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理论反思与实践路径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商会史研究经历了阶级分析、现代化以及“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三种理论范式的洗礼，最终殊途同归为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论的认同，将商会看作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终将形成与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商会在1949年后的完全国家化更加剧了这一认识。深陷这一理论陷阱的商会史研究，既无法持续产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理论成果，也无法为当代商会提供经验借鉴。但从实践出发可见，近代商会是在中国独特的高度集权的政府与简约主义的行政体系的悖论结合的制度框架下形成的“第三领域”，其中突出的半正式治理机制，体现的是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结与互动互塑，绝非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联系近些年崛起的“商协会”可以发现，“第三领域”的半正式治理传统仍在悄然运作，对于商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的国内外发展简述

通过对国内外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运用市民社会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来探讨市民社会在中国的运用及未来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刚向社会主义市民社会转型期间,研究市民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准确定位政府地位、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街道公共体制改革和国家意志的柔性控制——对黄宗智“国家和社会的第三领域”理论的扩展

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成为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进程的温床，很多学者试图用国家与社会分野的视角，或者说市民社会概念来理解和诠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本文以一个具体的城市社区改革案例为基础，运用个案研究方法，从中来展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虽然有民主化的进程，但是这种民主进程仍然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意志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柔性控制，而不是所谓的市民社会的分殊与发展。只不过，当前社区公共治理中，国家意志的展现更加隐蔽、柔性和更具合法性。由此，本文扩展了黄宗智先生的“国家和社会的第三领域”概念，在当代中国，强财政支持下的政府已经不是通过“简约主义原则”来进行基层治理，而是通过一套更加复杂的柔性控制策略来试试基层治理。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毛寿龙教授访谈录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体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组织得以越来越精简、高效；政府职能得到了迅速的转变，开始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行为日益法制化，开始依靠法律规则来施政；政府权力日益分散到经济、社会和基层政治领域，自主治理的市民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发育；政府人事选拔任命和决策逐渐公开化、民主化；政府运作逐渐透明化，公民的知情权逐渐得到了认可、重视和尊重……。     

法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另类支持——基于行政许可法立法理念对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影响的分析

相对独立自主的市民社会的建构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其基本路径乃是法制建设的推进。中国的行政许可立法,既尊重了中国当代国家和社会渐次分离的现实,又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其确立的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诚信政府等立法理念无疑促进了市民社会的生长。作为一种推动社会现实的工具,行政许可法对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正是我国法制建设对市场经济发展另类支持一个具体表现。     

简论社会与国家二元架构下的公民参与

公民，从出生起，就必然生活在某种共同体中。“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脱离社会关系和先于社会生活中的人是不存在的。”因此，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积极参与。“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关系、社会本质。”所以，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过程势必伴随着市民的积极参与。如果没有市民在各个方面主动地参与，市民社会能否形成还有待商榷。随着市民参与的领域、范围的扩大，市民社会的日     

市民社会及其话语的构建

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系统已开始逐步与行政系统分离,市民社会雏形依稀可见.但在那些行政权力尚未完全淡出的社会文化领域,如今又不得不从属于另一种更有威力的商业霸权.这意味着,中国的市民社会不仅面临着与行政系统的分化,还存在着与经济系统分离的问题.只有具备了独立意义和自治逻辑的社会文化系统,才能提供一个足以与权力与金钱相制衡的市民社会.而“公共领域”的存在,乃是市民社会重建的中心一环.     

NGO在中国——中国NGO对政府的策略：一个初步考察

近年来，中国的NGO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正在形成一个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自治领域。作者关注的是，在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NGO如何利用种种的手段来尝试改变它们与国家的关系，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方向变化，进而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以及影响政府。本文从NGO自身的合法化、利用国家控制的资源以及影响政府决策三个不同的侧面分析它们对待政府的策略。结果发现，中国的NGO与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广泛的互动区域。     

中国市民社会发展浅析

市民社会理论经历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和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全球范围内兴起了复兴市民社会理论的热潮,并于90年代被引入中国。当前中国建构市民社会主要存在经济、法治和文化三方面的短板,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完善市场经济、加强法治建设和培育理性市民文化的角度为中国形成成熟市民社会打下良好基础。     

浅议加强市政管理力度的措施

市政管理是建设优美、整洁、文明社会的保证，是政府管理水平的体现，同时也是与市民生活直接相关的政府重要职能之一。市政管理是以保障市民生活环境、维护城市设施为根本出发点的，如何能够将政府管理与市民利益统一起来，重塑市政管理形象，加强市政管理力度，是市政管理部门一直探讨和关注的问题。     

民法的基础和理念探析

民法产生于市民社会，是市民社会的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对，并以商品经济为经济条件。在市民社会中，所有人身份平等而且自主，中国历史上国家权力庞大，市民社会一直不发达，这是民法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民法是私法的全部，公私法划分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民法所特有的私法传统与理念。市民社会的平等和自主决定了民法最基本的理念和最重要的传统就是私法自治。     

纠正市场失灵的第三种机制

在纠正市场失灵时,实际上在市场与政府之间还有一个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在解决市场失灵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巨大作用,因此,必须在市场-市民社会-政府三分的框架下来思考解决市场失灵的办法.在此基点上,提出了纠正市场失灵的第三种机制,即市民社会在纠正市场失灵中的作用.     

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及其与中国法治发展的关系

当前,学术界围绕着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市民社会、如何界定市民社会的内涵、和市民社会的价值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以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发展时期的经济态势相吻合为历史背景的。本文以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为基础,分析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和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以期找到一条有利于中国法治发展的道路。     

中国内地社会保障领域第三部门发展的可行性

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其发展需要政府、第三部门的共同努力。目前，我国内地社会保障领域第三部门发展不足，社会参与程度和水平不高。中国内地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经形成，现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要有所突破，迫切需要第三部门的发展，制度内在变革的基本条件是存在的。中国内地社会保障领域第三部门发展的一般性条件已经具备，其为第三部门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广州市转制社区治安管理困境原因探析

广州市转制社区的治安管理困境长期困绕着市政府、市民及外来人口。该困境形成的社会根源包括历史上城乡二元体制的盛行、当今半熟人社会的形成、游民精神的释放以及社区自治的异化；经济根源在于转制社区对地下经济的依赖，导致其对治安问题的放纵与庇护；政治根源上则由于不同层级政府间利益的差异，以及转制社区治安管理进入的物理上、技术上、政治上的门槛难题。     

以数字政府突围科层制政府——比较视野下的数字政府建设与演化图景

在人类社会治理演进的历史进程中,科层制的政府治理结构具有标志性的进步意义.它带来了人类社会管理机制的重大进步,标志着政府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范式转型.文章指出,在社会信息流动日益扁平化的互联网时代,科层制政府的内在局限使其愈加难以适应快速变革的现代社会.面对科层制政府与中国党政体制结合所形成的独特治理结构与治理短板,新时期的数字政府建设成为突围科层制政府治理局限、突破条块分割治理结构、弥补科层治理漏洞的有效改革路径.中央顶层布局与地方实践创新良性互动,是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实践的突出特征.北京市数字政府治理体系建构过程凸显出数据驱动、实时感知、市民参与、精准治理的变革趋势.面向未来,基于治理大数据的数字政府建设将是牵引政府治理深度变革的重要抓手,也是提高治理绩效、加速实现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引擎.     

预算软约束与风险偏好强化：非均衡式创新中的风险点识别研究

计划经济体制导致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社会中存在大量非均衡市场和领域，这为中国企业实施均衡式创新创造了条件。随着均衡式创新的帕累托改进空间逐渐缩小，利用非均衡式创新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已刻不容缓。在非均衡式创新过程中，政府极易侵入社会主体创新边界，导致创新租值降低或耗散。政府对创新主体的财政资金扶持容易对创新预算形成软约束，导致创新目标替代，强化创新主体的风险偏好，放大创新系统风险，诱发俘获政府行为，最终导致创新企业逆向淘汰。因此，明确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边界与风险，对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法治意义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揭示了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认为市民社会决定着国家和法的关系。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推动法学研究和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NGO对政府的策略:一个初步考察

近年来,中国的NGO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正在形成一个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自治领域。作者关注的是,在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NGO如何利用种种的手段来尝试改变它们与国家的关系,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方向变化,进而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以及影响政府。本文从NGO自身的合法化、利用国家控制的资源以及影响政府决策三个不同的侧面分析它们对待政府的策略。结果发现,中国的NGO与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广泛的互动区域。     

知识经济时代的公共治理

由于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得社会发展呈现出“共时挤压”的特性,这样的环境促使中国公共行政退出市场领域,市民社会开始发育;公共行政退出社会领域,公共领域开始出现;与此同时,公共治理理论兴起。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化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