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同关系及动态演进

基于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法研究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趋势.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普惠金融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大多数省份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或中度协调,两个系统的协调状态主要表现为普惠金融相对滞后;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地区相对差异和地区绝对差异都随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推进而逐渐缩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异质性与动态一致性研究

为揭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演变过程、区域异质性与动态一致性,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的省级层面数据,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异质性的大小、结构和变动趋势;使用绝对收敛模型和条件收敛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动态一致特征。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区域间总体差距在缩小,但是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仍然突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地区差异基本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直接表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性和正向空间外溢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

在数字金融发展的大趋势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讨论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并提出研究假设,然后运用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区域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促进作用相差无几。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在促进农村地区产业融合方面也存在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最大。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减少传统的金融排斥和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来推动农村产业融合。     

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时空耦合协调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解决广东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新的选择,利用综合评价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11～2020年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能力状况及二者时空耦合协调特征。结果表明:（1）广东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项分指数持续增强,但地区之间差距明显。（2）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指数呈上升趋势但平均水平不高,珠三角地区的子系统间已形成稳定互促机制。（3）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升且深广珠发展速度较快,空间上呈两端到中心逐步提升的阶梯分布。据此,从深化数字普惠金融建设、优化区域发展结构、加强区域合作缩小空间差异方面提出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供给驱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需求拉动数字普惠金融进步,两者协调发展。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综合评价、耦合协调度等模型测度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共同富裕水平及二者协调发展状况发现：一是我国数字普惠金融高速发展,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二是共同富裕发展较缓,整体水平一般,地区收敛性、空间集聚性特征明显;三是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协调发展能力逐步增强,呈现突出的东南沿海集聚发展特性。为促进二者整体协调发展,需利用信息技术扩大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增强风险防控能力;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发挥沿海强省的示范作用;利用二者协调发展能力的空间聚集特征,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相互促进效能。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分析

产业融合的兴旺发展为农业生产现代化、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持续动能,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农村集体经济在二者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传统金融竞争在二者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则不显著;在粮食主销区与产销平衡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以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效果显著;而在粮食主产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低以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则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具有协调共生关系,把握二者空间演化特征、耦合协调关系及驱动因素对推动区域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体系,利用合成系数法测度2011—2019年省域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生态环境指数,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借助地理探测器探究二者耦合协调的主导因子及交互因子。结果表明：我国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空间布局呈现“三强带动、东西分化、中部过渡”的特征,省域金融生态环境空间布局呈现“东南向西北层次递减、中心区域极化”的特点,二者耦合协调度从濒临协调过渡到高度协调,空间上呈现出“东部沿海高、西部内陆低”的层次递减规律。人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比、人均财政收入、政府人均教育支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量是驱动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主导因子,经济发展、金融法治环境与其他系统的交互作用会助推二者耦合协调,但促进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主导因素存有异质性。因此,应从优化地区经济发展、构建完善金融法治体系以及提高居民金融素养等多方面着手,...     

数字普惠金融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影响：指标构建与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拓宽产业融资渠道,为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关键引擎。选取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深度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激发农村创业活跃度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两条传导途径间接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信息化程度较高地区更为显著。对此,未来应建立健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体系、多角度深挖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潜能、制定差异化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战略,以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厘清二者互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测算我国2014—2021年1625个县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并进行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1）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都呈上升趋势,呈现“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结构;（2）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度逐步提升,但整体耦合处于中等水平,且呈现“东部高、其余区域低”的空间结构特征;（3）全国及各区域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超前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二者相对发展状态不尽平衡;（4）教育水平提高、产业结构优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政府适当支持均能推动二者耦合协调发展,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促进二者耦合协调发展不仅需要政府支持引导,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和居民素养提升方面,还需要因地制宜,最终推进各区域均衡发展。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同测度与评价

制造业与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带来产业运行效率的提升以及生产方式的转变,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此,本文利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经济水平,并结合耦合协调模型、障碍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及莫兰指数探究二者耦合关系及其区域间差异、差异来源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水平耦合协调度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其耦合水平以勉强耦合和初级耦合为主,且表现出“东高西低”“沿海高于内陆”的不均衡空间特征;（2）互联网普及率、移动互联网用户数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及外资开放度、创新贡献度是制约各省份耦合协调度的关键因素;（3）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逐渐减小,区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4）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并呈现出一定集聚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耦合协调度研究

文章根据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上升趋势明显,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耦合度总体提高,主要处于颉颃阶段;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度方面,大部分省份经历了由低度协调转变为中度协调转变,最终达到高级协调阶段的过程。此外,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水平,以及二者之间的耦合度、协调度,均是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对中西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给予政策扶持、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提升作用和加强区域合作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与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资本—技术—劳动力”分析框架,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该研究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资本供给、驱动技术创新和引导劳动力回流,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发展要素支撑。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程度超过一定水平时,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作用更加显著。因此,应加快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优化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环境、加强政策支持、提升农民数字金融素养等举措,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赋能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产业融合

农村产业融合是实现农村产业兴旺进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论文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及数字基础设施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均能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提升,且数字基础设施在其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越强。在异质性分析中,仅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功能定位弱的地区呈现了显著的后发优势。基于以上研究,论文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顶层设计、发挥落后地区后发优势、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     

我国经济、生态、技术和金融的协同发展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经济、技术、生态和金融四者的综合指标体系,结合我国2001～2016年数据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30个省域的四系统协调发展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四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在时间维度上取得了增长,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两个指数的空间分布相似。我国耦合协调度整体位于濒临失调阶段,区域间耦合协调度存在差异,西部地区耦合协调水平最低,东部地区最高,且与其他区域差距逐年扩大。此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关联性分析也印证了这一特征,四大区域仅东部地区存在耦合协调度的高水平集聚区。     

绿色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能否助推经济发展？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和空间回归模型,分析绿色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进一步探讨其对经济的助推作用。结果表明：绿色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耦合协调机制;无论在经济空间还是地理空间中,某一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可以促进本地及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在东、中、西部区域中,耦合协调度的经济效应具备空间外溢性和地区异质性。基于此,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整体提升耦合协调度、在不同区域内立足区域实际进行精准施策的建议。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空间差异与集聚效应

基于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地理特征,依据2006-2015年30个省市相关数据,测算农村普惠金融水平;建立空间自回归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检验普惠金融发展空间集聚效应.结果发现:各省市农村普惠金融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空间相关性逐年增强,局部空间差异逐渐缩小.普惠金融集聚与农民收入变化之间存在正空间相关性,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鉴此,应加强区域空间金融合作,提高保险业普惠度;加强地方政府之间交流合作,发挥普惠金融集聚辐射作用,推动农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实证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空间效应以及区域异质性展开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在全国层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和维度差异,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使用深度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呈现“低—低”“高—高”集聚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关部门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因地制宜,实施符合本地区发展特点的数字普惠金融战略,以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以湖南省为例

在讨论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系统协调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分别构建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湖南省为例分析2008-2017年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及其耦合关系的时序变化过程。结果发现：湖南省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两者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已由过渡阶段转变到了协调阶段。两者呈现农业产业化相对滞后与普惠金融相对滞后交替变化的情况,现阶段表现为农业产业化相对滞后。为了促进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开发性普惠金融支持的重点应当是农业产业化,需要加快基于农业产业化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建设,强化金融素质教育,并建立相应的协调管理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一个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对本地区减贫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也能够显著降低其关联地区的贫困率,即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关联地区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偏误修正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深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从长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的直接影响仍然显著,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党中央提出我国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进一步促进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融合发展,为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扎实的金融力量。在此背景下,文章尝试将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结合,并提出理论假设,基于2012—2020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建立面板数据,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分别利用中介效应和回归模型开展影响机制和区位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善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缓解资源错配等中介途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分析,文章建议重点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最大化提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发挥好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外溢、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源错配减缓效应,全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重点提高中西部地区金融服务供给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