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低通胀经济运行模式的探讨

分析现代世界各国经济运行模式,概可分为低增长、高通胀;高增长、高通胀;低增长、低通胀;高增长、低通胀四种类型,高增长并不必然伴随高通胀。高增长、低通胀是各国货币政策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我国经济运行模式的最佳选择和唯一选择。实现高增长要以扩大再生产和经济顺利运行为前提,实现低通胀则以适度控制货币供求量为条件,其难点在于寻求发展和稳定二者间的均衡点。为此,要打破对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的种种制约因素,通过适当增加投融资力度、优化经济结构、输通流通渠道、谨慎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措施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金融状况、通胀不确定性与通胀预测——基于Markov机制转换模型的分析

一国的金融状况一般通过信贷传导机制、利率传导机制、汇率传导机制和资产价格传导机制来影响通胀水平并决定通胀趋势,但高通胀水平伴随着较大的通胀不确定性。FCI能有效预测我国的通胀趋势,高通胀状态下FCI对通胀趋势的预测能力强于低通胀状态;低通胀状态下FCI对通胀趋势的短期预测效果优于中长期。我国应尽快指定相关部门制定并定期公布FCI,充分发挥FCI的通胀预测功能,并以此帮助国家实施宏观经济监测、完善调控政策、提高通胀治理效率。要提高央行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应避免频繁的政策方向变动,政策调控应尽量平滑操作,从而维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降低通胀不确定性。要充分利用低通胀环境赋予的有利时机推进价格等各项体制的改革。     

刘易斯转折期的通胀及其治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及启示

从近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占比、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已步入刘易斯转折期。国际经验表明,刘易斯转折期内,部分国家的CPI均值上升,但高通胀并不必然出现;同时通胀也表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包括CPI与PPI持续背离,服务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涨幅高于其它产品等。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刘易斯转折期通胀治理的经验看,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在应对通胀时,要适当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要不断完善价格调控的法律法规和行政体系,同时应注重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相结合,注重以结构性政策应对特定因素引发的通胀。     

中国近年两轮通货膨胀的成因与治理分析

CPI和PPI近年来的变化表明了中国近年来出现了两轮通胀，其原因不同于中国以往需求拉动的通胀，其成本推动的因素变得更加突出，二者相互作用，同时也存在投机等其它非决定性因素助推通胀。对通胀的治理也应从经济和法律政策上进行引导，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和金融制度的革新和完善。     

高增长、低通胀:宏观调控的目标与归宿——近五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成长经验的理论思考

本文对中国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政策操作经验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得出了中国经济在起飞阶段保持国民经济以（９±０９）％～（９±１９）％的速度持续增长，同时容忍３％、最多不超过６％的通货膨胀，既是前一个时期经济实践和政策操作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今后政策操作的一个首要目标与归宿，为实现低通货膨胀而牺牲国民经济的适度高增长，实际上并不经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与政策主张，进而通过大量实证分析得出了继续深层推进制度创新和积极倡导技术创新是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目标的长期的和根本的政策选择的逻辑结论     

农产品供给激励、货币调控与通胀的管理目标

准确识别通胀的各种动力来源是对通胀实施有效管理的基本前提。本文通过交互效应的面板结构VAR模型,考察农产品供给以及货币、预期等需求因素对通胀的影响机理。分析结果发现:农产品产出对通胀的平抑作用非常有限,供给激励并不能成为反通胀的有效手段;预期是通胀最根本的动力来源,政策的连续性是通胀管理的关键;货币调控对通胀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地区对利率等调控手段的敏感度存在明显差异;空间上,西部地区承受的通胀压力明显高于其余地区,所以,通胀管理目标的设定应以西部地区为基准,与稳态经济增长路径相适应的通胀管理目标在3%~5%之间。     

中国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与时变转换特征研究

本文构建了分区制附加预期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模型,构造物价一致合成指数作为通货膨胀变量,基于时变概率马尔科夫区制转移(MS-TVTP)方法分析通胀预期对通胀形成的差异化影响并研究通货膨胀状态的时变转换特征。结论认为,在适度通胀阶段,通胀预期最易于形成通货膨胀;在高通胀状态下,受到经济基本面和通胀"惯性"的影响,通胀预期对通胀的影响程度减弱;低通胀区制中的通胀预期往往难以自我加强,通货紧缩的循环不稳固。此外,MS TVTP模型中通货膨胀时变区制转换概率的估计结果表明,相对于推动通胀上升,需求和供给因素驱动通胀回落的时滞更长,并且需求和供给因素对通胀状态转换的作用由稳定向逐渐增强转变。管理好通胀预期,提高通胀调控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将成为稳定物价的重要内容。     

中国通胀传导机制分析与政策治理

1．中国经济内外失衡与潜在通胀压力 一般来说，通胀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具体从需求侧理解，中国经济增速长期超过潜在增长率水平，城市化的持续推进与相关投资过热，以及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比如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危机政策）等均成为引致通胀的重要原因。下文将从经济过热与流动性过剩两个角度分析我国通胀压力的成因。     

关于通货膨胀容忍度的分析--基于双重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是反映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交替取舍关系的曲线。一国为降低失业率，需要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菲利普斯曲线是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据。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依然低迷，主要经济体纷纷进行货币干预，我国的通胀将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国家在采取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时，需要考虑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使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完善，以适应我国的需要，而不是单纯将传统菲利普斯曲线作为在通胀和失业之间权衡的政策导向。     

买方市场下的消费行为与消费政策

消费、投资、净出口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６年的１９年中，消费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中，年均占到６３％以上，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方式已从“高增长、高通胀”转入“高增长、低通胀”的轨道，要继续保...     

外汇干预、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规则

本文构建外汇储备管理汇率、利率调控通胀的双目标双工具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比较分析通胀目标制与双目标双工具政策下的经济波动与政策有效性.模拟显示:(1)面对国外利率冲击时,实施通胀目标制会导致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双目标双工具政策能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但面对国外需求下降,结论刚好相反,此时实施通胀目标制下的经...     

货币政策调控、公众学习与中国通胀预期的演变

本文以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结合我国综合运用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现实和公众学习机制,探讨我国通胀预期的演变。研究发现:我国通胀预期的形成是货币政策、通胀目标和公众学习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对通胀目标采取顺周期调整,舒缓了外部冲击对货币政策的压力,在保持货币政策相对稳健性的同时,造成了通胀大起大落的变化周期;公众学习对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受货币政策工具类型、反通胀立场、政策可信度的影响。我国在管理通胀预期过程中应明确构造以通胀目标为代表的名义锚,借助中央银行的沟通渠道,提高其透明度,通过反通胀实践,改善其可信度,以降低公众的预期形成偏差,引导公众形成与政策目标一致的通胀预期。     

从通胀目标制到平均通胀目标制：理论、实践与反思

2020年8月和2021年7月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相继转向新的货币政策框架,这是对当前全球流行的通胀目标制实践的拓展和延伸。理论上,最优通胀率应为负或为零,但由于零利率下界等现实因素,各国都设定了大于零的通胀目标(2%标准),采用兼顾其他目标的弹性通胀目标制。尽管通胀目标制获得巨大成功,但越来越兼顾其他目标及更灵活的安排呈现出明显的相机抉择特征。基于理论溯源和早期的实践分析表明,美联储的平均通胀目标制实质上是临时价格水平目标制,欧洲央行的新框架实质上是价格水平目标制。与简单工具规则相比,将通胀目标制作为最优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的政策效果并不稳健。探索能够更好解释现实的简单稳健货币规则,仍是未来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重要方向,这对健全中国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后金融危机财政、货币政策选择及协调策略

一、明确政策协调的目标:调节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增长,管理通胀预期。后危机时代恰逢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攻坚阶段,集于高储蓄、高失业及高产能的现状,极易引发通缩和速度抑制型就业。因此,该     

中国通胀惯性特征与货币政策启示

通胀惯性与货币政策效果紧密相关。本文应用具有统计无偏性的"Grid Bootstrap"估计法和未知断点结构突变检验法,研究了1980—2007年中国通货膨胀的惯性特征。本文发现,在低通胀环境下通货膨胀仍然呈现相当高的惯性特征,这暗示着我国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依然非常明显,通货膨胀对政策变化的反应速度缓慢。计量结果说明,中央银行至少应该在出现通胀压力前一年采取措施,来应对高通胀惯性环境下的政策滞后效应。因此,新时期货币当局不仅需要保持对通胀抬头趋势的适度警觉,而且应该关注高通胀惯性对政策效果的影响。     

声音

与其说我担心通胀，不如说我更担心政府对通胀反应过度，做出很多愚蠢的决策。现实情况常常是政府出台应对通胀的政策，反而导致工资、食品、石油价格都不断上涨，通胀也因此加剧，尤其是食品和能源在消费中所占比重远远超过美国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政府如何应对。     

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的“平衡点”

从经济理论上看,如果一个国家同时出现通胀、增长速度下滑、结构失衡,将是非常麻烦的。我国2011年就恰恰遇到了通胀、增长速度下滑、结构失衡同时叠加出现的压力。因此,我们如何寻到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的平衡点,就成了今年宏观上的重大问题。本文就平衡点作了分析,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组合、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结构和深化改革的应对举措。     

通胀目标制与汇率目标制不能共存吗

基于汇率传递的风险溢价渠道，本文将我国利率调控通胀、外汇储备对冲干预汇率纳入新凯恩斯政策模型，构建双目标双工具政策分析框架，比较泰勒规则与双目标双工具规则下通胀目标与汇率目标共存的经济机制与效应。本文模拟显示：（1）双目标双工具政策框架下通胀目标与汇率目标能够共存，此时通过影响汇率风险溢价来盯住汇率不影响通胀；而单工具政策下两目标无法共存，此时降低国内资产的收益率盯住汇率会刺激居民的消费行为引起通胀。（2）国际资本冲击下，双目标双工具政策在固定汇率的同时能保证经济稳定；而当贸易条件恶化时，选择完全浮动汇率制度最优。央行政策损失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以上结论。（3）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深入，外汇储备稳定汇率的有效性将下降，冲销成本会大幅提升。资本账户开放下，双目标双工具政策仍是央行抵御外部资本冲击的首选政策；但是汇率市场化后，通胀目标制与双目标双工具政策效果基本无差异。本文结论的启示是：面对国际资本，需必要的汇率管制；但是面对贸易冲击，可适度提升汇率弹性来减少冲击对产出和通胀的影响。     

汇率影响、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

本文从人民银行近期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现实意义出发,回顾了理论界有关通货膨胀主要成因的观点,并指出输入型通胀、需求拉动型通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胀是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当下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成因。根据经典理论分析,我国当下的通货膨胀压力是人民币汇率制度导致我国基础货币被动增发以及扩张性货币政策指导下超量货币供给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     

CPI设计存在缺陷

以CPI衡量的物价上涨不是理论意义上的通胀，在食品价格大涨或者大跌的时候，用现行的CPI衡量通胀将导致对经济形势的误判和对制定经济政策产生误导。我国目前面临的物价上涨很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通胀那么严重，其应对的主要办法可能是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和区别性的货币政策，而不是笼统的宏观调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