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区域合作:基于“合作理性”的动力分析与思考

区域合作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普遍形式,区域合作的逻辑起点在于有别于“经济人”理性的“合作理性”.在市场层面,长三角区域合作动力源主要来自市场利益主体的理性选择,合作博弈所达成的“共同利益最大化”成为区域合作的基点;在政府层面,区域合作的动力来自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地方政府推动区域合作的动机,既有来自自身利益(包括地方利益)的追求,也有来自其承担的政治和社会责任,政府的推动和干预会导致区域合作的双重后果.通过区域善治式政府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是长三角区域合作的理想状态,建立平等对话、多元参与和矛盾仲裁等机制对完善区域政府合作至关重要.能否将市场动力和政府推力有机整合,形成目标一致的驱动合力成为长三角区域合作成败的关键.     

政府干预、异质性组织交互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

已有研究缺乏对非企业创新主体等异质性组织参与合作创新过程及作用机理的考察。为了探索包括政府在内的异质性主体如何通过组织交互实现合作创新，提升政府干预效果，基于异质性理论研究创新网络中政府干预如何影响组织异质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并采用SPSS25.0及Process3.3对调研数据进行条件过程分析。结果发现，文化异质性、决策权力异质性及目标异质性均显著正向影响合作创新绩效；政府干预正向调节文化异质性与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但不能对决策权力异质性、目标异质性与合作创新绩效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组织交互部分中介组织异质性与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政府干预对“组织异质性—组织交互—合作创新绩效”路径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当组织交互的不同维度分别作为中介变量时，政府干预的调节效应与作用阶段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并不总是有效。通过揭示组织异质性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提出相关管理启示。     

探路新常态下的区域经济合作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战略,青岛作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龙头城市,如何当好区域协同发展的龙头,带动山东半岛联盟城市加快发展的步伐,成为区域合作待解的命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变为中高速增长,发展水平迈向中高端。国家正在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无论是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战略,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都着眼于以更加开放的眼光和胸怀,加强区域之间的协同合作,优势互补。南望珠三角、长三角区域经济速度之快;北看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质性步伐不断     

中国五大城市群生态效率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实现最优生态效率对于改善环境条件同时确保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基于城市群视域,运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99个城市2010—2019年的生态效率,揭示五大城市群生态效率时空演变规律,进一步通过Tobit模型识别五大城市群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五大城市群生态效率总体发展较为稳定,呈上升趋势。2010—2019年,五大城市群生态效率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2)京津冀城市群呈现升—降—升—降的“M”型结构,珠三角城市群呈现升—降的倒“V”型结构,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呈平稳上升趋势,且长江中游城市群增幅最大。(3)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对城市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技术创新和政府支持起到了负向影响,而城镇化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基于此,提出重视区域异质性,发挥政府在经济和产业结构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等政策建议。     

资本配置效率及其驱动因素的比较研究——基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的比较分析

基于高质量发展理论,以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2009—2018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三阶段DEA和面板分位数回归对两大城市群资本配置效率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平均资本配置效率高于京津冀城市群,银行业和保险业金融发展、政府干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是资本配置效率的重要驱动因素。基于理论研究,文章从理清边界、协同发展等方面为促进两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提供政策建议。     

中国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综合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战略区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其协同创新效率提升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05—2018年地级市数据,以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三阶段DEA方法测算四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并分析其时空特征,利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剔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因素的影响,除山东半岛城市群外,其它三大城市群的平均综合效率值均较第一阶段下降;②外部环境因素对协同创新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区域经济水平和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与协同创新效率负相关,研发支持力度、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水平与协同创新效率正相关;③协同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内部城市等级存在空间不平衡性;④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促进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的相关建议。     

新时代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检验京津冀城市群不同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关系,厘清大城市是否有利于小城市经济增长,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以京津冀128个县级小城市为例,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大城市地理距离、行政边界、产业结构等因素,估计不同等级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核心城市抑制了周边小城市经济增长,存在集聚阴影和“环京津贫困带”;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经济增长负面溢出效应;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辐射和带动功能明显不足,区内城市间发展差距大。最后,从破除行政区经济束缚、强化中心城市辐射溢出效应、科学界定各级城市功能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建议。     

宜昌市开展区域城市合作的模式探讨

宜昌市立足三峡区域,开展城市合作,推动三峡城市群的建设,符合宜昌市的发展战略.现阶段的区域城市合作,各级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非政府组织是重要的参与者.合作的伙伴选择以区位优先,确定核心伙伴群和二级伙伴群.宜昌市要在城市合作中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要担当牵头人的角色,联合各级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构建多层级的合作框架,从信息交流的合作逐步走向专题合作,并最终形成统一全面和制度化的区域利益共同体.     

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定位与合作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城市群、港口群和产业群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国民经济整体格局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目前,京津冀城市群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中心城市现代化功能不足、城乡联动不足、产业分工不足、市场化水平不足、基础设施一体化不足、消费和出口作用不足等许多不利于发展的问题。未来,京津冀城市群的合作需要以区域整体功能定位及其在空间的有效分解为前提,以产业合作为主线,以市场和企业自下而上的力量为主体,进一步发挥京津冀地区的区位、资源、科技、文化等优势,以启动京津实质性合作和构建京津现代服务业中心为契机,以深化区域制造业分工为核心,以制造业集群发展为支撑,创建"繁荣看京津,实力看河北"的区域联动型产业结构,释放经济潜能,实现京津冀城市群合作共赢。     

长三角一体化与区域政府合作机制的构建

伴随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区域政府合作机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开始逐步生成。本文以近几年来，长三角两省一市地方政府间的一系列合作行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长三角区域政府合作所达成的绩效，面临的问题和制度困境。最后，指出长三角区域政府合作机制的构建及有效运作必须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合理的组织安排和完善的区域合作规则。     

合作区域与地方政府区域合作机制的创新

在我国城市化加快推进过程中,城市与区域的发展关系和发展格局产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由城市和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合作区域。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区域类型,应该引起关注;为适应和推进合作区域的发展,城市和区域政府必须推进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培育和发展区域合作机制。     

京津冀区域合作的战略思路

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改革开放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手段,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力,制定合理的战略思路和空间构想是加强京津冀经济合作的基础。本文就加强京津冀经济合作的基本思路、京津冀空间布局优化的基本设想、京津冀城市群的合作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京津冀虽在行政区划上分为一省两市,但在经济、文化、地理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空间布局的优化要淡化行政区划,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其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促进"园区向轴带靠拢,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功能应向外扩散,培育更多的二级城市和三级城市,形成城市规模、空间布局都比较合理的城市体系和功能区。从总体上看,未来京津冀区域的空间布局为:以培育京津冀城市群,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目标,以"京津石"三城为主骨架,重点打造京津塘发展轴、滨海经济带和京广北段经济带"Z"形产业集中发展区,形成"一轴两带三城四区五群"区域发展总格局。在此基础上,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城镇相结合,网络型、多层次、开放性城市体系。文章最后提出促进京津冀经济合作的政策建议和措施:(1)建立政府间合作协调机制。一是建立国务院京津冀区域合作领导小组,二是促进京津冀市长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三是制订区域经济合作政策。(2)实现交通设施的网络化,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3)建立统一市场,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4)建立区域性中介机构和相关组织。一是设立京津冀区域行业协会联合会,二是建立技术指导和管理咨询中心,三是建立产业协作信息中心。(5)促进银企合作,支持企业产业转移。     

京津冀合作中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近期，京津冀区域合作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态势，一些新的重大战略及决策有的正在酝酿，有的已经出台，进入了合作发展的新阶段。为了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区域合作发展，必须解决政府的行为问题，在此过程中需要政府有所不为有所作为。     

论京津唐的合作与发展

京津唐地区目前已成为全国关注焦点：京津城市总体规划相继获批，天津滨海新区被批准为国家综改区，河北唐山曹妃甸成为国家“十一五”最大的项目集群及被批为科学发展示范区。以京津唐城市群为代表的京津冀区域协作正迎来新一轮的发展“黄金期”。如何抓住这个机遇，推进区域合作，构建京津唐“金三角”，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珠三角、长三角，具有重大意义。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前景与战略构想

在中国三大经济圈中,京津冀都市圈所处的环渤海城市群发展速度相对落后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之所以出现“南快北慢”的状况,与这一区域内经济联系较弱有着直接的关系。无论从适应国家经济重心战略调整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区域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考虑,加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势在必行。     

基于人口规模分布的武汉城市圈空间自组织演化评价

以人口规模分布为数据,以城市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曲线为研究视角,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并比较研究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人口分布规律,客观全面评价武汉城市圈空间自组织演化水平。研究表明:武汉城市圈在空间自组织演进过程中,总体阶段上落后于比较对象,空间自组织演化尚处于以集聚作用为主要驱动力的演化阶段,主要要素向区域中心城市集聚,腹地发育略显滞后。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中心性最明显,武汉城市圈次之,珠三角城市群集聚扩散作用相对较为均衡,区域空间发展更为匀质化。武汉城市圈未来的发展,应该在大力提升区域经济总量的基础上,有意识引导分散的空间组织作用力,实现区域空间形态向更为合理的方式演进。     

多中心化与城市群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城市群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空间拓展、发展功能转换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形态。城市群空间结构因城市增长的空间异质性而发生动态演化,多中心化发展趋势日渐形成,直接推动系统空间结构演化,影响经济绩效。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典型区域,已呈现出多中心化发展特征,对城市群系统层级体系演化发挥着显著作用。通过构建多中心性指数,衡量城市在城市群系统中的中心度,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空间效应的交互影响,探讨多中心化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多中心化发展显著促进长三角城市经济绩效提升,而且首位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着异质性、非线性影响,与其自身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关,具有差异化政策启示。     

多中心化与城市群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空间拓展、发展功能转换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形态。城市群空间结构因城市增长的空间异质性而发生动态演化,多中心化发展趋势日渐形成,直接推动系统空间结构演化,影响经济绩效。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典型区域,已呈现出多中心化发展特征,对城市群系统层级体系演化发挥着显著作用。通过构建多中心性指数,衡量城市在城市群系统中的中心度,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空间效应的交互影响,探讨多中心化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多中心化发展显著促进长三角城市经济绩效提升,而且首位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着异质性、非线性影响,与其自身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关,具有差异化政策启示。     

新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空间格局演化与机理

以新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地理观测单元,以专利授权量为衡量指标,运用ESDA和GWR等方法,刻画2005—2014年城市群创新产出时空分异特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市域间创新产出绝对差异波动上升,相对差异波动缩小;创新产出水平相似的市域集聚分布,且集聚程度波动增强,而两极分化现象呈减缓态势;苏锡常都市圈与环杭州湾地区的崛起造成长三角创新活动的核心区域逐步突显;市域创新产出表现出收敛趋同的迹象;创新产出高增长型市域沿沪汉蓉、沪杭甬通道呈"Z"字型分布;各因子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其中政府支持和产业集群环境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水平的主要驱动因素。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金融聚集与经济收敛——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对比分析

利用2000—2014年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38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从金融聚集和经济收敛的视角,探讨了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失衡的深层次原因以及一体化背景下的协同发展路径,并将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两城市群的经济和金融呈不同的空间辐射模式;具体而言,京津冀城市群的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存在显著的σ收敛和β收敛,但是经济增长的σ收敛和β收敛不仅未呈现出趋同效应,反而表现出发散特征,表明河北在信贷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仍存在严重的金融资源流失现象,金融对当地经济贡献微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的σ收敛呈发散趋势,但其β收敛和经济增长的σ收敛和β收敛均呈现出趋同效应,表明长三角城市群金融聚集的溢出效应促进了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