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购冲击下的房价波动、需求抑制与宏观审慎政策

通过构建包含房地产部门的多部门ＮＫＭＰ－ＤＳＧＥ框架,考察限购引起的房地产需求冲击等外生冲击对于房价波动以及社会福利损失的效应。研究表明,利率、房地产需求以及房价加成等冲击对于房价波动以及社会福利损失具有较大的冲击效应。基于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的角度,进一步对已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发现宏观审慎政策是最优的,而仅盯住房地产产出缺口（类似于仅盯住保障房建设）等政策机制的效果相对较差。因此,对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进行规制,并采用宏观审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有利于实现降低社会福利损失并有效调控楼市的“双赢”。     

金融冲击与中国房价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考察

构建包含金融冲击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HDSGE）模型,考察金融冲击对我国房价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包含金融冲击的模型相对于未包含金融冲击的模型更好地拟合了我国经济的现实;金融冲击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具有显著的冲击效应,并且积极的金融冲击在增加房地产部门投资的同时降低了其他部门的投资;同时,金融冲击具有扩大货币政策冲击效应的“加速器”作用。进一步对房价波动进行贝叶斯冲击分解,分析表明：在短期和中期,金融冲击是推动我国房价波动最为重要的因素;而在中长期和长期,货币政策冲击仍是我国房价波动的主要推动力。因此,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都是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应积极利用货币政策冲击和金融冲击的效应稳定房地产市场,不过在利用金融冲击时需要注意其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产生的负面效应。     

金融冲击、房价波动与货币政策

考察金融冲击对于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相关的货币政策选择,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表明,金融冲击对于房地产市场以及宏观经济变量均具有显著的冲击效应。因而在房地产市场调控过程中,政府可以积极利用金融冲击的效应。社会福利分析的结果表明,对房地产市场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机制具有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并且对房价膨胀做出反应的政策机制优于其他政策机制。因此,在利用金融冲击调控房地产市场的过程中,通过采用对房价膨胀做出反应的政策可以达到稳定房地产市场与提高社会福利的目的。     

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效应与宏观经济稳定

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下，运用1999—2012年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冲击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扩张对宏观经济变量都有正向影响，其中短期内财政政策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而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则更为长远。此外，财政政策冲击会对货币政策产生较大影响，而货币政策冲击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则较微弱。     

金融加速器效应的经济区域特征与区域产业转移

本文通过构建开放经济下的ＤＳＧＥ模型,估计与模拟了５大经济区域金融加速器,并构建了各经济区域的产业梯度系数,基于此研究了金融加速器效应的经济区域特征,及其与区域产业转移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经济中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具有显著的经济区域特征;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导致了金融加速器效应经济区域的差异化表现;区域产业转移影响着区域金融加速器效应特征的演变,且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东南经济区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与区域产业转移相关性最高,也表明该区域的市场化程度最高。     

货币政策、异质性企业与产能过剩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面临产能过剩的严峻挑战,而货币政策与产能过剩关系是传统货币政策文献所疏忽的。将金融约束的异质企业引入到新凯恩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考察了货币政策对中国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发现:(1)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资本利用率有正向影响,且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资本利用率的作用大于国有企业;(2)异质性企业投资错配造成了中国产能过剩,具体传导机制是货币政策冲击会因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差异进而影响到它们不一致的投资行为;(3)从政府福利损失的角度分析,不同金融约束的异质性企业其福利受到的货币政策冲击有明显差异,引入资本利用率的货币政策规则能显著减少产能过剩问题。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协调配合——基于中国六部门DSGE模拟分析

实现宏观经济的长期最优稳态,需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协调配合。基于我国企业的二元特征,考虑政府债务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构建包括家庭、企业（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商业银行、货币政策部门、宏观审慎管理部门以及政府的六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研究不同情形下技术冲击和金融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受到国有企业技术冲击时,独立使用货币政策可以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受到非国有企业技术冲击时,独立使用货币政策可以维护经济系统的稳定,加入宏观审慎管理可以改善金融体系;受到金融冲击时,则需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配合实施,以实现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为实现经济和金融的长期稳定,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应该相互配合,以应对不同的冲击。     

中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分析——基于修正的新凯恩斯模型实证研究

基于2000年1月—2010年12月的月度数据,本文建立了修正的新凯恩斯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门限值以区分金融危机前后货币政策的变化,来检验金融危机前后中国货币政策的数量效果;同时在修正的新凯恩斯模型基础上建立SVAR模型来检验货币政策的时间效果。结果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整体上是有效的;金融危机前的货币政策在保持低通胀水平下带来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危机发生后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抑制了经济的衰退,但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并带来了通货膨胀。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效应研究

次贷危机后,美国选择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贸易渠道和货币渠道传导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出口额、货币供应量和物价有长期正效应,对产出则有短期的正效应,且贸易渠道是该政策传导的重要途径.中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击,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再议国际货币政策协调问题

在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理论界一直对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该进行国际间的协调存在争议，然而在这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积极展开了各种反危机行动，不仅同时下调官方利率、实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还频频召开协商会议以共同缓解金融风暴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从现实角度再次诠释了当代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含义。     

理解货币政策：新凯恩斯主义观点

本文试图用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经济模型来理解中国货币政策。模型及其估计结果表明，至少在现阶段，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仍然是适用的，而泰勒规则类的利率规则并不适用于现阶段的货币政策。模型及捡验结果还表明，在我国经济中存在着较大的名义刚性，由于名义刚性的存在，供给冲击不是影响通货膨胀波动的主要因素，影响产出波动和通货膨胀波动的主要冲击来自需求方面的家庭偏好及实际货币余额的变化。经济中存在的名义刚性对理解从需求方面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有重要意义。     

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定向调控具有显著的靶向性吗——以MLF政策工具为例

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的精准性,一直是货币当局与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将生物工程领域的靶向性概念引入到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通过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与靶向性内在关联机理,选取2016年1月至2020年5月的月度数据,运用TVP-SV-VAR模型对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靶向性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脉冲响应冲击结果表明,企业产出和企业信贷对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均具有靶向性,但是在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下,企业信贷对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的靶向性要强于企业产出对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的靶向性,在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下,企业产出对一年期利率的靶向性要强于企业信贷对一年期利率的靶向性.进一步比较发现,对于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而言,选择数量型货币政规则优于选择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     

世纪末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

２０世纪末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由经济膨胀一股市泡沫－经济滞胀－股市崩溃－经济危机崦引发，高举债经济政策的失误，巨额国际游资冲击及国际组织监管不力等，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内因。各国应通力合作维护金融稳定，中国应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开发中西部经济，启动国内需求。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研究——实体经济债务视角的解释论证

通过构建开放经济视域下含有金融加速器的两国DSGE模型,利用2006-2020年的季度数据和脉冲响应技术结合中美货币政策实践进行模拟检验,从实体经济债务视角就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进行解释论证,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使得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债务偏离稳态水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债务的风险累积和风险暴露程度存在异质性,并且冲击结果受到中国应对措施的影响.基于此,货币当局应寻找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实现中关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之间的平衡点,完善金融风险监管制度,构建公平有序的信贷资源配置环境和稳定汇率预期.     

利率市场化对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研究

参照Ｔｓｕｎｇ－ｗｕＨｏ（２００１）假设政府财政支出的目标是实现居民效用最大化,将政府支出作为内生变量纳入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和预测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均衡利率上升对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模型的数值波动模拟显示,均衡利率上升能有效改善经济结构,减小产出和通胀面对技术冲击、财政与货币政策冲击的波动。脉冲响应结果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存在挤出效应,但是短期内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均衡利率上升使得消费和投资面对政府财政政策冲击时的挤出效应增强,但由于利率上升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短期内政府支出冲击反而能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长期内对产出的负向影响并没有明显增强。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影响及对策--以宁夏为例

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在内的很多区域性金融危机,都有一个相同的背景,即美国等大国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收紧,2013年12月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进程正式启动,这一相同的背景再次出现,全球金融市场气氛再次紧张。本文简要介绍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及其退出进程,梳理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渠道,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宁夏的影响,并提出对策建议。     

金融稳定目标对双支柱框架协调关系的影响研究

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多年探索,"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这一双支柱调控框架已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的综合体系.结合中国金融监管实践,在一个包含四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中构建两类不同的"双支柱"调控政策组合,并通过两部门连续博弈分析以及异质性家庭福利模拟测算两类视角,重点就货币政策是否引入金融稳定目标对于两部门协调最优化方式的影响做出分类讨论,研究发现,无论从政策制定者还是家庭主体的角度考虑,传统泰勒规则引导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以协调施政方式为最优,而当货币当局额外盯住金融稳定目标时,两种政策以分立施政的协作方式为最优.     

博弈论与会计学

查阅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ＰＥＳＥＲＣＨ等美国主要的会计学杂志可以发现,最近１５年发表的论文中几乎都有表格或算式。在美国,从事会计教学的会计理论研究人员都把自己的论文刊登在ＥＣＯＮ－ＭＥＴＲＩＣＡ或Ｊ...     

亚洲金融危机成因的综合诠释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金融、经济、制度全面落后的外围国家,最直接的原因是与金融有关的各种因素,包括国际资本的外部冲击、盲目推进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不力、金融市场发育比较落后、金融体制不健全等。中间层次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主要是国内经济失衡、经济周期和全球经济失衡。而更深层次的因素则与东亚的发展模式、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弊病和弱点有关。亚洲金融危机可谓前车之鉴,全面探究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有效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应对外部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治理全球金融危机综合症、并发症具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价值。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溢出效应"测度与影响分析

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计量,从宏观经济波动和名义利率两方面对比分析2008年以来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两阶段操作分别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关联储缩表1个百分点,将引起中国产出5.04个百分点的下降,远高于美国加息对中国产出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缩表政策将引起美国居民收入的减少,进而通过财富效应降低其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就对利率的影响而言,美联储缩表1单位,会引起中国利率4.77单位的上升,这是因为中国需要通过紧缩银根来规避美联储缩表可能带来的通货紧缩风险.而美国加息1单位会引起中国利率2.01的上升,原因在于中国需要通过缩小与美国的利差,来避免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出.当下美国又释放出较强的减息信号,这会对中国出口造成负面影响,同时引起中国利率的下降.针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缩放举措,中国政府应实施反向措施,以消除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中国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在实体经济层面,中国需积极扩张内需、加大政府支出,避免对美国的单一出口依赖;在金融市场方面,中国需重点管控国际热钱的流动,挤出投机泡沫,减少国际冲击引起的资本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