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人语

周其仁:通胀没有那么多类别货币超发是根源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日前表示,通胀是流通中的货币相对于生产供给增长过多.分出诸如输入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等类别,不但逻辑上     

后金融危机的货币供给过剩及其效应

本文针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特征,使用阈值协整方法扩展现有的货币需求模型,度量后金融危机时期的货币供给过剩及其对通胀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调节效应,并进而设定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揭示货币供给过剩对通胀与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主要结论为:2009年第三季度以后,我国货币供给过剩且过剩幅度快速增加,其中名义M1过剩12.56%,名义M2过剩11.31%。2009Q3—2010Q3我国处于货币供给过剩机制下,在该机制下,央行谨慎地实施从紧货币政策,从紧货币政策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相对较强。货币供给过剩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冲击在前2年为正值,在随后近3年为负值。这说明我国现阶段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必须谨慎,退出速度不宜过快。     

我国农产品流通理论供给不足的制度根源

本文立足于我国农产品流通不畅的现实,探讨我国农产品流通理论供给明显不足的表现,指出我国农产品流通理论供给不足的制度根源。     

农产品供给激励、货币调控与通胀的管理目标

准确识别通胀的各种动力来源是对通胀实施有效管理的基本前提。本文通过交互效应的面板结构VAR模型,考察农产品供给以及货币、预期等需求因素对通胀的影响机理。分析结果发现:农产品产出对通胀的平抑作用非常有限,供给激励并不能成为反通胀的有效手段;预期是通胀最根本的动力来源,政策的连续性是通胀管理的关键;货币调控对通胀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地区对利率等调控手段的敏感度存在明显差异;空间上,西部地区承受的通胀压力明显高于其余地区,所以,通胀管理目标的设定应以西部地区为基准,与稳态经济增长路径相适应的通胀管理目标在3%~5%之间。     

局部性改革的逻辑:理论与中国农村市场发展和商业环境的案例

本文检验中国1945—1949年恶性通货膨胀期间是否存在价格泡沫,并据此考察理性预期路径的收敛性。结论认为通胀中含有显著的泡沫成分,尤其在样本后半期恶性通胀主要由泡沫所推动而脱离了市场基本面;由于泡沫成分的存在,理性通胀预期的路径并不收敛。经验结论还表明这一时期货币供给主要是内生决定的,预期价格上涨导致名义货币供给几乎同比例增长。这保证了政府的实际铸币税收益,也意味着通货膨胀和货币增长循环相因构成恶性循环。本文的方法为当前我国资产市场泡沫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二元经济转型背景下的货币供给、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

本文研究发现,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货币供给对非农就业增加具有持续的正向影响效应,而非农就业的增长通过供求效应对通胀产生双向影响,这导致货币、通胀的简单对应关系在转型经济条件下难以有效成立,货币扩张并不必然导致通胀,而收紧货币抑制通胀的传导效率较低,并会抑制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换言之,货币政策尽管属于短期政策工具,然而转型期的货币供给却具有长期结构效应,针对短期的失衡有利于长期结构调整,而短期内有效的政策加剧了长期结构失衡这一困局,货币政策需要和长期结构转型政策建立内在的联系。     

汇率影响、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

本文从人民银行近期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现实意义出发,回顾了理论界有关通货膨胀主要成因的观点,并指出输入型通胀、需求拉动型通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胀是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当下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成因。根据经典理论分析,我国当下的通货膨胀压力是人民币汇率制度导致我国基础货币被动增发以及扩张性货币政策指导下超量货币供给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     

完善货币供给机制与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建议

我国本轮通胀预期在本质上是超额货币供给引致实际货币购买力下降的结果,这表明近年中国持续高货币增长并非简单用货币迷失所能解释。为有效实施通胀预期管理,控制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体系风险,有必要进一步对我国的     

产出缺口、货币缺口与通胀预期管理

我国本轮通胀预期在本质上是超额货币供给引致实际货币购买力下降的结果,这表明近年中国持续高货币增长并非简单用"货币透失"所能解释.为检验我国通胀产生动因.本文通过引入产出缺口、货币缺口进行建模,发现产出缺口对通胀有短期正向冲击.而货币缺口是导致我国通货膨胀主要且持续的根源.同时,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房地产市场对我国通胀效应具有助推效果,实证结果表明房价的攀升对通货膨胀和货币缺口有着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因此控制房价也应成为管理部门调控通胀的重要手段.     

货币超发下的通胀困扰

近年来,货币供给的高速扩张,加重了人们对于通胀和泡沫的担忧。对于“货币严重超发”的质疑也成为“中国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之外的又一个重大话题。     

货币供给、虚拟经济与通货膨胀——对通胀决定因素中货币供给与虚拟经济影响的再认识

主流经济学关于货币增长和价格水平之间关系的观点受到了来自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挑战,虚拟经济的不断膨胀和泛化引发人们从虚拟经济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这一关系.文章认为CPI是衡量价格水平的有效指标,在已有的关于虚拟经济本质和"虚实背离"的研究基础上,对传统货币供给与通胀一一对应关系进行重新分析,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分析虚拟经济通胀水平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我国CPI、M2和虚拟经济之间1997年前后的长期关系以及2006-2007年的短期关系,文章的理论分析得到了较好的支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价值理论与西方供给学派理论比较分析

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认清西方供给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区别.西方供给学派基于要素价值论的分析混淆了价值与财富的区别,不仅忽视了价值的流通与实现、忽视了价值分配对生产的经济效应,而且割裂了需求与供给的辩证联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将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有机统一起来,不仅关注价值的生产和流通,更关注价值的分配,从而能更有力地解释和正确引导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推进.     

开拓农村市场难点分析

开拓农村市场主要取 决于以下三种要素： 即农民的购买力、农产品的有 效供给和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建立。农民增收 因素减少， 增收渠道受阻而各项负担 加重等， 是阻 碍农村市场开拓的根本原因。产品相对过剩 与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 为开拓农村 市场设置了障碍， 流通网络建设严重滞后， 流通秩序不规范增大了开拓市场的难度。     

我国货币供应对通货膨胀解释能力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创新的广义通胀和实体经济流通货币变量,通过扩展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和VAR模型研究我国流通货币变化对广义通胀的短期影响。研究发现流通货币变化短期内并不能解释广义通胀的变化,并提出进口依赖度提升带来输入性通胀和资产市场快速扩张等可能的解释。研究还发现国际大宗工业品价格和通胀预期对于广义通胀具有重要的影响。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带给我们的启示

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今年部署实施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今年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是当前国民经济连续保持高增长、低通胀、国内粮食连年丰收、市场供应充裕、物价总体水平稳定、国际市场粮价平稳、农产品供给由卖方市场转向买...     

财政收支、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关系及变化趋势

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Wald系数约束检验,对我国财政收支、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短期内,财政收支、货币供给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财政收支、经济增长是货币供给增加的Granger原因;但从长期看,财政收支、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不显著。因此,结合当前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通胀预期的实际,应将财政政策与货币供给政策配合使用,即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要搭配,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要相搭配。     

中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分析——从基础货币角度分析内生性

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指出公众的货币需求会直接影响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由于在现代货币和银行制度下基本可以认为货币供给决定于基础货币与货币流通速度，而中央银行是通过改变基础货币供给量来决定流通中的货币供给量的，因此本文从基础货币角度实证检验了中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并且提出了我国产生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原因。     

电子货币对我国货币乘数影响的实证分析

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的机制中,除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外,货币乘数也是重要的影响途径。与基础货币不同,货币乘数并不直接决定于货币当局的政策行为,而是决定于存款货币银行和社会公众的行为。电子货币的流通,分别作用于货币乘数的若干决定因素,进而对中国货币供给的数量、结构和稳定性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作用与影响的分析框架,并根据中国货币供给和电子货币流通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电子货币对我国货币乘数影响的实证分析

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的机制中,除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外,货币乘数也是重要的影响途径.与基础货币不同,货币乘数并不直接决定于货币当局的政策行为,而是决定于存款货币银行和社会公众的行为.电子货币的流通,分别作用于货币乘数的若干决定因素,进而对中国货币供给的数量、结构和稳定性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作用与影响的分析框架,并根据中国货币供给和电子货币流通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冲击及其宏观影响

本文尝试建立一个包含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冲击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贝叶斯技术估计模型,并基于估计后的模型考察了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的影响。结论表明: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冲击对通货膨胀波动有显著影响,二者均可以解释28%以上的通货膨胀波动,但对产出波动的影响偏小。因此,央行政策选择上可以积极运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通胀,同时应注重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合理引导公众预期,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