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产业收入监管方式研究 --以电力监管为例

收益率监管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为企业提供降低成本、提高运行效率以获取额外利润的激励 ,但该机制的成本加成的本质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和投资的动态经济效率。激励监管通过给予企业自主确定价格水平和价格结构的权力 ,可以提高企业的动态经济效率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会计监管问题研究

在全流通背景下,讨论了中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主要方式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且针对问题,从会计信息披露,经理人市场完善以及股权激励合规性监管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收入股权化：一种有效的激励手段：企业经营者激励问题浅谈

在阐述企业经营者的现实需求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的贡献,进一步提出了收入股权化的物质激励手段。     

父母收入对孩子影响的激励模型

经济学家们用投资模型去解释父母收入与孩子产出(指孩子的学习成绩或未来成就——译者注)之间的正向关系。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本文着重分析随收入而变化的抚育行为的重要性。我认为父母通过金钱激励去塑造孩子行为的能力在低收入阶段将受到限制,导致了更低的产出和对非金钱激励方式(如体罚)更多的依赖。我的模型不仅生成了父母收入与儿子产出之间的正向关系(特别是在低收入水平时),而且可以内生出父母收入和抚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分析结果。     

激励相容与金融监管的边界

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不断突破原有监管的约束,在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也出现一些问题,充分暴露了金融监管的缺陷。当金融风险聚集时,监管机构受监管边界的制约,无法事前或事中及时处置风险,从而错过干预的最佳时机,往往要待金融危机爆发后再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去收拾残局。但直接拓展金融监管的边界,则受到企业自主经营边界的限制,并与现有法律规范相抵触。建立和完善激励相容监管机制,可在不违反现有法律规范前提下,拓展金融监管的边界。     

金融监管效率的基石: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

本文通过金融监管过程中的博弈分析,揭示了当前的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导致的监管当局提供有效监管激励的缺失及金融机构普遍的道德风险是造成金融监管失灵的主要原因.因而解决金融监管低效率或失灵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金融市场透明度建设、监管制度安排的合理设计及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完善,实现社会公众、监管当局、金融机构之间的激励相容.     

企业员工收入激励的数量分析和有效性研究

文章从企业员工收入的组成出发 ,通过收入激励的数量化分析 ,得出了收入激励边际效用递减的结论 ,从而为企业如何运用收入激励杠杆提出了意见。     

激励规制理论与商业银行监管

激励规制理论认为,消除规制与被规制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关键是激励规制合同的建立要使两者的目标尽可能保持一致.激励规制理论在我国银行监管中的运用之一--事先承诺制的引入就较好地符合了这一要求,从而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防范金融风险,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     

收入分配制度设计与企业职工激励不足

一、引言 :国有企业为什么激励不足无论是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还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企业效益不高是一个普遍现象 ,只是我国的国有企业数量多且占主体地位 ,这一问题就成为中国的一个突出问题。观察表明 ,一些国有企业职工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够 ,存在着普遍的激励不足问题 ,这是国有企业难以脱困的根本原因。本文将企业职工分为经营者、科技开发人才、管理者、工人四类。经营者存在“偷懒”与“不进取”行为 ,出现企业成本扭曲、战略失误或无决策 ,科技开发人才纷纷跳槽或兼职或将时间用于寻找新工作等方面 ,中下层管理人员及工人“…     

香港外汇对冲基金的激励与监管研究

外汇对冲基金的避险功能对于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国有公司意义重大。货币政策、公司管理者的激励、对外汇对冲基金的知识与运作能力是决定公司是否从事对冲活动的诸因素。外汇对冲基金在金融危机条件下仍然有其重要的避险作用。中国大陆在构建期货、期权市场和其它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同时要尽快借鉴香港的成功经验培育中国内地的外汇对冲基金市场。     

收入的增长趋势与不稳定性对中国农户消费倾向的影响

收入的增长趋势和收入的不稳定性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有明显的反方向的影响,即收入增长的速度越快,收入越不稳定,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就越低。     

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提供的数据,分析了财产性收入在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总收入不平等中所处的地位和具有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研究了财产性收入内部的不平等和各部分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率,以及个人所得税在财产性收入调节中的作用。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并且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此外,财产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内部不平等情况十分严重,目前个人所得税对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的调节效果不明显,今后仍有很大的调控空间。     

我国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测度分析

高效的税收征管是良好税制的重要内容和保障,也是税制改革成功的基本条件。本文在对2000年以来我国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近年来我国企业所得税及征管制度改革的征管效应。研究发现,近年我国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呈波浪式上升态势,效率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在当前情况下,国税局企业所得税征收比重的提高将会降低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重越高、在税收部门征管中越重要,就更有助于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的提升;2002年、2006年和2009年企业所得税、国地税征管责任分工调整改革,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不显著,2008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     

收入分配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收入差距与总消费是负相关的,即缩小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将提高总消费。因此,我们应在不损害效率的前提下,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努力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逐步形成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所占比例均较小的“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     

ON THE ROLE OF CAPITAL GAINS IN SWEDISH INCOME INEQUALITY

Realized capital gains are typically disregarded in the study of income inequality. We show that in the case of Sweden this severely underestimates the actual increase in inequality and, in particular, top income shares during recent decades. Using micro panel data to average incomes over longer periods and re‐rank individuals according to income excluding capital gains, we show that capital gains indeed are a reoccurring addition to rather than a transitory component in top incomes. Doing the same for lower income groups, however, makes virtually no difference. We also try to find the roots of the recent surge in capital gains‐driven inequality in Sweden since the 1980s. While there are no evident changes in terms of who earns these gains (high wage earners vs. top capital income earners), the primary driver instead seems to be the drastic asset price increases on the post‐1980 deregulated financial markets.     

公平收入差距与收入分配公平感*

本文基于CGSS的调查数据探索公平收入差距与微观收入分配公平感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公平收入差距和微观收入分配公平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实际收入不断接近自我感知的公平收入时,收入分配公平感不断提升,并在收入等于公平收入处达到最高;此后,随着真实收入的继续增加,分配公平感不升反降。改变模型设定、控制变量形式等方式都证明了该结果的稳健性。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工作状态和不平等归因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这一研究将为提升居民对于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收入差距、挤出效应与高房价

本文考察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城市房价的影响。研究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微观上通过挤出效应、在宏观上通过储蓄率的上升引发过度住房投资,助长了房价。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表征的收入差距,还是用高收入阶层所占总收入的比例表征的收入差距,在经验分析上都与高房价高度正相关。这意味着改善收入分配或通过各种手段限制高收入者的住房投资需求应成为房地产调控的政策选择。     

关于个税起征点的研究

本文提供了一种方法,即通过数值模拟,考察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劳动就业率、社会公平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相互关系。本文以搜寻和匹配模型为基础,根据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对分级税率和税级距的设定,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计算了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计算结果显示:(1)中国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但空间并不大。(2)提高起征点可以增加就业,若将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到2800元,就业率可以提高两个百分点。但起征点从2800元再继续提高,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就微乎其微了。(3)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公平。因此,要兼顾社会公平,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不宜过高。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不应该强调起征点,以家庭作为课税单位才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重点和方向。     

我国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分析与思考

我国国民贫富差距较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政府在税收方面采取了很多政策举措,希冀对居民收入分配进行调节,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并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使税制整体呈现出累退性,个人所得税对工薪收入的过分关注以及对财产性收入调节的缺位,增强了个人所得税制收入分配逆向调节的特征,财产税的缺失导致富裕家庭大量财产游离于政府税收制度调节之外。     

中国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的激励效应评估*——基于动态空间工具变量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工具变量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从地方政府收入行为视角对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激励效应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具有双重作用。在直接效应方面，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且不会对地方政府造成直接税收扭曲影响。但在间接效应方面，均衡性转移支付会引致地区间扭曲的税收竞争。其产生的税基效应和税率效应相互抵消，对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的影响不显著，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行为呈现中性影响，并未产生正向激励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