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存在典型的二元结构,大量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直接关系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后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较快,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年均下降0.86个百分点,结构转换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7.26%,但目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还很明显,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任务还很艰巨,今后,应站在城乡统筹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考虑从两个途径采取措施,促进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问题.     

简析城市型二元经济结构与国企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等西方经济学家曾提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城市的现代化工业和农村的传统农业并存。基于这种状况，他们还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机制。其实，在我国城市经济中也有类似的二元经济现象，即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迅猛发展的非国有经济和缓慢发展的国有经济并存，二者之间也有一个转化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缓慢发展的国有经济使国企中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转入迅猛发展的非国有企业。这种转移可以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转型机制予以分析。     

河南省二元经济结构演化过程分析

二元经济通常是指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存在着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经济部门和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二者在生产规模、技术水平、投入要素、组织方式、增长特征和工资率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二元经济结构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因而研究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具有重大意义。河南省具有比较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这也成为制约河南省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模型及实证研究

本文建立了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模型,并利用实证研究证明了我国企业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并不是西方经典理论描述的竞争性市场,而是存在着‘核心一外围”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是在劳动关系稳定性和专用性人力资本水平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也带来了员工之间地位的不平等。     

推进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分析

经济结构的转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文章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作出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就推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提出了几点建议。     

生产力二元结构与市场梯形结构

中国存在城市与乡村二元生产力结构，相应的存在城市与乡村市场梯形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结合二元生产力与梯形结构的特点。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模型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转化描述为一个"自然演化"的趋势,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从而为发展国家寻找到一条经济均衡增长的路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一直存在非常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本文首先从一个古典增长理论模型出发,阐释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中的经济增长因素,然后重点从实证分析角度,用统计分析指标体系和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英、美、日经济结构转换时点的比较分析——兼评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

英、美、日三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历史表明，经济结构转换既是一个产值结构转换（数量）的过程，更是一个就业结构转换（质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变革是催化剂，服务业是核心领域，农业效率是供给基础，城市化是落脚点，要素流动是制度前提。只有在城市统一市场和技术革命带动的农业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加快城市和业的发展，才能促进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转换的双得并进；同时，也只有在生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转换实现了双重并进时，才能保证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两个经济体的协调发展。通过对英、美、日三国经济结构转换时点的比较和结构转换前提条件的考察，从中得出一些有益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启示。     

重庆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研究

重庆直辖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非常突出,严重影响全民小康建设进程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重庆直辖以来的经济数据为基础,从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劳动生产率、城镇化等方面分析了重庆城乡二元性结构特征,结果表明:重庆城乡二元性结构差异显著,且有不断扩大趋势,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农业产业化发展缓慢、城镇工业化水平低、城镇工业对农业辐射力弱、城乡市场严重分割、传统体制约束和行政区划调整等。最后提出了加快重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若干对策建议。     

市场、组织与二元经济的起源

劳动分工可分为社会分工和组织内部分工。市场和组织是协调劳动分工的两种最基本的实现形式,也是劳动分工赖以存在和演化的制度基础。分工组织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社会分工与组织内部分工的有效对接。二元经济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分工组织及其演进路径的差异。     

对外开放和经济波动的关联性检验——中国和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案例

本文运用研究非对称性冲击问题的实证方法考察和比较了东亚4国(韩国、印尼、泰国和中国)在经济开放过程中内外金融资源的相对价格——实际利差的变化及由此引起的宏观经济(产出、货币和银行信贷)的波动特征。这一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通过区分外部因素的基本面(mean)变化和突发性的波动(volatility)对本国经济所产生的不同性质的溢出效应(spillover),为政府制定不同的针对性措施提供理论根据。通过引入非对称“时变波动”(asymmetrictimevaryingvolatility)特征的二元EGARCHVAR实证模型,论文得到了三个主要结论第一,虽然为维持名义汇率的稳定,各国政府都积极地干预外汇市场,由此影响了当期内外利差的收敛,但包括中国在内的4个国家金融的实际开放程度都在不断加大。第二,除上世纪90年代国际资本移动的鼎盛阶段外,各国的经济波动并不是由外部冲击直接带来的,而是国内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导致的。第三,比较各国经济波动特征,可以发现汇率制度、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对经济波动有很大的影响。     

国内市场分割与中国的出口贸易扩张

本文将国内市场分割和边际成本与固定成本之间的反向关系引入Melitz(2003)的模型,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模型。文章证明了国内市场分割导致不同生产技术的企业都首选进入国外市场。这似乎解释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强劲增长其实是严重的国内市场分割导致企业无法依托巨大的国内需求、发挥规模经济而被迫出口的扭曲现象。     

出口开放、地区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

报酬递增是跨国或区域经济增长发散的重要动因,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则决定了报酬递增的程度。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地区市场规模和出口开放程度显著地影响了1970—2000年各省区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在地区差距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国外和地区市场是相互替代的,而一旦控制了市场规模因素,各个省区即呈现明显的收敛趋势。本文根据地理特征构造工具变量,有效地控制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汇率制度、经济开放度与中国需求政策的有效性

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需求、供给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复杂深刻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OR模型分析框架,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下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对需求政策、利率泰勒规则、财政供给和劳动供给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以及以中国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提出了一个可检验的假说,表明开放条件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及二者的相互作用。     

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

促使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然而,现有文献不能为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这影响了人们对二元经济问题的认识及转化路径的选择。本文认为二元经济反差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结构转变的趋向必须在分工演进的视角下才可能得到解释。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证明了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而促使分工演进的关键是交易效率提高,或者说交易费用降低,理论推导的命题能够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这样就内在一致地解释了二元经济结构在产业和空间等方面的转化趋向。     

论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西部发展极的金融支持

我国西部地区存在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启动，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资金积累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要想较好地解决西部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问题。必须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发挥西部金融机构在不同层面的金融支持作用。     

银行业市场结构、企业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分析银行业市场结构通过企业创新渠道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以2005—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数据为样本,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以银行集中度衡量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空间相关性;企业创新在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弱化大银行在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能够鼓励企业创新进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结论为优化我国金融体系结构、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等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市场革命与产业革命演变路径探析

现代经济革命的内涵与原因曾引起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在制度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得出结论，是技术的革新带来了产业革命；而新制度学派则在技术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得出结论，是制度的变迁引起了产业革命的爆发。市场革命与产业革命是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持的体系。英国的产业革命虽然表现为生产方式的变革，但它的爆发却首先取决于市场革命的成功。而产业革命带来的军事技术优势不仅使新经济体系能战胜旧的体系生存下来，而且使之成为全球各国争相模仿的对象。     

提高商业银行竞争力:市场结构改革还是产权结构改革

近年来,在如何提升我国商业银行国际竞争能力这一问题上,逐渐形成两大主张:市场结构论和产权结构论.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的前提、政策重点都存在一致性,因而完全可以双管齐下--在加快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改革的同时,优化银行业市场结构,增强银行业市场的竞争性.市场结构改革和产权结构改革同等重要.在具体措施上,市场结构的改革重点应是在给予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民待遇"的同时,鼓励它们开展市场化的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