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后的通胀目标制：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及影响机制

国际金融危机前通胀目标制备受推崇,那么这之后表现怎样？这是个颇令人感兴趣和值得研究的课题,并且现有研究相对不足。本文以新兴经济体国家为分析对象,对通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效应及其影响机制这一重要剖面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论显示,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通胀目标制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总体而言好于非通胀目标制国家,而这一货币政策在其中发挥出了积极作用。关于政策效应的影响机制,本文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具有“稳”通胀预期的作用,它是该良好政策效应的基石;而新兴经济体国家采用通胀目标制后内生所需的制度性建设,促使了通胀预期稳定性的提高。我国经济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本文为相关研究和探讨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素材,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参考意义。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低端锁定”还是“高端促进”？

随着数字技术逐渐加入社会生产过程,数字经济对产业内部结构将产生深刻影响,为研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影响,在2011-201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效应为“高端促进”,而非“低端锁定”,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在作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空间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本地的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带动邻地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受人力资本水平的调节,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门槛值时,表现出持续增强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证实数字经济是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能够为数字经济时代破除经济“结构性减速”、优化产业内部结构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围绕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展开研究,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赋能机制,然后分析数字经济通过中介变量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间接传导机制;其次,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赋能效应显著,还能够通过人力资本、产业升级、创新能力的传导效应间接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最强,依次为人力资本、产业升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经济发展实力相对较强的地区,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更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仅应重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还应该关注其间接赋能机制。     

结构性通胀可能伴随我国城市化全过程——关于我国通胀问题的一个分析框架

根据物价指数上涨的原因，可将通胀分为全面性通胀和结构性通胀两类。我国通胀兼具全面性通胀和结构性通胀的双重特征，而且结构性通胀特征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治理全面性通胀既要设法控制名义总需求，更要考虑增加实际总供给。治理结构性通胀应更为倚重财政政策，通过加大对农业和服务业等劳动生产率增长秘隧、价格波动幅度较大部门的财政补贴力度，通过拉平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差异来抑制结构性通胀。     

数字技术发展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了吗

结合数字技术特性,以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为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分析数字技术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影响机制及作用特点。在测度2012—2019年中国214个地级城市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产业融合程度基础上,探讨数字技术发展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促进作用及其内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水平提升会显著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在考虑模型内生性问题并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技术的作用强度具有区域异质性,且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在非技术密集地区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数字技术通过技术进步和信息平台两种方式并以技术创新效应与市场需求效应为传导机制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技术作用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内在机理,深化对产业融合机制和地区异质性的理解,拓展数字技术在产业应用中的研究。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探析

本文采用熵权法测度了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以服务业和制造业增加值比值为被解释变量，分析了数字经济和制造业比重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该比值之间呈现非线性的正“U”型关系，在一定区间内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比重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而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超出该区间之外时，数字经济会降低制造业比重，且降低速度边际递增。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促进产业融合这条路径影响制造业比重。在数字经济发展前期，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而稳定制造业比重，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越高，制造业越倾向于服务化而降低制造业比重。本文的结论意味着，数字经济在短期内对制造业比重稳定是有利的，但长期而言，数字经济依然无法改变传统产业结构演变所遵循“库兹涅茨”规律。     

中国对外援助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

本文利用中国对外援助和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对外援助对当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发现,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对外援助能够显著促进当地数字经济发展。在子样本分析、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对于那些被中国援助的累积金额相对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贫困程度相对较低、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较差、初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而言,中国援助对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更显著。在同一国家内部,中国对外援能助能促进男性、25岁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相对富有和就业人群更多参与数字经济交易。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对外援助主要通过提高当地互联网普及率来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最后,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的援助能够降低当地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这对于改善收入不平等这一全球治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制造驱动还是服务驱动?——基于中国产业关联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87-2010年间中国投入产出表以及相应年份的延长表,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全面测算并比较了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关联变化的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联效应总体上趋于上升的态势,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远远高于服务业,制造驱动经济发展在产业关联上具有显著的特征.但服务业的溢出效应要高于制造业,其对于制造业发展的支持作用非常明显,而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则较小.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来看,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内生发展和溢出机制上都要优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尽管在研发、信息与商务服务上的溢出效应有了较大的进展,但金融、流通等与制造业转型升级比较密切的服务业的溢出效应还相当低.因此优化供给推动与需求拉动的产业关联机制,突破地方保护、贸易壁垒等制度性的障碍,完善制造与服务的生态系统建设是实现中国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所在.     

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劳动要素流动与国内价值链循环

利用中国多省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进行省份间的两两配对,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省际国内价值链循环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显著抑制了国内价值链循环。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抑制作用在低经济发展水平省份间更大;相较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初级产品和资源型产业的抑制效果更强;对南北区域内部以及区域间都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并且这一效应在北方区域内部更为突出。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过市场、创新以及成本机制对国内价值链循环产生抑制效应。最后,省际劳动力流动有助于弱化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国内价值链循环的抑制作用。研究为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和政策研究思路。     

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当前,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逐渐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2011—2019年中国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并且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双重差分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创新水平和促进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服务业FDI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综述

现代服务业将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外资也将成为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关于服务业FDI经济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效应上,而对微观效应关注较少。本文梳理了服务业FDI的微观溢出效应、相对价格效应、创新和效率增进效应方面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文献,为今后对我国引进服务业FDI的微观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     

制造业与生产服务业互动性的测度及其与碳生产率的关联

测度了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性,分析了两业互动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并以能源要素消费、独立资本投入、劳动力流动等为变量构建偏最小二乘回归的可拓展随机环境影响预测模型。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存在两业互动在中间品投入和行业及全消耗系数的碳生产率差异,且东部地区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性相对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两业互动对碳生产率的改善存在显著结构性偏失,其现期效应以制造业劳动力的生产性服务业流动增加为前提,预测显示经劳动力流动和独立资本的两业互动投资可增加其碳生产率的改进。     

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制造业技术升级：影响机理与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赋能传统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动力源。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制造业技术升级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优化营商环境两个途径,促进城市制造业技术升级。进一步研究表明,东部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制造业技术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弥合区域“数字鸿沟”、夯实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构建创新要素汇聚机制,有助于发挥数字经济在制造业提质增效中的引擎功能。     

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 ——来自中国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1年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两步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了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而滞后一期的服务业集聚与服务业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服务业集聚的“拥塞效应”和“集聚效应”会在不同时期达到不同均衡状态。第二,服务业集聚与人均GDP之间交叉相乘项不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该结果表明,服务业集聚对生产率影响的积极效应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第三,制造业集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均有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另外,本文分区域研究了东、中、西部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江苏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关联分析——基于投入产出与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的视角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关联关系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科学支撑。利用投入产出系数从宏观上把握各部门对经济发展的推拉作用,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构建相关部门的网络模型,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指标研究各部门在网络中的地位和功能。研究表明,江苏省经济发展主要靠制造业带动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整合吸收资源能力较强,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其它部门联系较广泛;政府政策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地位和作用具有较大影响。最后,提出制造业应提高需求层次,生产性服务业应提升自身素质,政府应立足长远规划,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需求结构及发展态势

本研究采用投入产出法与比较分析方法,对典型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需求结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生产性服务业性质、制造业性质四方面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需求结构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四要素发展特点总结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需求的国际发展态势,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由对制造业需求显著转为对自身需求显著,而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由以非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主导逐步转向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主导。结合我国现状,本文最后提出了推动我国两类产业互动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如何有效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如何借力数字经济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从现代化、融合化和惠及化三个维度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其对服务业现代化作用最强、融合化次之、惠及化最弱。且在互联网用户规模大、普惠金融发展条件好的地区以及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的影响会得到强化。数字经济发展更易从克服服务业鲍莫尔病、激发创新活力和降低信息搜寻成本等途径促进服务业现代化和融合化,但并不能有效通过克服服务业鲍莫尔病和激发创新活力促进服务业惠及化。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会产生虹吸效应抑制周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而对公共服务业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此,需要突出问题导向,处理好虹吸效应,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江苏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关联分析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关联关系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科学支撑。利用投入产出系数从宏观上把握各部门对经济发展的推拉作用,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构建相关部门的网络模型,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指标研究各部门在网络中的地位和功能。研究表明,江苏省经济发展主要靠制造业带动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整合吸收资源能力较强,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其它部门联系较广泛;政府政策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地位和作用具有较大影响。最后,提出制造业应提高需求层次,生产性服务业应提升自身素质,政府应立足长远规划,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在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改革思路中,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它对制造业的产业关联及带动作用,直接影响到了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出发,分析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目前,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持续,"供需错位"已经成为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据此提出了创新驱动、模式更迭、制度变革等对策建议,据此对河北省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配置与制造业产能过剩治理：机制与检验

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配置是影响制造业产能过剩形成和治理的重要因素。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配置影响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机制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配置对制造业产能过剩治理具有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存在制造业技术进步、信息化水平提升和产业协同集聚的调节效应。实证检验发现,生产性服务业资源的有效配置可以化解制造业产能过剩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高端制造业产能过剩治理主要依靠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资源有效配置,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业资源有效配置则有助于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治理。另外,制造业技术进步、信息化水平提升和产业协同集聚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配置对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化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