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关系研究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美国对人民币升值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本文对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协整检验、相关性分析,得出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中美贸易失衡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且二者具有正的相关关系。因此,在短期内想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来改善中美贸易失衡是不可能的。当务之急,减少对华出口管制,维护自由贸易才是美国最好的选择。     

弱势美元战略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实证研究

中美贸易失衡是是中美双边贸易争论的核心问题。美方提出“汇率操纵论”将巨额贸易顺差归咎于人民币被低估,并一再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在弱势美元战略下,美方能否通过使人民币变相升值以改善中美贸易失衡成为讨论焦点。本文通过对1980—2010年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美进出口贸易额构建回归与时间序列组合模型,进行协整检验,考察了实际汇率与中美贸易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认为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额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强迫人民币升值不会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汇率传递异质性对中美贸易失衡的解释

文章利用VAR模型考察2000~2015年期间中美货币政策对双边贸易的非对称传导事实,从理论上分析中美贸易失衡调整的汇率传递因素,并根据贸易价格汇率传递模型,估计了中美两国出口和进口价格方程,实证检验了中美两国进出口汇率传递的异质性: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汇率弹性较低,对中国出口的汇率弹性较高,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汇率弹性较高,对美国出口的汇率弹性较低,贸易定价模式不同以及汇率制度、通胀率、企业经营效率及商品品质等方面的差异是中美汇率传递异质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美贸易余额调整的作用非常有限,中美贸易差额不在于人民币汇率的高低,而在于中美国际分工地位和经济结构差异。同时,中国应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提高出口商品质量,争取对外贸易定价权。     

究竟谁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因——来自中美分行业产品异质性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升值凸显的样本期对人民币汇率与中美两国分行业产品双边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据此探究和剖析了引起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根源。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并非引起中美贸易失衡的真正根源,中美两国贸易结构异质性引起的两国贸易互补性,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引起的购买力水平异质性和边际消费倾向差异性,以及产业结构差异性引起的中美两国经济主体的相异性才是引起中美贸易失衡的真正罪魁祸首,而且这些因素引起的失衡现象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的逆转。与此同时,中美两国收入水平对中美贸易失衡也存在一定的影响效应。这意味着,要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中美双方应该共同致力于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并非过多地关注于人民币汇率。     

余淼杰：中美贸易失衡新解

日前,美国参议院又通过决议,再次认定中国是所谓“汇率操纵国”,认为由于人民币长期低估,造成美国大量工人失业,并使中美贸易失衡,据美方计算,2010年双边贸易美方逆差2520亿美元。因此,提议提高如果人民币不短期大幅度升值,将对中国进口品采取惩罚性关税。     

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利益格局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比较价格水平、贸易条件和贸易结构三个角度来分析人民币升值对中关贸易利益分配格局的影响。结论是：人民币适度升值将有利于我国提升比较价格水平、改善价格贸易条件和中关双要素贸易条件、促进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从而改善我国在中美贸易中的利益分配；但同时也应积极防御汇率双向浮动给中美贸易利益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不完全传递——基于中美贸易价格的实证研究

传统的汇率理论假定汇率变动所引起的进出口价格的变动是完全的，因而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通过对中美贸易商品价格的实证研究，本文证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国进口价格传递程度很低，人民币升值不能减少对美贸易顺差。本文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不完全传递的原因，及其对中国汇率政策的启示。     

多维视角下美中贸易巨额逆差成因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美中贸易逆差额不断攀升导致双边贸易争端此起彼伏,严重影响了两国正常的经贸关系和政治互信。美方将贸易失衡归咎为人民币汇率,而中方则指出两国贸易失衡的症结并非人民币汇率,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双方冲突和利益博弈行为日趋严重。在此背景下,作者以1990-2011年的美中贸易、汇率等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和政治因素出发,将人民币汇率、国际投资、全球分工、统计误差和消费储蓄等因素纳入分析,从多维视角对美中贸易逆差成因进行了定量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美中贸易逆差的成因缘自美国、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对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双方的统计误差以及人民币汇率三组因素,人民币汇率并非美中贸易逆差的主要因素。在基于资产所有权的贸易净额统计方法下,作者对美中贸易的历年贸易净额进行了重新估算。美方数据结果显示,在美国报道的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中,其数据统计被夸大;而中方数据结果显示,中国直到2006年才从对美贸易逆差转为顺差。作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并非美中贸易失衡的主要因素,该问题之所以争论不断,主要是源于美方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诉求。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平衡:基于汇改后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计量方法考察汇率制度改革后贸易平衡价格弹性的变化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贸易平衡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的结论: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我国贸易平衡的价格弹性显著增强,汇率的价格信号机制有所加强,表明汇率制度改革使人民币汇率更好地发挥对贸易收支的调节作用;人民币升值不能显著减少中国贸易顺差,但人民币升值会改变中国与不同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平衡关系;汇率制度改革后的人民币升值对工业制成品贸易的影响要大于对初级品贸易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美、中日双边贸易失衡

近年来随着中美、中日贸易失衡的发展和扩大,中国与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关于目前中美和中日贸易失衡关系,传统观点更多的是从统计方法、来自第三国的转口贸易等角度进行解释,本文则尝试用外商直接投资来解释双边贸易失衡的真实情况。通过研究发现,如果考虑外商直接投资因素对资本项目的改善,中美、中日贸易不平衡远没有对方所述那么严重,但是中国仍应对双边关系给予重视,采取合理的措施促进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     

中美贸易逆差与美国贸易保护的转变

一、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的背景根据中国的统计,中美贸易从1993年美方出现逆差,当年逆差额为62亿美元,到2003年上升到586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近8.5倍;根据美国的统计,从1983年起,美方对中方有逆差3亿美元,到2003年上升到1240亿美元,20年增长了412倍。按美方统计,1988年中国进入美国前10位逆差国行列,1989年就从第9位上升到第6位,1990年攀升到第3位,1991年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2大逆差对象国。2000年以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此后贸易逆差继续攀升,到2003年,中国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23%。中美贸易逆差备受关注的…     

中国与美国货物贸易互补性的实证研究

中美贸易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两国之间存在着贸易互补性。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借助贸易强度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贸易专业化系数等分析工具,定量地说明了中美之间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互补性的强弱程度及互补性的性质。结果表明,两国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贸易联系和持久的互补关系,这是中美贸易关系的主要方面,也应该是中美双方客观地看待和处理双边贸易竞争与摩擦的基本出发点。     

Dumping on Free Trade: The U.S. Import Trade Laws

The passage of the Uruguay Round implementing legislation represents a natural opportunity to review the policy goals of the U.S. import trade laws, to assess how well current laws achieve those objectives, and to explore possible reforms. I argue that there is a variety of policy concerns justifying a circumscribed set of import trade statuses. The relevant U.S. laws, however, have largely become divorced from such national welfare considerations and are now too often a mechanism for furtive protectionism. The Uruguay Round effected some (marginal) improvements but left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the laws unchanged. I discuss possible reforms in the final section of the paper.     

政党政治与美国的贸易政策

贸易问题是美国政党斗争的焦点之一.随着两党所代表利益的变化,美国两大政党对贸易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本文拟揭示美国两大政党贸易立场的变化及其根源.     

Trade Costs and Intra-Industry Trade

Formal economic modeling of intra-industry trade ignores transportation or, more broadly, trade costs. Yet, as Anderson and van Wincoop (2004) suggest, trade costs are quite large. This paper extends work by Bergstrand (1990) that addressed intra-industry trade in the explicit presence of trade costs. In the context of a Helpman–Krugman-cum-trade-costs model, we derive four empirically testable hypotheses regarding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trade costs. These hypotheses are investigated empirically using a cross-section of bilateral OECD Grubel–Lloyd indexes. The results are strong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ypotheses, indicating the importance of a more rigorous and systematic treatment of trade costs in the intra-industry trade literature. JEL no. F14, F15     

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

<正>一、贸易自由化的概念贸易自由化—国对外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所采取的限制性逐步减少,为进口商品提供贸易便利的过程或结果。它表现为进口关税率从比较高的水平逐步调到比较低的水平。同时表现为非关税壁垒或关税以外贸易障碍的逐步减少或消除。从     

布什政府的自由贸易协定及其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现在美国布什政府正以双边行动致力于市场开放。2005年底,布什政府完成了与13个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还有10个国家正在谈判。美国通过FTA向贸易伙伴输出环境政策、劳工标准等,提高了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加入自由贸易协定的成本。美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行动会导致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贸易转移效应,加速中美在能源需求中形成竞争关系。同时,布什政府的贸易政策措施可用以遏制中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