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技术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

利用1998～2006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从外资的资本供给和技术溢出角度分析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FDI的资本供给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不同,1998～2000年高技术产业FDI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的资本供给效应,2001～2006年高技术产业FDI对经济增长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再显著,但是资本供给效应为正.在此过程中,人力资本和出口对高技术产业经济增长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集聚效应

通过计量模型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福建省存在集聚效应,尤其以漳州、福州、莆田等沿海地区最突出,厦门比上述地区差些;内地以南平比较突出;外商直接投资在工业和农业部门有明显的集聚效应,工业中又以缝纫业、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较为突出,而在第三产业的行业则不存在集聚情况.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竞争力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方向也有消极的方面。从FDI得益的关键是FDI类型，我国的经济结构和我国政府所执行的外资引进策略。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分析

利用１９８５－２００８年期间的统计数据,对中国２９个省市间及３大区域间的ＦＤＩ差异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２９个省市间ＦＤＩ的绝对差异越来越小,并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趋势,相对差异则表现为“Ｗ 型”的趋势;三大地区内部差异显著,其中西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整体而言,中国省市间ＦＤＩ的差异程度处于较高的水平。因此,为了缩小地区间ＦＤＩ的差异性,中央政府有必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大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区域开放程度,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中国产业安全：理论与机理

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所带来的产业安全问题。近年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动向。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与之俱来的是其通过对品牌、技术、股权、市场的掌控来实现对我国整体行业、关键行业、地区产业的控制,进而对国家产业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东部12省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状况，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外商在我国东部地区进行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根据分析结果，对东部沿海地区如何进一步吸引外资提出了相应策略。以期为我国各地区的吸引外资工作提供一些借鉴。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产业聚集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在地域分布上却呈地区性不平衡,区域差异非常明显。本文从吸引FD I的角度把产业聚集效应划分五个层次的聚集效应,并尝试选取十二个指标来综合反映这五个层次的聚集效应。在此基础上就各产业聚集因子与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实证检验,考察不同的产业聚集因子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并得出相应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的效应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产业集群的影响,利用相关数据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积聚、技术外溢、集群效益三方面研究揭示其对产业集群的线性影响,同时构建模型分析产业集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群是一种相得益彰的互动关系,因此,发展产业集群可以吸引更多更优质的外商直接投资,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又可以提高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

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但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布上极为不平衡,投资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1991年至2005年间,外资由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呈现出明显的"北上"趋势,而外资"西进"的趋势并不明显,中央政府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重大举措,并没有促使外资明显向西部地区转移。我们对东、中、西部地区影响外资区位变迁的基础设施因素、劳动力因素、制度因素和集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给出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建议。     

国外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内溢出效应研究的新进展

对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FDI)产业内技术溢出的研究总结表明,影响FDI产业内溢出的供给面因素出现新的突破,需求面因素的分析有所拓展,实证分析方法得到充实,但是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因此,还有待深入分析探讨产业内技术溢出的机制,同时关注产业间技术溢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

选取1995-2003年间我国FDI、GDP的时间序列资料,描绘了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发现了我国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基本相似的情况。在对其各方面原因进行分析以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国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用生产函数的衍生模型分别对中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析,在东部地区国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而中、西部地区国外直接投资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显著,表明我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引起的.     

西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现状及对策

通过对西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的分析,提出了西部地区应转变政府职能、创造良好的引资环境,加强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鼓励大型跨国公司来西部进行投资和并购国有企业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快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     

对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思考

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仍然没能摆脱规模小、优势发挥弱、技术水平低等状况。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将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巨大发展。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可知,在中国,人力资源、人均收入同外商直接投资成正相关,效率工资同外商直接投资成负相关,其中人力资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基础设施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几乎没有影响.说明外商在决定是否向中国投资时关注的是软环境因素(如人才状况、市场潜力、劳动生产率等),而不是硬环境因素.     

贵州经济增长与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协整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对贵州省1985～2003年期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可知,贵州省经济增长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外商对贵州的直接投资直接促进了贵州省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与外国直接投资呈正向变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还比较有限,而且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     

中国的资本外逃、外国直接投资与政策优惠

根据定量分析,我国的资本外逃是未来一到两年的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推断,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有50%以上是国内资本的转化形式.国内资本过渡到国外后再以外国直接投资的身份回到中国,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对外资给予了过多的优惠.中国要控制资本外逃,应该在国内市场上平等地对待所有市场主体,消除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及其决定因素

当前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特点是:广泛投资制造业,积极开发能源,大量投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其在华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的决定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因素、产业集聚和关联因素、资源因素、政策因素、战略因素、目标选择因素等.     

外商直接投资、新型城市化与中国碳排放

基于2006-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新型城市化评价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对中国新型城市化发展综合水平进行测度，通过建立以城市化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中国碳排放影响的非线性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碳排放影响具有明显的城市化水平双门槛效应。     

我国制造业集聚的区域比较

产业集聚作为产业演化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存在。中国制造业的布局呈现出良好的集聚性,大多数的产业都存在集聚状态。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发展迅速,而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较弱。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集聚程度密切相关,产业集聚在促进各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因此,加快落后地区的产业集聚,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