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用货币时代财富标志的泛化

本文首先分析货币制度的演变过程,论述信用货币时代的货币供给机制及法定财富标志缺失将导致财富标志的泛化。财富标志的量价波动是一种货币现象,本文研究发现货币供给是影响股票、债券、期货、商品房、艺术品、金银珠宝等财富标志成交额变动的重要因素,并提出信用货币时代财富标志的泛化路径。     

从QE看公租房作为法定财富标志的可行性

通过对财富标志形成理论及房价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剖析,揭示了房地产成为社会性财富标志的必然性和由于未能进化成法定财富标志而容易泛化的缺陷性。2008年至今,美国推出了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是为求解上述问题而进行的有益尝试,这与林左鸣和闫妍提出以公租房作为法定财富标志的主张不谋而合。鉴于我国中央银行以外汇为主的资产结构导致的货币政策被动、以及房地产市场乱象丛生的现实,必须尽快落实以公租房作为法定财富标志的制度安排。央行对兼具法定和社会性双重财富标志属性的公租房产权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投放或回笼基础货币:(1)可以拓宽投资渠道,减少商品房的投资需求,抑制其价格过快上涨;(2)可以优化央行的资产结构,降低外汇占比,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3)可以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公租房,解决其融资、建设位置和质量等问题,有利于通过租赁形式实现居者有其所的社会目标。     

财富密度:财富标志的量化特征研究

为深入财富标志量化问题的研究,提出财富密度概念,作为度量财富的一种新属性。通过财富密度的定量分析可区分一般财富和财富标志,从而使基于财富标志的各种拓展研究具有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基于财富密度概念进一步提出了财富分布空间和财富密度曲线,并从财富密度视角对广义虚拟经济中的财富标志泛化、基于财富标志的货币体系、心理需求r要素逃逸等问题重新解读。     

双层存款乘数框架下的货币乘数

主流文献关于存款乘数和货币乘数的认识在理论逻辑上存在着易被忽视的缺陷,与实践逻辑也不完全一致。一是忽视了对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层面存款派生机制的考察,仅从商业银行-客户的层面分析存款乘数;二是将货币乘数中的“货币”界定为包含商业银行准备金存款在内的基础货币,夸大了货币乘数的分母,降低了货币乘数的倍数;三是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中央银行对单家或若干家商业银行的调控效应扩展到整个商业银行系统,过度高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功效。本文提出基于双层存款派生乘数的货币乘数理论,指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误区,将货币乘数中的“货币”界定为中央银行发行的“流通中货币”,重新梳理中国和美国货币政策实践中的货币乘数变化趋势。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创造体系的影响研究

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央行纷纷开展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和试点工作。我国也先后在多地试行数字人民币"红包"实验,各界围绕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模式、信用基础及潜在影响展开了广泛讨论。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双层发行模式下,法定数字货币本质上是一种数字形式的基础货币,其信用基础为主权信用。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将改变基础货币结构,并影响货币创造体系。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有望进一步提升:一是数字货币利率可成为重要的政策利率,强化对存款市场利率的影响;二是付息数字货币可能挤占存款准备金在基础货币中的份额,商业银行对准备金率的敏感性将随之上升;三是央行可借用数字货币的可编程、可追踪特性,进一步提升对专项资金用途的把控能力。应稳步推进数字货币发行体系建设,通过开展宣传工作、完善交易机制、探索跨境数字货币交易等方式完善货币发行体系。     

法定数字货币:重构跨境支付体系及中国因应

数字货币缘起于密码学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发展,经历了加密货币、稳定币到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历程,其实质是主权国家与私人发行者围绕数字货币"铸币权"展开的博弈.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赋予了加密货币去中心化的信用机制与技术特点;稳定币通过与储备资产"锚定",解决了加密货币币值波动的问题;由中央银行发行、国家信用背书的法定数字货币兼具法定货币的币值稳定性,以及由加密技术和区块链等赋能的创新优势,有望弥补传统跨境支付体系在现代化和便利性等方面的不足,从而实现跨境支付体系的重构.鉴于此,在地缘格局与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推动数字人民币试点,参与和引领跨境支付体系重构进程,构建与之相适应的跨国监管机制.     

“负利率”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

今年2月,在国际金融危机过后经济开始回暖的情况下,我国再次进入"负利率"时代。"负利率"会对我国居民的收入、企业投资、商业银行改革及资本市场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负利率"是由通胀压力过大导致的,但深层原因是我国利率还未完全市场化导致的。为缓解"负利率"的影响,我国中央银行不宜提高名义利率,但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等多种措施来控制货币供给,减轻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法定准备金制度的变迁与金融调控

法定准备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中央银行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的关系并不确定。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成为中介目标,法定准备金存在的基础即被削弱,随着央行宏观金融调控方式的转变,中国法定准备金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对现行金融体制的反思

十年改革,我国的金融体制在机构设置、业务范围、企业化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但与蓬勃发展的国民经济的需要相比,现行的金融体制还很不适应。社会上对改革现行金融体制的亟切要求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现行金融体制进行反省和思考,显得尤为重要。 反思之一:传统的金融管理手段无法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 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中央银行通过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进而控制货币供应,以达到调控整个国民经济的目的。为了调节金融、稳定货币,中央银行通常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等经济手段,控制和调节市场货币流通量。 第一、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规定法定存款准备率,除了保证资金的正常运行外,主要是为了控制各家行的贷款能力。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率,影响各家专业银行的贷款能力,最后达到控制市场货币流通量的目的。在我国,由于专业银行没有实行真正的企业化管理,企业不是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当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率,专业银行可利用的存款虽然减少,但因此而短缺的资金可以向中央银行追加借款,对贷款总规模的控制达不到预期效果。 第二、再贴现。再贴现是发生在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贴现行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对各金融机     

试论中央银行货币供给量的宏观调控

近年来,中央银行相继推出一系列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连续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降低再贴现率;将金融机构备付金帐户并入法定存款准备金帐户,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发行特种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增强国有商业银行货币投入能力。今年,中央银行又决定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规模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这些措施说明中央银行放弃了对信贷规模直接的行政管理,转而实行对货币供给总量的间接的经济管理,即我国货币政策由直接的信用控制转变为间接的货币总量管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主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