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果研究——基于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分析

当前学术界就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未形成一致结论,可能的原因是忽略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影响的差异性。据此选取A股2094家上市公司2015—2019年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计算得分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通过构建OLS模型和门槛模型,进一步探析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市场绩效;但对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考虑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市场价值更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市场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长期财务绩效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企业财务绩效下降,但随着转型逐渐深入,财务绩效开始上升;并且管理运营成本对这一“U”型关系存在显著门槛效应,即随企业内外部渡过转型磨合期,管理运营成本开始降低,企业财务绩效由下降转为上升。     

头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通过发挥头部企业优势来释放数字红利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区分头部企业和追随企业的基础上,本文将两类企业数字化转型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内,从理论层面考察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追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进一步地,本文使用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提升了追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机制检验表明,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是其中的重要作用路径,并且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大于负向竞争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头部企业与成立时间短的头部企业对追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带动作用更大。本文为充分发挥头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以大带小”的作用,推动行业内头部企业与追随企业数字化协同发展,缩小企业间的“数字鸿沟”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否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非国有股东治理可加快国有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进程，为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提供数字化支撑，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我国国有上市企业2007～2021年的数据，从股权结构与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探讨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持股与委派董监高均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多种稳健性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主要通过提升股东风险承担意愿，加大创新投入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非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持续加大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在研发经费投入高、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强。据此，应注重增强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力，强化股东风险承担意愿，提升区域数字化水平，以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地方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的影响——基于Tobit空间杜宾模型的计量分析

基于政府治理提质增效的现实需要,选取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效率测度方法并构建Tobit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地方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多数省份政府治理效率未达到效率前沿面,存在提升空间;本地区效率改进能够给周边地区带来正向溢出效应;政府间竞争对治理效率及溢出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防范政府间竞争对治理效率的抑制效应是政府未来治理的重点,其中,法制环境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越优越,倒“U”型曲线越为平缓,更有利于激发效率改进和溢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政府干预程度高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的地区,尽管政府竞争对治理效率的倒“U”型影响不变,但对溢出的影响变为不显著。     

供应链关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动机与能力双重视角的分析

从上下游供应链视角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要素是破解当前数字化转型实践中企业“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难题的新思路,本文围绕供应链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可能影响及作用机理展开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负向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随着供应链集中程度的加大,一方面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动机容易因弱化的研发动力与简单的业务体系而受到抑制,另一方面企业参与数字化建设的能力容易因密集的专用性资产与不良的信息透明度而受到损害。在动机与能力双重机制的作用下,集中的供应链形态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升,且这种影响效应受企业内外部要素的调节,在非国有、处于高度市场化水平环境的企业中更为突出。本文为企业从供应链关系管理维度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审计收费

本文选取2010～2022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准回归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能够有效提高会计监督效率,从而提升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减少审计师在信息收集方面的成本,进一步减少审计收费;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在地方国有企业和高科技类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丰富和拓展了审计收费相关研究,所得结论对企业管理实践、提高审计资源配置效率、形成协同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新的发展动能，但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至今尚无明确的论断。以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文本数据挖掘的方法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且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明显。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与降低代理成本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因此，企业应积极运用新兴数字技术打造多元协调的治理平台，营造开放共享的公司治理环境；政府应加快出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扶持政策，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强化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     

公司治理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转型是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公司治理机制是企业治理体系的最高层次。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按照“公司基础制度（公司治理）-公司战略（战略激进度）-公司行为（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思路，检验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水平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激进度对上述关系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环境丰富性正向调节上述关系。因此，管理者应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战略变革的实施，利用丰富性高、动态性低的外部环境，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应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和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以完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财政收支结构调整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春风化雨”还是“适得其反”?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支出方面，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以及科教支出占民生性支出比重提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产生驱动效应；收入方面，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之比上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U型影响，直接税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比上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伴随着有为政府建设的推进与有效市场的完善，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呈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作用渠道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收入结构调整通过影响企业交易成本与资本配置效率作用于数字化转型，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优化则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技术性人力资本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数字化转型的效应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具有促进作用，财政收入结构优化则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通过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精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与有益参考。     

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本文以2015～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效果。机制检验表明：企业财务柔性在二者的U型关系曲线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此外，QFII不仅使国际化程度和数字化转型之间的U型曲线更平缓，还使U型曲线的拐点左移。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U型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显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研究

基于价值创造视角，系统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并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测度指数，以2011～2021年中国全行业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展开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重塑了企业的价值创造模式，对提升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企业成本、增强运营效率两条路径作用于企业绩效；对比不同所有权性质和规模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绩效中更为显著。因此，应制定和完善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和措施，尤其注重对非国有和中小型企业的针对性服务，推动中国全行业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专精特新”企业是数字化转型的领军者,是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2011—2021年度“专精特新”企业发布的财务报告数据,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上升显著地降低了企业绩效;在作用机制上,转型程度的上升增加了企业营销与研发活动的投入,提高了动态能力,但企业绩效显著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中西部地区,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大。文章揭示了在数字化转型探索初期,“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为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提质增效提供启发与参考。     

研发投入、公司治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研发投入是企业作为市场微观主体构筑竞争优势的主要方式,也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力手段。本文以2013—2021年我国沪深主板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运用文本分析方式构建了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公司治理与数字化转型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研发投入的强度可以正向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研发投入力度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公司治理在研发投入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其中：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负向调节研发投入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独董比例正向调节研发投入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企业国际化战略与管理层业绩预告准确度

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探讨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对管理层业绩预告准确度（管理层业绩预告偏差）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化战略与管理层业绩预告偏差之间并非存在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而是存在一种类似“U型”曲线的相关关系,说明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的提高,管理层业绩预告偏差会呈现出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所引发的企业经营风险、盈余操纵动机与代理成本的“U型”变化是“U型”曲线关系产生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U型”曲线关系主要出现在非国有、外资股东持股比例较低、非双重监管、分析师治理水平较差和审计师治理水平较差的企业中。研究结论对于引导证券监管部门防范国际化经营企业业绩预告违规风险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存贷双高”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存贷双高”的作用及其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其“存贷双高”,且对不同类型“存贷双高”的抑制作用有明显差别，即表现为抑制异常型“存贷双高”;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弱化代理问题、强化内部ESG治理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等途径作用于企业“存贷双高”;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抑制企业“存贷双高”。鉴于此，应大力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当前较为普遍的“存贷双高”现象，降低企业运行中的财务风险。     

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效率的双重效应及门槛特征

以我国2007~2017年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和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实业投资效率。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实业投资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以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及产品市场竞争分别作为门槛变量时,企业金融化与实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会随着门槛变量的不同而改变,呈现出区间效应;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的实业投资效率随金融化水平变化的敏感性更高,呈现出更加陡峭的“倒U型”曲线特征。     

国有股权参与能否促进民营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北大核心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近些年越来越多的行业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进行绿色战略转型,特别是重污染行业,其绿色技术创新直接关系到我国企业能否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本文选取2008~2020年重污染行业中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利用Tobit模型研究国有股权参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研究表明:国有股权参与能够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国有股权参与能够通过优化企业外部资源配置、改善内部治理结构来提高企业创新意愿,从而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差异、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差异均会影响国有股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价值效应研究——来自概念炒作的证据

信息披露是企业向外部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有助于帮助企业展现数字化转型进程并赢得市场关注。本文探讨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的价值效应，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价值效应，不利于提升企业长期和短期业绩；企业掩盖转型疲软、获取资源、追逐热点和操纵市值的动机以及大股东获取私利动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的负向价值效应。机制分析显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行为增加了企业破产风险、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加剧了股票回报波动性、削弱了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从而产生负向价值效应。进一步，从投资者反应视角展开的分析显示，散户投资者无法识别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行为，而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判断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真实可靠性。投资者尤其是散户投资者应重点关注信息披露中实际的数字化转型投入和成果部分，即企业实际做了什么，并辅以新闻媒体报道，最大化避免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行为带来的投资风险。本文可以为监管部门针对性治理“炒概念”乱象和加强投资者保护提供经验数据和相关启示。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吗？——来自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EBM-GML模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提升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稳健且显著地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管理效率在其中均起到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两高”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东部及南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重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价值，促进数字化加速融入能源管理体系；发挥数字化转型优势，赋能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导和监督，推进数字化健康发展。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加快推进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以及绿色化方向发展。本文以2013—2022年上市专精特新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探究上市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内部因素中,专精特新企业更高的经营效率、更高的人力资本以及CEO信息技术背景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外部因素中,更高的行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更多的政府补助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据此,本文提出应提高人力资本、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因地施策从而助力专精特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