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

本文围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问题,首先按照“促富裕”“保公平”和“防贫困”的思路,构建了包括整体富裕、分配公平与兜底保障3个维度14个指标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采用熵权-TOPSIS法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民农村推进共同富裕的情况进行了系统评价,结果表明综合排名靠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整体富裕和兜底保障两个分项的排名与综合排名情况类似,而分配公平分项的排名情况则与地区经济发展关系不大。最后,本文提出了三项对策建议,即推进农村产业发展,以乡村振兴谋乡村富裕;重视体制机制建设,以共建共享促分配公平;筑牢防范返贫屏障,以兜底保障防返贫致贫。     

中国城镇劳动群体迈向共同富裕：逻辑、现状与策略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缩小贫富差距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核心。基于2006—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微观数据的测度结果表明,我国家庭收入差距呈扩大态势;对于工薪群体而言,提高工资性收入是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当前缩小收入差距政策仍然存在“重补偿、轻预防”的逻辑缺陷。基于以上结论,研究认为,要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提升重点群体人力资本,增强其增收能力;运用政策和金融手段鼓励群众投资、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加强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建设,下沉金融服务;各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结合地域特征打造精准扶贫行动升级版,持续加大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相关投入的力度。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通过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有助于弥补现有金融体系中农村居民融资的短板,继而通过农民增收的直接效应和提升农村地区金融要素的配置效率等间接效应,直接推动实现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但由于数字普惠金融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目前还存在着普及程度不高、应用范围有待提升以及监管尚有盲区等问题,据此本文提出应该围绕共同富裕导向,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出对农村居民更友好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以及完善农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等政策措施。     

绿色金融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现实挑战、逻辑进路与体系构建

农业绿色转型和农村生态宜居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为赋能“双碳”目标下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支撑。绿色金融通过赋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产业链价值链增值、均衡配置生态项目资源、提升数字化治理效能和乡村生态宜居质量,从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然而,绿色金融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仍面临着区域间标准不统一、融资主体信用体系不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工具单一、城乡绿色治理协同效益偏低、绿色产业联农带农作用有限等现实挑战。为此,应积极构建绿色金融赋能农业产业体系、绿色普惠金融服务质量监控体系、绿色金融区域协同管理体系以及生态价值经济补偿体系来有效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农村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

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促进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新契机。本文从数字经济为出发点,探寻其与农村共同富裕逻辑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正以技术、金融、市场平台、政府服务等方面为传导点与农村经济实现了有机结合,成为推进农村共同富裕发展的新动能。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促进农村共同富裕道路上仍然面临着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数字化转型不足、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数字人力资源不足等挑战。因此,需要突出问题导向,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农村数字人才队伍,聚焦农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农村共同富裕稳健前行。     

税收学理下的共同富裕：历史逻辑、理论渊源与现实选择

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历史上很多政治家、思想家曾提出共建大同社会的主张,但囿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这种追求缺乏可行性,仅是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先后让中华民族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在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下,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可能。税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其经济效应可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其本质可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其调节效应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未来要正确处理税收与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协调发挥税收的经济效应和调节效应,让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在新时代成为生动实践。     

三次分配、财政政策工具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财政政策工具可以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全流程,并在改善初次分配、调节再分配和促进第三次分配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实现共同富裕,但实际结果并不尽如人意。要切实发挥税收、社会保险、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在构建橄榄型社会、促进共同富裕中应该起到的积极作用,重点应围绕如何降低财政政策工具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力度、提升其再分配中应发挥的分配职能,并适当加强其第三次分配的引导作用展开深入研究。当前尤其应该关注的具体政策措施,包括优化税制结构,提升自然人直接税占比,增强税收调控收入差距的力度;全面修订《社会保险法》,加快完善社保制度顶层设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阻断脱贫人口返贫威胁;完善税收制度,全方位营造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环境,提升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等。     

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探究

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是我们党和人民一直以来的期望和奋斗目标,而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和应有之义,两者有着共同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过程中,广大农村地区依然存在着产业发展缓慢、城乡收入差距大、缺少人才活力等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在后续亟需加快产业发展、坚持改善民生、多渠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乡村内部收入差距,以及建立完善的乡村人才培养与人才引进机制,以此来助力共同富裕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促进共同富裕的税收制度与政策研究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本文首先介绍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富裕.本文进一步阐述了税收制度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并结合具体数据进行国际比较,剖析目前我国税收制度在促进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不足.我国税收制度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存在直接税体系不完善、"税收洼地"引发诸多避税风险、税收征管体制面临多重挑战等方面的不足.最后,本文从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健全直接税体系,提高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规范地方税收优惠,维护财政收入分配秩序;提升税收征管水平,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四个维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背景下城商行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以绍兴银行为例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党中央赋予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金融是经济的血脉。作为重要的地方金融机构,城商行与共同富裕建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也应当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角色。绍兴银行从客户层面、产业层面、区域层面、保障层面四个层面着力,积极推进共同富裕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实现了自身的发展。     

零工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已实现9899万贫困人口绝对脱贫,正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大踏步迈进。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互联网技术、5G技术的广泛应用,“零工经济”通过算法更加高效地匹配供需,由此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增加了零工人员的收入水平。尤其是近几年疫情期间,依托互联网发展起来的“零工经济”异军突起,在稳定就业和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零工经济”在释放增长潜能、稳定就业、增加收入等方面效果显著,但也存在劳动保障不健全、议价能力较弱等问题。在提高收入（做大“蛋糕”）、收入分配（分好“蛋糕”）方面,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和收入再分配理论,为“零工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实现路径

实现共同富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共同富裕要统筹好“做大蛋糕”“分好蛋糕”两件事;要循序渐进,逐步实现;要缩小差别,但不搞平均主义;要体现共同劳动、共同创造;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要缩小东西部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处理好三大分配之间的关系。     

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合理控制收入差距,减少并最终消灭贫困,迈向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目标。本文研究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运用“分位数-分位数”回归方法,探讨经济增长处于何种状态才能够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同时收入差距不被过度拉大。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可能会拉大群体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及行业收入差距,而对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较小;相比经济出现萧条或过度繁荣,处于潜在水平的经济增长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增长能够提高农村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减少贫困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共同富裕。经济增长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但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实现共同富裕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文章建议实施跨周期与逆周期政策相结合,在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平衡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促进共同富裕。     

我国个人所得税对共同富裕影响的量化分析——基于共同富裕指数(SPI)和共同富裕溢价指数(SPPI)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政策工具,个人所得税在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参照世界银行关于共同富裕指数(SPI)和共同富裕溢价指数(SPPI)的定义,根据个人所得税对SPI和SPPI的影响机理,基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对SPI和SSPI的影响效应,促进共同富裕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既要动态提升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确保低收入者不被征税,又要消除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导致的个人所得税调节的累退性,对高收入者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减少其费用扣除额,还要加强对高收入者特别是新业态下极高收入者收入的监管力度,以提高个人所得税税负率,实现SPPI的提升,从而促进共同富裕进程。     

直接税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北大核心CSSCI

优化直接税制度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直接税制度改革应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导向,从系统性视角厘清其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直接税能够通过影响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影响共同富裕。尽管直接税在国民收入分配环节的收入调节作用正在发挥,但对标共同富裕目标,直接税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为充分发挥直接税促进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应进一步完善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占比,筑牢分配链条,改革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完善慈善捐赠所得税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各税种在收入分配中应有的作用。     

共同富裕背景下财政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在振兴乡村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统筹使用好财政资金,发挥财政对资源优化和市场要素配置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甚至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分析了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现阶段财政政策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的解决办法。     

共同富裕视角下促进乡村振兴的税收政策

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其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被赋予了重要的历史使命,而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以增加农民收入。我国现行和农村产业相关的税收激励政策存在着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税收激励力度小、推动乡村产业融合的税收政策缺失、激发乡村创业活力的税收支持不够精准、支持乡村创业人才培育的税收政策范围有限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从现代农业发展、乡村产业融合、乡村创业以及人才支持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税收激励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愿景下我国个人所得税的重新定位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及脱贫攻坚战役的全面胜利,中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收入分配成为党和国家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作为调节个人收入的重要手段,个人所得税本应在收入分配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从实际效果看并不理想。原因有二：一是城乡差距对收入差距的主导性导致了个人所得税调节能力的内在局限;二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制度缺陷以及改革目标造成了其调节角色的失位。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瓦解,在共同富裕的愿景下个人所得税必须也必将在收入分配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从加强征管、加大财产性收入调节力度以及进行综合性改革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     

新型集体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模式——“未来乡村”共建共享平台的实施策略与重点

集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振兴乡村产业、变革农村生产方式、推动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建设宜居乡村、完善乡村治理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作用显著。结合温州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实践,应通过巩固提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加强市场和政府资源统筹利用和完善利益分享机制等更好推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