,应以提升环境质量减少污染排放为核心,实施最严格的环保制度,提高生态保护与环境污染治理投入资金占比;以重点生态功能区为基础,逐步扩大生态补偿范围与力度。     

湖南安化:建立生态分级管控机制

正安化县隶属于湖南省益阳市,是一个以山地为主的山区县。从生态功能角度来看,安化县同时属于湖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中的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四水"水体湿地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和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及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含雪峰山区)两个片区。生态红线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是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的严格管控边界,生态     

辽宁省生态功能区划研究

生态功能区划是根据区域生态系统类型、生态系统受胁迫过程与效应、生态环境敏感性、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等特征的空间分异性而进行的地理空间分区,为产业布局、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提供科学依据。该文在对区域生态环境特征分析的基础上,依据建立的生态功能区划原则、方法和指标体系,以辽宁省生态系统为对象,在生态系统受胁迫过程与效应、生态环境敏感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指标的基础上,形成了辽宁省生态功能的区划方案,将辽宁省分为3个生态区、14个生态亚区、30个生态功能区。     

重庆市农业功能区划研究

该文结合重庆市基本情况,选取15个指标分别表征重庆农业的农产品供给功能、就业和生活保障功能、文化传承与休闲功能和生态调节功能。采取K-均值聚类分析和GIS空间叠加的方法,将重庆市农业功能区分为五大区域,即主城近郊休闲与就业保障功能区、渝中渝西农产品供给与就业保障功能区、三峡库区腹心生态调节与就业保障功能区、渝东南武陵山农产品供给与文化传承功能区、渝东北秦巴山生态调节与生活保障功能区。同时,对各分区进行了功能定位,提出发展方向。     

从土地资源优势区配置到主体功能区管理：一个国土空间治理的逻辑框架

研究目的:以土地资源配置方式遵从优势区开发原则到服从主体功能区分工协作规则演进规律,解释现行中国治理模式下国土空间管理逻辑。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和理论分析法。研究结果:传统优势区开发理念为早期区域发展带来了集聚与规模经济效益,但其内部仍存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结构失衡等问题,降低了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主体功能区战略是传统优势区土地资源空间配置理念转型,是中国特定时期具有国家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关键在于明确地方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核心定位,应以法律规范"央地"土地关系、差别化实施政策制度安排、引导公众参与规划决策、创新生态(经济)补偿机制。研究结论:不同分区土地资源空间配置关系协调是世界性问题,转型时期中国国土空间优化和规制治理重点在于厘清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精准落地县域主体功能区建设,健全主体功能配套政策体系。     

河长制在跨区域水资源治理中的运行困境与优化

河长制作为破解我国“碎片化”水资源治理困境的制度创新,将水资源治理责任赋予党政主要负责人,利用上级政府的权威打破区域壁垒,有效整合各级政府的管理资源,提升跨区域水资源治理的实效。但是,河长制的运行也受到固有的制度条件约束,包括区域权力交叉、问责机制不健全及相关配套制度衔接不当等。为更好地发挥河长制在跨区域水资源治理中的制度优势,应从权力优化和完善配套制度两个方面着力。权力优化需要发挥河长的全方位效用,实现对涉水行政管理机关内部权力的最优配置;完善配套制度包括建立第三方监测的监督机制、探索跨区域立法合作模式、加强与跨区域联合防治机制的衔接。     

黑龙江省不同区域耕地后备资源景观格局分析

本文根据黑龙江省的现实情况,选择耕地后备资源中的其地、盐碱地、沙地和裸地进行景观格局分析。通过对大兴安岭、小兴安岭、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张广才岭-老爷岭五个区域的景观格局指数的计算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从整体空间分布来看,全省耕地后备资源的呈分散分布,其破碎化程度较高,且容易受到人为干扰影响,应加强对耕地后备资源的保护。2.张广才岭-老爷岭的耕地后备资源破碎化程度最高,其次为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大兴安岭区域的破碎化程度最低。松嫩平原的连通性最好,其次为大兴安岭、三江平原,张广才岭最低。3.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区域是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本区域耕地后备资源的开发应严格遵循主体功能区定位;三江平原、松嫩平原是重要的我国农业区,耕地后备资源对本区域的生态、环境发挥着重要的服务功能,其开发应在综合考虑社会、生态、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     

政府间纵向互动与基层森林治理创新

基于福建省长汀县森林恢复的成功实践经验,采用田野调查和文本分析法分析高层级政府与基层政府在森林治理中的互动,诠释基层森林治理创新的形成过程。结果表明:高层级政府和基层政府是基于环境治理共识和生态政绩驱动下开展的基层森林治理创新;高层级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基层政府进行自主性试验;基层政府和高层级政府的纵向互动保障了森林治理创新"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可持续性。作为生态资源禀赋为地方显著特征的县市,其互动的动力来源于生态治理共识和生态政绩追求。最后,为寻找因地制宜的基层森林治理创新之路,提出建立高层级政府和基层政府保持良性互动下的适应性林业治理体系等建议。     

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主体功能区划为背景,通过分析作为保护型功能区的苏北某县为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付出的成本,并依据区位熵理论确定成本分担系数,核算外部应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得出该县2010-2020年应得到的生态补偿金额为52.8亿元。设计了以为实现主体功能区划而产生的生态成本来进行核算的方式,为明确主体功能区划的生态补偿标准带来了便利。     

土地整治功能分区及其整治方向研究

[目的]土地整治的目标开始由注重"新增耕地"向注重"区域功能"转变,土地整治内涵由此得到延伸。同时,也迫切需要推进以提升区域功能为导向的土地整治分区研究。[方法]文章针对我国土地整治分区管理的需求,基于我国地理环境的背景差异及地域功能的定位、土地整治内涵的演变,运用要素加权叠加法、空间聚类分析法和专家经验判断法与区划对比分析法等开展土地整治功能分区。[结果]该文构建并提出了以功能导向为核心的土地整治分区体系和方案,将我国土地整治按地域功能划分为:(1)以生态修复、保护和建设为主的生态功能保育区,(2)以基本农田建设、农地开发整理、提高区域耕地的生产能力为主的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区,(3)以城乡用地统筹整治、城市用地内部挖掘为主的经济发展支持功能区,(4)以划定保护区、保护性建设为主的景观文化维护功能区等4种类型区,进一步结合东北平原区、华北平原区、黄土高原区等12个地理空间单元,组合为61个土地整治功能一级分区。在此基础上,评价一级功能区内各县域单元土地整治功能,识别出景观文化维护功能、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生态建设功能、生态保护功能、城镇发展优化功能和城镇发展集聚功能,续分土地整治功能二级分区即各县域的土地整治功能。[结论]基于功能导向的土地整治分区反映了区域功能及其关系对土地整治分区的引导作用,为分区管控和引导提供了科学依据,这对提升区域功能和加强土地利用功能的联系和互动起到重要的作用。     

毕节七星关区生态功能区划

利用 GIS 软件采集七星关区地形高程、土壤类型、气温、降水、生态系统类型等生态要素的空间数据,对生态环境敏感性和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进行评价;明确区域生态敏感性和生态服务重要性特征及其空间分异格局.在此基础上,拟定县域生态功能区划的单位等级系统,遵循生态功能区划的相关原则,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毕节七星关行政辖区范围进行生态服务功能分区.结果分为2个生态功能区、4个生态功能亚区和17个生态功能小区,为七星关区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